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唐传奇，创作才真正进入自觉与成熟阶段。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不仅道出了唐传奇的创作背景，更是精准地概括了它的文体特征与艺术特色。特别是诗意笔法的运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化风格，使作品洋溢着诗的审美意蕴。

人物形象塑造的“诗笔”运用

虚实相生是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这种“诗笔”移植到唐传奇的写作中，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唐传奇塑造人物，通常是截取其重要生活片断，而把另外一些内容省略，留下大量空白让读者想象。如沈既济《任氏传》描写任氏，仅有“容色姝丽”四字正面叙写，但其美貌却如在目前，原因就在于作者全从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先写郑六一见钟情、不能自已；又写韦盎派遣家僮秘密察看之后两人的一段对话，先问之“容若何”，家僮答之“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简单的一问一答，让任氏的绝美之姿跃然纸上。

这些铺叙，全从虚处落笔，由虚入实，这正是诗歌意象创造中的虚实相生之法。其他像《莺莺传》《无双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都充分利用了虚实相生之法，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刀。

叙事节奏的“诗笔”推动

古代诗歌长于抒情，但不排斥叙事，它在叙事上讲究取舍剪裁，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策略。这样的“诗笔”体现在唐传奇的写作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叙事节奏与韵律。

具体说来，一是注重情境的塑造，突显人物的性格特征，演绎人物的不同命运。

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当宫中得知龙女的遭遇后“皆恸哭”，洞庭君听了非常惊慌，赶紧告诉左右的人：“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钱塘君还没出场，其性格已宛然可见。接着写钱塘君离去，“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乃擘青天而飞去”。文辞华艳，极尽铺排，创设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情境，有力烘托了钱塘君的勇猛。

二是通过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历史叙事的节奏美。比如《霍小玉传》，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高潮迭起。但其情节的组织和推进既非建立在线性时间链条上，也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而是借助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在平行化的不同空间背景上，演绎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从而完成小说叙事的时空转化。

含蓄情感的“诗笔”表达

唐传奇中“诗笔”的运用，同样体现出含蓄蕴藉的艺术追求。不论是小说中人物的痴情，还是创作主体的情思，都不是直露式的宣泄，而是充分体现出诗歌抒情的含蓄蕴藉之美。

如李景亮《李章武传》对人鬼之恋的描写，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比如王氏鬼魂与李章武相会之际的一系列动作语言描写，极力烘托出王氏真挚热烈的感情。“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连臂”可见依依不舍，“呜咽”正显悲情难抑。

用字不多，却言简意丰，含无尽的悲情于举手投足之间，读来让人悲不自胜。这样的含蓄之美正是“诗笔”艺术特色的体现。

除了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作者主观情思的表达也往往十分含蓄。比如皇甫枚的《王知古》对张直方残暴跋扈的刻画，采用了夸张的笔法，“洛阳四旁翥者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鸟兽尚且如此惊惧，人民的水深火热也就可想而知。作者对张直方没有任何直接的评判，但其感情态度显而易见，批判的锋芒因“诗笔”的运用而更显犀利深刻。

总之，“诗笔”的运用，使唐传奇呈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而这一点是传奇小说最为独特的审美特征之一，并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摘编自韩伟《唐传奇中的诗意笔法》）

材料二：

唐传奇中的所谓“诗笔”叙事，是指以诗歌穿插于小说叙事过程中，或对叙事活动进行干预，或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或进行环境氛围的渲染、情感抒发等，具有很大的叙事作用。

在很多传奇作品中，诗歌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游仙窟》中，人物对话皆由酒令诗来完成，男女主人公以诗歌答问，而故事的情节也在这一唱一答中，不断向前推进。诗歌还常成为塑造人物的手段。如《莺莺传》末尾，莺莺赋诗赠张生，自叙别后为君消瘦，容颜憔悴，而今却又羞见张生，复劝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用情至深却为情所伤又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物形象立现纸上。诗歌的嵌入为唐传奇塑造了一批才情容貌俱佳、情感细腻丰富的人物形象。唐传奇中环境氛围的渲染也常借助诗歌来完成。《陈季卿》一文中，书生陈季卿归乡途中吟道：“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连花一峰立。”以诗写眼前所见之景物，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唐传奇的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石月清《唐传奇中的“诗笔”叙事简论》）

博陵崔护，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还。崔亦眷盼而归。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锁扃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岂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妻之。

（《崔护》）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题起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儿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撤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的。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闻文。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里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萧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渲染，但曹雪芹也同样用成语交待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的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摘编自李书磊《<红楼>景语》）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上。但乡土社会不是人治，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做得对的，对实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这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用以获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传统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能逃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威规罢了。孔子一再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只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略有删改)

