材料一：

苏东坡十一岁时，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未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绝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们的父亲赶考铩羽而归。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但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这样的家庭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

（摘编自林语堂《苏东坡传》）

材料二：

从苏轼的经历看，他刚开始虽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佛教抱有好感，然而并没有真正信奉佛教，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后，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的挫败使他开始反省，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并借佛老的方法来净化内心。这一时期，他审视自己的经历以及处事态度，重新寻找心灵的支撑点，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开始接受佛教思想。谪居黄州以来，苏轼躬耕东坡，作诗赋词，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东坡居士”形象。

黄州词如此丰产的数量也预示着它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有在被贬后旷达心情的抒发，有对亲戚朋友的思念，也有对世间丑恶的讥讽……题材之广泛已然突破了前人。他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

苏轼诗词的主导风格是洒脱旷达，其旷达风格的形成并非因其个人与偶然，同时也是整个宋代文化浸染下的产物。苏轼从来都是以一种无所不适的超然态度来面对自己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佛学思想的影响让他形成了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境界。他在诗词中抒发人生如梦的感触，表现超然自如的人生态度，营造出一种空灵、恬淡而又清雅的独特的意境，从而构建出一个“词意高妙”的超然旷达的艺术高境。

（摘编自赵凡龙《苏轼黄州诗词论析》）

材料三：

日本文人学习、模仿唐宋词人，其中特别喜欢效仿苏轼的词作。苏轼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词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早就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云：“坡翁家集过燕山，垂老声名满世间。”说明在其生前文集已在国外广为传播。

日本词人学习、效仿苏轼的词，首先是仿调，即采用苏轼创作的词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许多日本词人也喜欢用此词调作词。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用苏轼词调凭吊苏轼，一方面揣摩苏轼创作该词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境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风流才情作了高度的评价，可称是苏东坡的“异代知己”。夏承焘在《域外词选》序言中称赞他：“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

其次是用韵，即按照苏轼词的韵脚来进行创作。如野村篁园有次韵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词以记喜，用坡老韵”，铃木豹轩有次韵苏轼的《念奴娇·汴京怀古》。林读耕斋的《满庭芳·警世》词，韵脚与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完全一样。

再次是仿意，指借用、模仿苏词的语词句式、立意、风格来进行创作。有的直接撷取化用苏轼词的经典语词，表达其相似情怀。如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云：“我欲采槎去，招手海边鸥。”“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河一片”和苏轼的《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垂）中“一千顷，都镜净”意象仿佛。有的效仿已脱略苏词形迹，达到自出机杼的地步，在词中抒发胸襟怀抱，表达词学见解，与苏轼一样境界宏阔开放，豪健清雄。

（摘编自钱锡生《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

材料一：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 ，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 ，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宇句。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费孝通先生仅从熟悉社会只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来解释为何乡土社会缺乏文字，不免过于片面简单了。费孝通先生还是外来者，对乡村人不够了解。他们真的不想学习文字？

首先，乡村里认字的人身份上就不一样，在大家眼里那是认字的、有学问的。

其次，从实用的角度说，认识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场，可应不时之需，即使在乡土社会里也是这样。有句老话说“艺不压身”，或者叫“技不压身”，认了字，也是多了一门“艺”或“技”。比如，家里有人外出，写个信、念个信什么的。我在家读书的时候，旧时代过来的老年人，基本上都不认识字，我就多次替别人念信、回信。再比如，如果做点小生意，记个账本，也需要文字。我的一个乡村出来的同龄朋友，他的母亲与我母亲一样，不认识字。他家里做点小买卖，他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谁来买东西赊账，需要记下来谁谁买的什么，欠钱多少，她就发明了一套记录符号来记账，只有她自己认识，多少年过去了还不会认错。

