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绿色农业”，就是要实现生产过程的无污染、无公害，从而生产出符合标准的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或有机食品。而“生态农业”，则强调以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为前提，通过运用种养循环、农地轮作、良种培育等生态原理，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产出更优质健康的农产品。“高效农业”强调的是农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通过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综合发展。可以说，这三个目标要求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融通，都以保护农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为导向，其最终目的都指向提升农业效益，富裕农村农民。

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业，是大势所趋。从农业发展阶段来看，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在增产目标不变的前提下，以绿色为导向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农民增收的现实需求来看，传统农业很难给农民带来高效益，生态农业、高效农业则实现了农业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瞄准市场需求，给农业增效开辟了新天地。从农产品供给来看，“绿不绿”“优不优”是当下老百姓更为关心的问题，生产绿色、安全、优质的农产品才能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绿色生态农业将逐步从“高端小众”走向农产品供给的主力。

（摘编自《瞄准现代农业的三个关键词》）

材料二：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借助现代生产技术，当地水稻种植走上了智能化生产的道路。智慧农业系统让“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日子一去不返。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每一块田、每一棵苗都有了全周期监测，土壤湿度、酸碱度、稻苗长势等信息一目了然。通过智慧农业大屏，技术人员可根据遥感反馈的数据分析水肥情况、病虫害情况。在数据的精确指导下，精耕细作、准确施肥、合理灌溉取代了粗放经营，足不出户就能通过机械完成浇水、施肥等作业。从“望天吃饭”到“看天管理”，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正在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

在技术应用过程中，还面临着一道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课题。比如，在新疆博乐市，过去栽种玉米要经过犁地、覆膜等固定流程。刚翻过的地，风一吹，就漫天扬尘，破碎的地膜留在地里，不仅难以分解，还会造成土壤板结。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农户开始试点玉米保护性免耕技术。耕种前不清理秸秆、不犁地，不仅减少了土地翻耕带来的损失，还免去了地膜的使用，既节省了大量成本，也减少了土地污染，保护了农田和周围的农业环境。农作物与土地实现了在种中养、在养中种的良性循环。

（摘编自《农业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三：

自然资源部门有很多好思路好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仔细琢磨，为下一程的乡村振兴积攒更多能量。

从福建南平的“森林生态银行”到重庆拓展地票生态功能，再到浙江余姚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江苏徐州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等，不难发现，这些地方在挖掘当地生态资源优势时都体现了“因地制宜”。与此同时，还要“因时制宜”。从绿水青山通往金山银山的道路不会千篇一律，而同一条路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制定政策、细化措施，得把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因素考虑在内。

2018年以来，福建南平把森林、水、矿土等碎片化、分散化资源进行整合、优化、转化，让当地群众吃上“生态饭”，过上好日子。“整合、优化、转化”，简单的六个字背后是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发展改革等诸多部门打破管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部门联合作战，对于乡村振兴同样重要。

从实践来看，生态补偿的确为生态扶贫提供了解题思路。比如，各地大力推动的现金直补、生态公益性岗位等方式。这种补偿，有其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局限也比较明显：补偿方式单一、渠道狭窄；短期可增加收入但长期稳定性不足；等等。下一步，有必要推动生态补偿向市场化过渡。

（摘编自《用脱贫攻坚“密码”接力乡村振兴》）

材料一：

近年来博物馆资源整合成果丰硕，馆际合作、跨界合作成为博物馆实现优势互补、创新发展的新途径。

跨界合作成为新常态，尤其是进入2019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著名博物馆与百度、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开展不同形式和多层面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合作范围和形式，丰富了“互联网+传统文化”的实践形式。在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召开之际，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为等通信科技公司相继与多家博物馆开展科技前沿合作，在博物馆开通5G业务。

资源“共享开发”成为新趋势。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分别与健力宝、上海龙头、农夫山泉、中钞华森、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署了馆藏资源授权合作协议；中国文物报社联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等11家单位共同成立“工艺振兴联盟”，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工艺文化，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摘编自《博物馆蓝皮书：中国博物馆发展报告（2019～2020）》）

材料二：

（摘编自“搜狐网”《数说文旅这十年我国博物馆行业发展迅速》）

材料三：

根据长时间的实践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国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较为单一，并不能够提供十足的产业发展源动力。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支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博物馆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民营产业，在资金投入这方面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与流程，这也是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获得外部资金少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博物馆本身经济收入少，也使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使其丧失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动力。

其次，传统博物馆文化产业的经营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大多数博物馆的经营模式都是通过各部门的明确分工来进行的，这种经营模式虽然在经营这方面能够提供明确的分工安排，但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期，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带来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为了能够使工作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在人员配置以及资金分配这两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然而现有的经营模式并不具备这样的灵活性，这成为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障碍。

第三，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业性人才较为匮乏，并不能够满足其需求。调查发现，目前大多数博物馆所任用的多是没有经过系统性专业学习或者培训的人员，这也就给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当问题出现时，工作人员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来制订针对性策略，而那些不具专业性的决定与策略会使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走下坡路。