材料一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后立家，信奉无国便无家，“家”为小家，“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还是国难当头，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追求团结统一，强调群体优势，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奉行“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仁”为本，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冤冤相报，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奉“天道酬勤”，勉励人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道德经》和《庄子》，亦为两部智慧奇书，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其核心是“空”(佛法博大精深，不可思议，难以言说)，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不可穷尽。儒、道、释，分而观之，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三位一体，交融互补后，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便凝练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有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摘编自《文艺生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意义》)

材料二

儒家的仁心——和谐世界，稳定发展

孔、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而又美好的世界，是从身体到灵魂的洗礼。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要善待并且珍爱周围的各种事物，要谦虚礼让，尊老爱幼，要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基本的道德意识。

细细品味孔子所说的“仁”，我认为其中包含的意思有这样几层:首先是孝悌之道，对自己的长辈要尊重，对兄弟姐妹要团结友爱。其次包括忠、恕，所谓忠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恕也，当然还包括礼、智、勇等。孔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要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把天下太平作为己任，这个任务虽然责任重大，路途坎坷，但是需要我们一直努力，不断进取。对于如今社会，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我们应该从孔子那里学到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应该对自己的家庭先建立起责任心，对长辈要孝敬，对小辈要疼爱，努力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家庭，进而让一个个小家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孟子的“性善”是说人生来就有不忍人之心，但最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要经过后天的悉心培养才能成为完美的道德。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不免有外物的诱惑，假如只知道贪图一时之快，善良的心就会渐渐丧失，所以要“求其放心”，通过自我修养把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寻回来。

道家的智慧——上善若水，超脱世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老子认为，柔弱的东西充满生机，刚强的东西难以持久。有着无比的韧性和持续性，是一种长久之道和制胜之道。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学会“柔弱”，太张扬个性总是有危险的，毕竟谁也没有包容你的义务。而老子提出的持续性，包含我们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终究要我们考虑到的是长久的战略。我们要从老子的话中领悟，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这大概就是老子给后世开出的治世良方。

对于庄子，他的超然让人心生敬意，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这种精神状态，就要排除一切人为的桎梏，最终求得逍遥自在。当然，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险恶和残酷，一面披露着现实的险恶，一面又思考着人在乱世困境中，如何保全生命，获得精神心灵的自由。我们和庄子要学到的是一种如何面对困境的心理状态，或许过分超脱我们不需要，但是总要知道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意外，需要在困难和磨炼面前依旧无畏。

墨家的兼爱——兼相爱，交互利

墨家学派在当时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成员必须服从首领，必须积极实行墨家的主张。创始人墨子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在不否定自爱的同时，提出了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他并不鄙视自利，而是希望自利和互利能共同发展。在这种爱意融融的互助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墨子的兼爱互利体现着一种劳动人民朴实、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这就与儒家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提倡和谐，追求和平。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对世界友好的追求一直没有停过。对于今天也如此，自己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同时应该共同发展，应该考虑到世界人民其实是一个大家庭的事实。

(摘编自《先秦诸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在《红楼梦》，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悲剧为什么演成？辛酸泪的解说在哪里？曰：一在人生见地之冲突，一在兴亡盛衰之无常。我们先说第一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仁者秉天地之正气，恶者秉天地之邪气，至于那第三种却是正邪夹攻中的结晶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便是这第三种人的基型。普通分三种人为善恶与灰色。悲剧之演成常以这三种人的互相攻伐而致成，惟《红楼梦》之悲剧，不是如此。《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善恶对抗的悲剧是直线的，显然的；这种冲突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曲线的，令人失望的。《红楼梦》写悲剧已奇了，复写成思想冲突的真正悲剧更奇，《红楼梦》感人之深即在这一点。

（摘编自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材料二：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为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世间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比较起来，《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士比亚作品。虽然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但整部小说描述的不过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等的死亡，让那些刻意营造的成功或者欢乐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材料三：

我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历史趋向的一个艺术的总概括和总反映。《红楼梦》里写了两种毁灭，一种是新生事物的毁灭，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毁灭；另一种是古老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毁灭。前者的毁灭是新的生命由于它还未成熟，经不起狂风恶浪的摧折而毁灭，但它健壮的根系和茁壮的幼芽仍在适宜的土壤里保存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它会继续生长，最终长成大树；而后一种毁灭，是腐朽加腐烂，是生命的尽头，最终是化为粪壤，永远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

所以这两种毁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前者反映的是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后者反映的是由荣、宁二府象征的那种腐朽势力的必然死亡。