总之，即使在乡土社会里，文字还是需要的，并不是因为熟悉了，交流可以面对面，语言比文字更方便，就真的完全不需要文字了。

最后，如果认识了文字，也可以读些书，增加生活的趣味。虽然乡土社会有个书本不容易，但只要识了字，有了书本就可以读了。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风筝在古代书籍中叫风鸢，用木料为主制作的叫木鸢，以帛或纸做成的叫帛鸢或纸鸢。曹雪芹在《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观夫史籍所载，风鸢之由来久矣，其可征者实寡，非所详也。惟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之说，无或疑焉。盖将用之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所以辅舆马之不能，匡舟楫之不逮者也。揆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前人在考证风筝的制作年代上已推到春秋时期墨子以前，甚或还要远得多，只是没有文献可以考据，无法加以论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墨子创作木鸢是为了用以负人载物，从空中飞往要去的目的地，想把风鸢发展成为飞行工具，限于古代不具备应有的条件，所以没有成功。

以后的年代，兵家利用风鸢作测量或传递信息的事例不胜枚举，散见于多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中，这些纸鸢都要求灵活变动可以操纵，从而向“运动类型”风筝这一支流发展。清代军事组织“八旗”间仍保留着其特殊扎糊技法，只是不允许在市肆坊间售卖。这种军事专用风筝可以单线操纵，用以传递信息，越过敌人阵地，把书信传递给自家友军，并把回信再带回来。这种具有特殊放飞功能的风筝由两个风筝配成一套，一静一动，静的是要能“钻高”，加上“吊环”，把另一风筝的主线穿入被固定的吊环内，使这“吊环”升到敌人弓箭射不到的高度。然后，把另一只灵活善动的风筝也放起来，加以操纵，使它上、下、左、右、斜飞、横飞、下扎、上翻。用于军事的风筝要求放飞者技巧极其熟练，还要善于辨识风力的变化，放飞风筝的两个人各自放飞自己的风筝，但又要相互配合默契，才能使风筝成为军中送信取物的工具。在南宋时，人们喜欢在杭州西湖堤上放飞此类风筝互相缠绕搅斗，以决胜负为趣。

南宋为避开金人的侵吞，偏安建康，把北宋的风筝工艺带到江南。那里的气候湿润，少烈风多和风。因此，江南的风筝多为仿生型风筝。形神兼备，动态逼真，多以鹞子的轻巧灵活的动态作为模仿“标的”。南方至今仍把风筝叫“纸鹞”或“鹞子”，例如蜈蚣风筝叫“蜈蚣鹞子”，双斗燕儿风筝叫“双燕鹞子”。南通地区，风力强大，那里的工艺高手以“板子”扎法为主，能抗大风。人们把各种不同大小的哨子拴到“板鹞”的迎风面料上，使它受风就发出音响。许多组高低音不同的哨子，使得放到天上的风筝发出不同的音响效果。

（取材于孔祥泽《风筝漫谈》，有删改）

材料二

放风筝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有的文化活动。费孝通在《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指出：“文化的意义就在其对人们生活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风筝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其发生的直接成因就是人们的需要。

放断线的风筝叫做“放晦气”“断鹞放灾”，这是我国北方非常重要的民俗之一。据 《东周岁时记》载，儿童们于岁初，把“家中某生身厄消灾，送厄迎福”等字样写在风筝尾部，然后把它放掉，希望就此送出厄运，迎来幸福。按中原地区的古代风俗，放风筝的“放”，不是把风筝放飞起来，而是“放走”之意。某人有灾，将姓名写于纸鸢之上，放至空中，剪断系绳，使其飞走，灾即消除，即所谓“放病根”“放晦气”。而在吴中扬州地区民间时令风俗中即有“三月之时，放断鹞”之说，颇具特色的传统蜈蚣风筝，它前面也曾做成一个鬼头。新春伊始，春风浩荡，把风筝放走，意味着放走旧年的灾祸、疾病、晦气，表达了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人们从图谶风筝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安慰。民俗家钟敬文指出：“从民俗史的角度考察，放风筝最早的原始意义，具有巫术性质，其最初的含义是为了转移病痛、邪恶，将一切不祥的灾祸放飞于天空。”

