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所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出现的。经过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这一“伟大转变”既是中华民族在挨打受辱中奋起抗争、不断觉醒、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历史过程，又是中华民族走向精神独立、凝聚共同体意识、自觉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

——摘编自张可荣、刘奕汝《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

材料二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1904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中，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摘编自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英国竭力扶植犹太人复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转而“限制犹太移民获得土地，并预想通过一个特殊的协议最后建立一个与英国有联系的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二战以后，英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到美国的侵犯。1947年2月，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并且预料由于苏联的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有关委任统治结束后巴勒斯坦未来的计划不会在联合国大会得到2/3的多数投票通过，英国会被要求继续委任统治……美国是最早谴责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认识到中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把这个地区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轨道上来，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拉拢犹太复国主义者，使之成为遏制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工具。

——摘编自贺雅琴《二战后初期美英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美英苏对以色列建国问题的影响》

材料二   1947年5月14日，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特别会议结束前一天，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表明，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支持建立犹太国。苏联为什么突然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发生转变呢？原因之一是苏联认为以色列具有亲苏倾向，因为当时以色列移民中的大多数都是东欧和苏联的犹太移民，苏联认为支持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可能会支持苏联，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苏联希望利用以色列来打击阿拉伯国家中的亲西方统治集团，削弱美国势力。

——摘编自和婷《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探析》

材料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内要求政府救回侨民与战俘的民众很多，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政策非常不满。为此，美国请求当时在日内瓦开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说明，美方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出境问题上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于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四次大使级会谈、两次领事级会谈。双方会谈的具体成果，除双方互换已知侨民和战俘名单，请求查找下落之外，中国方面允许6名美国侨民出境，而美方答应交出15名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尽管美国一再强调此类接触不涉及外交承认，但美国首先向中国发出外交谈判的讯息就表明它的对华政策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在双方存在重叠利益，需要双方谈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一样不会放弃这种已建立起来的接触渠道。对中国来说，日内瓦会议除了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之外，也增长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

——摘编自王娟娟《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