曹雪芹的笔是非常狡狯的，他一再声称此书“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表面上说得非常好听，都是对封建皇帝和朝廷的歌功颂德，但一开头他就写了一桩贪赃枉法的人命案，同时带出了炙手可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此开头，也就开始了他对封建社会的大揭露，大批判。贪赃枉法的贪官贾雨村，是全靠贾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枉断了薛蟠所犯的人命案以后，还直接向贾府和王子腾报告，这说明一切横行不法的事，都与“四大家族”有关。通过对这个具体的“贾”府的描写，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具体情况，而且“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就是封建社会政治势力的一张关系网。所以“葫芦僧乱判”一案，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封建官场的一个总揭露和总批判。

当然《红楼梦》最最动人之处，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爱情悲剧，《红楼梦》是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贯通全局的。这个爱情悲剧的内涵是誓死捍卫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自择权，主张爱情和婚姻的自由。

（摘编自冯其庸《读<红楼梦>》）

材料一：

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有强大的战略定力，越是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漱荡中始终站稳脚跟。

（摘编自2022年7月7《人民日报》，蔡文成《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动画就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塑造了诸多影响至今的典型形象。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映于1961年的《小蝌蚪找妈妈》真正做到让齐白石的“画”动了起来。该片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创造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小蝌蚪形象，在中国动画史上，为南齐画家谢赫所言的“气韵生动”留下最初的注脚。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旨在说明形象表达的不只是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意蕴。《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的民族风格表现为浓重、绚丽的格调。在山川、石头、草木等景物以及宫殿建筑的造型设计上，华美的视觉造型和活泼的内在情绪融为一体，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华丽鲜艳的神奇景色相得益彰，传统绘画的形式美感和装饰美学意味有机融合，呈现出一个灿烂丰富的意象世界，于情景交融中揭示作品的内在意蕴。这些经典作品以丰富的审美意象，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原则。以历史反观当下，走向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以崇高和优美涵养时代、涵养人，仍是中国动画高质量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在今天，动画电影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承载的价值观念。呈现与表达价值观念，是典型形象塑造的目的。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电影赓续传统，从传统题材中寻找素材，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创造出贴合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表达方式。这既是创作者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从上世纪的《哪吒闹海》到近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形象内涵也被赋予新价值、新理解和新呈现。

（摘编自2022年6月2日《人民日报》，饶曙光《中国动画：从塑造典型形象到创造经典作品》）

材料三：

近些年，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文化类节目以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演绎、跨圈层运作的文化策略，推动传统文化节目频频“出圈”，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类节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让文化符号生动起来。从形成热点的节目来看，跨界已成为创新节目形式、“活化”文化经典的重要方式。《中国考古大会》《舞千年》将舞蹈作为展现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有效表现手段。前者借由舞蹈复现古代人的生活图景，较好地平衡了节目的专业性与通俗性；后者以中国古典舞透视中华文明，发挥舞蹈长于抒情的特性，将舞蹈的表现性和影视艺术的叙事性有机结合起来，提升了节目的感染力。融入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并非简单地拼凑、组合，创作者要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和加强，由此满足观众多元审美需求，重新释放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叙事视角更加多元。相较于曾经流行的“讲坛式”解读，当下的文化类节目呈现出更多元的叙述视角，和更加差异化的“解码”方式。一些节目“解码”文化基因，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宝藏》通过“国宝”的“前世今生”激活沉淀千年的中国灿烂文明，讲述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故事，让历史的光芒照进现实。文化类节目在进入网络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场域后，也尝试以更具“网感”的表达方式阐释传播传统文化。然而，也有一些节目充斥着吐槽、调侃、玩“梗”、解构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深度和意蕴，使节目趣味有余、内涵不足。如何既能适应网络文化审美特征，又在创新表达方式中坚守传统文化根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让表达空间更加开阔。圈层化是网络时代的典型特征。当下部分创作者围绕圈层文化做文章，将其当作文化类节目创新表达形式、实现节目迭代的突破口。《舞千年》就是跨圈传播的产物。该节目追求的国风表达和审美旨趣与当下古风圈、汉服圈高度契合，以精准的圈层定位，成功吸引互联网年轻受众的注意。同时，节目也通过挖掘古风视觉符号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小众文化进行大众化转译，从而实现圈层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频共振。跨圈层运作的关键还在于借助圈层粉丝赋能，提升节目的传播力。《舞千年》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参与式文化的特征，通过设置互动活动号召不同文化身份的网友录制节目“反应视频”，以他们的二次创作打通圈层壁垒，激发更多年轻人关注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跨圈层运作是有效链接“Z世代”文化空间，实现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接合的一种尝试，它既能对小众文化、圈层文化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也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和传播路径。

（摘编自2022年7月3日《光明日报》，马立、周星《文化类节目：在跨界融合中赓续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