（摘编自刘文彬《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学者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白蚁型”，就是善于建构的学者。他们致力于创造、扩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并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另一种则是“噬尾蛇型”学者。他们不致力于自我建构，而是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在强烈的自我否定中发展自己。在人类思想文化中，这两类学者各有特色，也各有不同的贡献。在社会大众层面，“白蚁型”学者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体系性的思想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但从人类思想发展角度说，“噬尾蛇型”学者也许更有意义。因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任何体系性思想都不可避免会存在相对性和局限性，而思想的不断自我否定和反思，意味着永不枯竭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它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将这样的思想者称作“动态思想者”。鲁迅就是这样的学者。

虽然鲁迅一生都在思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话题，思想整体上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其思想并不稳定，而是始终处在自我怀疑、否定和发展中。

我们都一致认定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思想家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做出的最突出贡献。那么，什么是鲁迅明确的代表性思想？很多人会选择“立人”思想。包括许多文学史著作在内，都是这样的认定。但其实，姑且不说“立人”思想并非鲁迅的首创，它是梁启超和近现代多位思想家的共同建构，即使从鲁迅思想本身而言，也存在两个难以绕过的难题。一是在鲁迅不同阶段思想中，“立人”的地位有较大不同。在1927年之前，鲁迅经常谈到“立人”的话题，但在这以后，鲁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革命”和“大众”等话题上，很少再专门谈论“立人”思想。二是鲁迅前后期的“立人”思想内涵存在较大差别。鲁迅从早期到“五四”时期的“立人”思想受到尼采“超人”观念的较深影响，个人主义色彩很强，因此，他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分看重“超人”和“天才”，排斥“庸众”和“看客”，意图通过杰出而独立的个人来启迪大众，达到民族国家自强的目的。但后期鲁迅所谈的“人”已经不再是个人，更不主张个人精神的“自立”，而强调“人”身上群体内涵的阶级属性，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显然，以“立人”思想来作为鲁迅的整体性思想，某种程度上是有些牵强的。

与思想领域一样，鲁迅的文学观念也存在较多改变。尊重文学本体与视文学为“功用”的两种文学观，长期复杂纠结于鲁迅思想中。一方面，鲁迅对文学本体的尊重是始终的。鲁迅早期思想就具有很明确的文学主体色彩。如他在1907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说：“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同样，晚年鲁迅也一直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一些学者以鲁迅遗言“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来证明晚年鲁迅对文学的否定，但其实，鲁迅所否定的只是“空头文学家”，在其背后体现的正是鲁迅对真正文学家的认可和尊重。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很长一段时期表现出较强的文学功用化思想。他的“弃医从文”举措就包含着文学功利思想意图，他“从文”的目的就是以文学为文化变革的工具。

综合以上来看，鲁迅的思想不是在试图建构一个体系，不是去建立、巩固和完善某一个固定的观点，而是始终在更新、改变和发展自己。他的思想充满着自我诘问和批判性反思，内涵相互纠缠交错而不明晰简单。毫无疑问，鲁迅属于“噬尾蛇式”思想家而不是“白蚁型”思想家，“动态”是鲁迅思想的最基本特点。

（摘编自贺仲明《“动态思想”视野下的鲁迅》，《当代文坛》2022年9月16日）

少儿主题出版的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如何以图书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宏大内容有效传递，需要作家和出版人潜心钻研。给孩子看的主题图书不能流于枯燥的说教，需要避免主题先行，在尊重少年儿童阅读心理的基础上，以文学方式和审美标准，用孩子易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将宏大命题、主题精神巧妙地融入其中，不断浸润孩子的心灵。如作家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选取孩童视角，通过沙良、沙吉等小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现抗战历史，描写战争给孩子心灵带来的创伤和阴影。通过作家的讲述，作品与读者形成情感共鸣与有效互动，使读者的精神与作品中的少年一同成长。

当然，少儿主题图书还需要创新表达方式，在语言叙述、内容编排、呈现方式上进行调整与完善。内容适宜的可以选择漫画或绘本的形式，以生动活泼、富有现代气息的面貌，赢得小读者的喜爱。同时，要以融合出版的思路，用新技术为图书赋能，满足孩子不同阅读场景的需求，比如根据图书内容设计可听、可看、可演的不同版本，供孩子阅读、收听、收看、表演。这些努力可以让少儿主题类图书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从而争取更多读者。

