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同仁堂”商标
北京同仁堂
材料二 北京同仁堂大事记
| 时间 | 事件 |
| 15世纪初 | 乐良才由宁波迁到北京，以铃医（即走方郎中）走街串巷行医卖药。 |
| 17世纪初 | 乐凤鸣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路南建立同仁堂药铺，编著《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簿》和《同仁堂药目》。 |
| 1723年 | 开始供奉御药房用药，历经清朝八代皇帝。 |
| 1900年 |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同仁堂铺面房被烧。 |
| 1950年 | 同仁堂在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捐献旧人民币6亿9千万元。 |
| 1953年底 | 同仁堂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基层党支部。 |
| 1954年 | 同仁堂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 |
| 1957年 | 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建立。 |
——摘编自《同仁堂史》
材料三 截至目前，同仁堂的境外门店有160余家，涉及零售终端、中医诊所、养生中心和文化中心等，辐射28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全球门店，同仁堂已为全球约5000万人送去了中式健康解决方案，并在上亿人群中推广了中医药文化。有3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仁堂，依托国际化发展“四步走”战略，历时30年，以十年一台阶的跃升节奏，把中医药文化逐步传播到港澳、东南亚和欧美主要国家，成为文化出海的一支重要力量。
——引自2023.12.5新华社《瞭望|同仁堂携中医药登上国际舞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阐释“同仁堂”商标中的文化信息。
(2)根据材料二、概括同仁堂在服务对象、企业性质、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北京同仁堂发展历程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启示。
材料 1892年，日本在华经济调查人员于上海出版日文版《清国通商综览》，该书目录中就有“金融”一词。1898年，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提到“金融机关渐渐通行”。1899年6月，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在《湖北商务报》编译日文《设立日清银行之要》，文中说：“欲振张日清贸易……不可不具备金融（金融二字犹言流通金银）机关”。该年7月，在日本横滨出版的立宪派《清议报》发表译文《俄国募集铁道公债》，文中提到，“当先查金融市场情形为要云”。1901年，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指出：荷兰银行“以扶育府民事业为目的，故每便于市上之金融（犹上海市俗称银根）。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撰文指出，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遂为全地球金融（谓金银行情也）之中心点”。从1903年后，“金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无逸在《中国金融之前途》一文中论述了浙江金融实际受上海金融控制，上海金融实际上又为外商银行控制，为了中国金融界的安全，中国应发展自己的金融机关，该文54处使用“金融”。《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还列出了杭州票号、银号、钱庄的店名及经营内容等情况。
——摘编自孙大权《“金融”一词在中国近代的起源、演变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金融”一词在华传播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金融”一词在华传播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自汉朝陆海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及丝织品等就不断通过中亚远销到西方，而西方却没有具有同等比较优势的农工产品与中国进行交换。有人推算，1571—1821年，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达4亿比索，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运往拉美出口，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从17世纪20年代起，咖啡、茶、糖逐渐成为英国人喜爱的日用食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东西从生存角度来看并非必不可少，如非生活水平改善，它们不可能成为一般家庭的必备品。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占荷兰人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从广东十三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也是茶叶，通常一担茶叶（重百斤）的利润为4至5两银子。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为宫廷或教堂而是为小巷和农户而预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丝绸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出现丝茶易代的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以来的世界是西欧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世界，这之前各大文明相对而言各自独立发展，有往来但并没有给对方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欧洲1850年时的所有优势都产生于1750年以后的“科学文化”要素，特别是在英格兰，这些要素包括：越来越强的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科学社团的发展、比较容易听懂的公开演讲等。
——摘编自陈恒《谁在叙述谁的全球史：不对等与历史书写的陷阱》
材料二 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崛起并最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突破，依赖的是自身的“禀赋和特性”，近代世界的兴起被描述为西方的胜利。而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则认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比西方更先进，在促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
——摘编自张倩红《先发的东方与落后的西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欧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论证约翰·霍布森的观点。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50%左右的成年男性已经具有读写能力，女性读写能力已经提高到25%左右。工人们习惯在每天上班之前先到咖啡馆饮茶或者喝上一杯咖啡，了解全国各地的新闻。进入18世纪，因为少了政府的管制与审查，图书出版和新闻报刊业兴盛起来。伦敦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创立于1702年，1760年有4种日报、5-6 种三周刊，1790年有13种早报、1种晚报、7种三周报和双周报。18世纪末，伦敦报 纸达23种，地方报纸多达50家。据统计，1750年英国报纸发行量730万份，1760年 猛增到1260万份。各大报纸的作者和编辑对阅读人群进行了细分，如有不少报纸专门 面向女性受众或某一职业，如医生等。这在当时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开放的阅读与创作氛围，对于培育民主和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曹瑞臣《18世纪英国公众阅读消费的兴起》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英国新闻报刊业兴盛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英国新闻报刊业兴盛的作用。
材料一 史料一
为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晚期“中国大宁”神兽博局纹镜。镜背间铸有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
史料二 东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史料三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桂州（今桂林）向中央进贡“铜镜四十四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宋莹莹《由广西出土铜镜铭文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隋唐时期的镜子出土数量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和宋代的商标字号镜。
——以上材料改编自王婉云《中国古铜镜在中国历史及对外交流上的价值》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铜镜外传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和统治者的需要，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对儒学进行调整和加工，从而产生了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新儒学体系，这是对先秦儒学进行的第一次改造。董仲舒指出，要促进国家稳定，就一定要完成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宣传了“神”“天”“天人合一”的理论，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种行为准则，后来被称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之后儒学变为真正的统治思想，同时研究五经的经学也随之成为了显学。
——摘编自韩典轩《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现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 隋唐时期的儒学倾向于经世致用，表现为经学的繁荣和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唐代前期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将魏晋以来论说纷纭、南北分裂的经学在形式和版本上达到了统一。经学的统一和繁荣以及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背景丰富了儒学的思想资源。科举制度使得以儒学作为教育主要内容成为官学、私学的自觉选择。唐代编辑了许多普及性的儒学启蒙读物，以简约条文化的方式把儒家的经典表现出来。此外，儒学还通过各种民间途径加以弘扬，如村社制定的乡规民约等。
——摘编自刘光育《隋唐儒学发展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儒学的主要特点。
材料 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他注重的是现实和活着的人本身，并不注重死后如何。古人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即人是宇宙间的要素之一。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环节都以人的实践为第一要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强调人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这种与自然的互动是以自然的承受力为基础的，人类不能无限度地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与自然是可以达到和谐互动的。同时，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讲求协作，所以以人为中心的家庭里讲求夫和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外则讲求君仁臣忠、朋敬友信。如果这套体系运转起来，则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转状态。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具有直达人性的透彻，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的感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在当下我们进行的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上述两大内涵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吕文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自信》
(1)概括材料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两大内涵”，并指出其产生的根源。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两大内涵”的当代价值。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概括卢永根院士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卢永根院士身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