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元朝驿道不仅遍布中原地区，而且横贯欧亚，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一度断绝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借此得以恢复。沿着商道东行的外国商人，来自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热那亚、西亚、中亚等地。从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险恶，他们能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药物、毛料等商品来到中国，得益于驿道。驿站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使欧亚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马可波罗行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等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做了大量记录和描述。
——摘编自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
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与唐朝相比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就生活着许多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里地形复杂，山地、高原、盆地、河谷平原相间分布。居住在盆地和平原的民族从事农耕，形成邑聚和政权；而山地民族则“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在深度和频度上都较易进行。但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地区内的整合度较低，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权。同样的原因，中原政权向西南的开拓也难以迅速推进，只能渐次推进“以夏变夷”的进程。双方的冲突与交融进程不像北方地区那样大开大合。这种独特的民族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西南类型”。
材料二 与西北、东北边疆不同，早在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已经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直辖郡县。但中央的直接控制区仅限于郡县治所，大致呈点状或线状分布。在郡县治所之外，则通过册封、羁縻等形式由少数民族上层治理。经过唐宋的反复之后，元代对西南的管辖重新强化。中央政府不仅可以撤并土司，还可以征发土兵和赋税。清代则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尽管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却均“有着向定居农耕过渡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到了清代，远在边陲的云南也被视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其于〈西南古民族关系史稿〉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西南类型”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材料 传统历史学家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少数民族王朝往往被视为配角，作为落后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其内在发展规律在历史叙事中也被忽视。实际上，从东北的原始旷野到西北的戈壁绿洲，在兼具游牧、渔猎、农耕经济和多民族、多文化共处的疆域内，这些王朝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与现实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在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一次次碰撞之中，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发生，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请以“少数民族政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清代驻藏大臣颁发的部分告示
| 时间 | 内容概要 |
| 1751年 | （清廷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设置，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权限地位等做了详细规定。 |
| 1793年 | 藏人去世后，一律掩埋，并拨出空闲山地用于贫民下葬。 |
| 1795年 | （遵旨减免百姓差徭）达赖喇嘛的亲属及随从派遣较多的无偿劳役，百姓苦累甚重，今后除驻藏大臣核准外，概不准私自派遣差役。 |
| 1795年 | 各地头人须按原来规定的籽种，耕牛数目，实领实发，不得少给耕牛，多发籽种，亦不得额外多派劳役，私种己田，致苦累百姓。 |
| 1832年 | 贡布丹隆人与百长及长老同谋，破坏汉藏大事，情节严重，特颁布告示警示，今后应严格执行驻藏大臣的命令。 |
| 1843年 | （驻藏大臣上任时的告示）本大臣及随从不谙藏语，需翻译同行，所用马匹驼只均有定数，沿途官员应严防翻译以少报多。 |
| 1894年 |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亚东关开关，商民人等务须遵照新立条约，赴关时呈报稽查，不得任其自便，致违定章。 |
| 1904年 | 十三世达赖独断专行，鱼肉百姓，藏印战争中屡违圣命，战败后暗逃他处，不明去向，理藩院特暂免达赖名号，由九世班禅暂代其掌管事务。 |
| 1909年 | 川军开赴拉萨，乃为护卫西藏地方，使西藏日益强盛之意，百姓不用疑惧。 |
| 1910年 | 藏地多有挖眼、斩手等酷刑，此类做法藐视人命，悖逆佛法，特此告示，不准罚以挖眼、斩手等刑。 |
——摘编自袁爱中、后东辉《清代西藏告示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达清晰，逻辑严谨）
材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使中国开辟了通往中亚、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大陆交通线。东汉时期，甘英就是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到达波斯湾的。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水陆并进。辽宋夏金时期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实现，中国对外交往进入繁荣阶段。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国输出的大都是传统产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种输出主要不是商品交易，而是赠予行为。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随着朝鲜、日本和西亚、南亚的使臣的往来而传到各地。同时，中华文化又不断地汲取各地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辉煌。
——摘编自夏克传《中国古代外交规律性认识》
材料二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事常设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1862年起，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与外事人才。1864年，总理衙门拨银刊印《万国公法》“以助中国外交因应之参酌”。1871年，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中成功删除了日本原本要求的“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曾纪泽在1878~1885年间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他提倡开放、通商互利，主张利用公法、采用西礼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中国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国家”的艰难过程。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编自何奇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明朝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成因，并说明其国际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材料 明朝吸收元代教训并结合宋朝地方治理经验，在地方实行军政、民政双轨体制，内地建立以布政使司为代表的民政体系；边疆、战略要地设立以卫所、都司为代表的的军政体系，确保了边疆稳定；同时在西南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册封西藏宗教领袖。明中叶后，鉴于南北形势变化，中央政府委派高级文官以“兵部尚书”等名义充任地方总督，主管一省或多省军政；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担任一省巡抚，主管民政。通过这些措施，明朝巩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基本肃清东南沿海倭寇；东北的蒙古、女真也一度被限制在山海关以外。万历年间还成功抵御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
——据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等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明朝制度“因势而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论述。据此，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至少两个具体制度，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史实准确、逻辑严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明朝除外）
| A．源于对国家政权的争夺 | B．阐述了正确的民族史观 |
| C．反映了民族关系的缓和 | D．体现了民族交融是主流 |
材料 关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无论由中国人还是由夷狄统治这个国家，朝贡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并在中国自拟的中心性和优越性——亦即“华夏中心主义”的假设之上，认为中国和东亚其他政体之间存在着“等级式和不平等”的地区秩序。
中国学者认为：在朝贡制度中，中国居于“天朝上国”的地位，周边各国属于“藩属国”，各国王室需受中国“册封”，由中国赐予印玺等以示正统，并要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及定期纳贡。这种形式上不平等的秩序背后是各藩国实质性的自主权，即可以自愿选择效仿中华文明的程度，保留本土文化传统，也能在承认中国优越身份的前提下保持独立地位，几乎不受到任何政治控制或压迫。这与西方历史中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请以“朝贡体系”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论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