把吉祥图案绘制在风筝上，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祈吉盼福的文化心理。风筝的吉祥图案是通过借喻、比拟、双关、寓意、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象形寓意，物以情观，呈现出“天人合一”、物我主客同归的意境美。人们给风筝以深刻的寓意，用风筝来描绘人间的悲欢离合，以风筝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如五福临门、连年有鱼、龙凤呈祥、双喜临门等等，寄托和表达了中国人祈求吉祥、幸福、长寿、喜庆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取材于李弘历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三

就风筝描写来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例子不少。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古今小说》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明代传奇《金印记》、《春灯谜》中都写到了风筝或断线的风筝等，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意象显得比较单薄，基本上是借风筝比喻人物的一去不返，或借指对已逝人、事、物的深情怀念。清代李渔的《风筝误》，以“风筝”命名，又以“风筝”贯穿全剧始终，风筝作为情节的重要线索和具象。

现代以风筝描写作为意象叙事的作品亦复不少，如鲁迅的散文《风筝》，因为具有比较丰富的“风筝”意象，早在1929年就被收入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近几十年来一直收于中学语文教材。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也是小说的一个线索，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追寻“风筝”，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作为具象的风筝要飞上天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在有风的天气下，风筝才能放飞；二是风筝都需要有提线的牵引，断线的风筝在短暂的飘远之后必定会掉落下来。正是由于风筝具有这些“象”，高明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将“意”嵌入其中，使得风筝装载着艺术家所要传达而又颇为含蓄、朦胧却又不易言明的思想意义。这就需要欣赏者具有一定的认识象外之象、意外之意乃至味外之味的鉴赏能力，不辜负艺术家的苦心孤诣，挖掘出作品的审美价值。

（取材于王人恩的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即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司马迁的研究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之学者依然可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有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授司马迁公羊之学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此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淮南子》也有“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闳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母题。这里的“天”并非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就是“帝”，“天帝”主宰世间万物。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门生，也许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还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他讽刺秦皇汉武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他虽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命。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面前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认为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还总结出“见盛观衰”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就开始显现，从而逐渐走向衰落。所谓“物盛而衰，天地之常也”。他还试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自命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无需客体认可。所以，儒家除学理依据周礼之外，其余的内容不是客体社会需要，而是自我命名，先规定，后存在的。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无需客观实践。重言轻行，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恰恰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从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说明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主体性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需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晚清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接纳域外文明。从古典时期的自命无证，到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的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取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材料一：

中国美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国近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传统形态的美学，中国近代美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三者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有一脉贯穿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与我们不同，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这种差异不是由美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文人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缘。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朋友，是最美的事物，是可以怡情悦性的审美场所。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原点建构起来的。诸如“情景”“意象”“意境”“物色”等美学范畴，又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感物动心”和“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等美学思想，都是人与自然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种特色。

西方美学重在求“本质”，中国美学则重在求“神韵”。在中国美学中，“神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南北朝时，“神韵”一词只是用在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中，指人的气质美和风度美；后来也用在对大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前者指神态美，后者指韵味美。无论是人的神韵，还是自然的神韵和艺术的神韵，都是指审美对象内在的生命、精神和意蕴。它是通过外在形式如“形”或“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美学的“思想”“情感”和“意义”又不相同。西方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和“意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中国艺术的“神韵”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中国美学家谈论“美”的问题，大多是结合着生活、实用和功利一起谈的。西方美学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求解“美本身”开始，就有排斥“实用”的倾向。后来，康德干脆将“实用”的奠基石彻底拿掉了，将审美与实用（即功利）对立起来。从此西方美学就走上了“务虚”的形而上的发展路线。

（摘编自古风《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材料二：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只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作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曾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哀“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路过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酗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了，就搬出了外祖父家，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亲同住。这期间，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则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400年，陶渊明三十五岁，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来到荆州，投靠到荆江二州刺史桓玄门下做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有个要命的想法——做皇帝。陶渊明毕竟是正统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当然不想趟这造反的浑水，恰恰这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于是以母丧辞官，第二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号为楚。公元405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扶保司马德宗登基，紧接着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论功行赏，刘裕却仅仅封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日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还是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属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龌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园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五柳先生传》里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功名利禄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满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人们自由和平、天性真纯，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