直面当下、介入生活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正呈现出丰富的面貌。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其核心是现实主义精神。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书写现实生活，同时传递深刻思考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和小素》《妈妈变小的日子》等，将现实主义书写指向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关注当下少年儿童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生态。作家黄春华在抗疫题材作品《我和小素》中，将青春期女孩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书写得真实自然，令人感同身受。当疫情来袭，亲情、责任、理解与爱，在这个特殊时期获得了新的注脚。杜梅的作品《妈妈变小的日子》，聚焦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现实问题。妈妈在焦虑之下像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般突然变成小女孩，原本是孩子的田晓磊不得不像大人一样去照顾妈妈，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长大。如何让孩子正确对待网络游戏，作品并未直接给出答案，却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存在主题先行的倾向。作家在书写中侧重于还原生活原貌，但缺乏对生活的深层次思考，缺少作家的立场和对生活的预判。没有对现实生活深切的精神投注和对人类未来的真挚思考，一部作品无法拥有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思想力量。

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童年，是以轻松、愉悦的形式，为童年盖上一层温馨的面纱，还是在孩子们惯于接受的程度之上增加一些难度与陌生感，为他们适当展现与现实生活有距离的事物和情感？也就是说，儿童文学是不是有必要一味地坚持“儿童性”？儿童文学创作是否应该以更为宏阔的视角，为孩子展现更加多元丰富的世界？批评家杜传坤指出，现在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存在对孩子一味迁就的问题，“片面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而忽视共性，可能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和同质化”。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对立与封闭，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那些大美、大爱、大智慧”。

（摘编自孙卓然《儿童文学如何应答时代与童年的呼唤》）

材料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生物经济领域的首个顶层设计。《规划》提出，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质量，积极推进高抗优质玉米、大豆粮食作物，开展优质生猪、白羽肉鸡、奶牛等禽畜和水产品良种攻关及科学饲养。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探索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

此外，《规划》重点围绕生物基材料、新型发醉产品、生物质能等方向，构建生物质循环利用技术体系，积极推进先进生物燃料在市政、交通等重点领域替代推广应用。中国生物质资源丰富，以农业秸秆为例，中国一年通过农业生产要产生近9亿吨的农业秸秆，每年除了各种利用之外，还要剩余2亿吨的农业秸秆，按现在相对比较可靠的转化率来看，这2亿吨的农业秸秆就可以生产4000万吨的生物乙醇，相当于4000万吨汽油。

（摘编自平凡《生物农业保障粮食供应，生物能源推动低碳转型》）

材料二

生物农业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改造提升作物品种和农产品性能，维持农业系统良好生产力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包括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以生物技术赋能农业生产，有助于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和质量，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我国保存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在作物耐逆、养分高效利用等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着力提升良种培育、生产加工、推广应用等能力，积极推进高抗优质玉米、大豆粮食作物，开展优质生猪、白羽肉鸡、奶牛等禽畜和水产品良种攻关及科学饲养，推进绿色智慧种养和农业转型升级，能更好保障粮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

发展生物农业，有利于全方位、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更好落实“大食物观”。一方面，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探索研发“人工合成淀粉”“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实现食品工业迭代升级，能降低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健康化、个性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大量的盐碱、酸化、干旱等边际土地资源，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推动多学科联合攻关，开展地力恢复提升，筛选培育适宜的农作物新品种，有助于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实现保质量、保多样。

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产业门类、体系齐全，具备加快发展生物农业的有利条件。深度挖掘利用生物资源，重视生物农业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一定能推动生物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摘编自储成才《推动生物农业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免疫团队历经18年的研究，发现了小麦中协助条锈菌感染的感病基因，并通过敲除感病基因，使得小麦不易遭受条锈菌的侵染，开辟了抗病小麦育种的新思路和新途径。近日，国际期刊《细胞》在线刊发了这一研究成果。

据介绍，条锈菌是一种活体营养寄生的真菌，须依赖活体小麦才能生存。小麦条锈病是气传性的真菌病害，具有易传持流行特性，是小麦头号重大生物灾害，在全世界小麦种植区均有发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表示，该项科研成果打破了目前小麦主要利用抗病基因育种的传统思路，丰富了抗病育种可利用的基因类型，开辟小麦生物育种新途径。

（摘编自龚仕建《科研团队发现小麦条锈病感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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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更加生机蓬勃，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拓展人类文明发展路径。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为开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因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曾被很多人认为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的，其发展的背景、起点、推进方式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等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解决这些复杂矛盾和问题，没有现成答案，而要着眼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实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成功实践，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径，也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走自己的路，并不是排斥借鉴别人的路，而是强调克服盲从，加强自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丰富人类文明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国实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有创新创造，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比如，中国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思想理念，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内涵，提高了人类文明程度。在现代化探索进程中，许多立足中国大地、着眼解决现实问题的创新创造具有深远意义。再如，我们党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创造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开启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先河。

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使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注入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人类发展指数连续下降的严峻时刻，中国提出并以一系列务实举措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为彷徨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希望和动力。

指引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面对全球性问题，有的国家将其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筑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高墙”；有的国家以冷战思维思考问题，试图用遏制、对抗的办法解决世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注重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上的有识之士越发认识到，零和博弈、你输我赢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出路，只有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才能永续繁荣。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22年11月02日   丰子义《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