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改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大明律》草创之初，律令总裁李善长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所以《明律》的大体，是沿于《唐律》的。其诸律的总纲， 谓之名例律，冠于篇首，多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清朝的法律，全以《明 律》为蓝本，编纂于顺治三年。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条例，有应存者，详加酌定，刊刻通行。”至乾隆五年，篡入定例一千条，公布施行。自此，合律和条例为一书，遂称为《大清律例》。

——摘编自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近世卷，明清流变）》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改编自向达《唐朝与西域文明》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摘自陈立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加强五方面工作》

材料一

材料二   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人民币，统一流通。人民币的出现使各区间的物资流通有了统一的参照系。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使人民币市场迅速扩大，新解放区规定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货币统一的实施也对20世纪50年代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王春英《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

材料三   中国外汇储备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2000-2022年1季度）图示。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材料一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明初通过“三司”分治，削弱了地方行省的实力…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明朝的提刑按察使司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二 中国古代官僚在制定或修改法律的时候，首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法律首先要体现官僚阶级的意志。儒家思想提倡“君使臣以礼”，“刑不上大夫”，因此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僚“亲者断其生，疏者判其死”，服从权力而不是服从于法律，处理日常公务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忠于自己的上司而非制度本身，形成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所服务的对象必然更多是上级的个人，而非与之有契约关系的民众…儒家伦理要求的核心是“虔敬地服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而理想的人格，即君子的“优雅与尊严”则表现为“履行传统的责任义务”。所以，大多数的官僚在政治体系内部处于一种维护既得利益和既有统治的角色…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成的官僚心态，深刻影响着行政管理

对效率和公平的诉求。“关系政治”盛行，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等现象，使统一思想多于解放思想、中庸保守多于创新激进，进而使人的依附性奴才人格有余而创造性主体人格不足。

——马向荣《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弊端探析》

材料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的巴县衙门，始建于1667年，在平面布局上，20多间房围成3个四合院，形成了巴县衙门的大堂、二堂，大堂动刑罚，二堂理政事。大堂即正堂，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内有原告石、被告石，又称下跪石，绅士以上身份的人候审时可以不跪。二堂是知县商议政事的地方，取名“琴治堂”，表示知县一面弹琴，一面理政，寓意为仁政教化以德治县。

——据《重庆府志全图》整理

夫中国刑狱皆以贵治贱。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近代西方）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上下所为皆有所束。

——严复《法意·按语》

材料三：观察下面三幅图

材料一   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优待和赏赐匈奴降众的政策，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匈奴纷至沓来。尊重西域各国制度习俗，得到诸国拥护。扶植和发展边疆的农业，缩小了经济差距。推进文化交流，汉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鼓励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政策，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提高。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和多种技术，医药书籍等。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此后，唐蕃间基本上停止了纷争。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林羯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开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摘自陈立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加强五方面工作》

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