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界古代文明具有多元特点，其中的法制文明就是其代表。孟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与法制相关的言论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孟子：“舞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按职责办事；但舜作为人之子，应当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

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

——摘编自《孟子》、（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的中国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之后随着罗马的东进，希腊化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虽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但是中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沟通与交汇。

——摘编自杨巨平《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材料三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他以“百花园”为喻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丽多彩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两国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史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形成三次现代化高潮：英国工业革命触发了第一次高潮，并在大西洋两岸形成现代化的始发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它使欧洲核心地区迅速卷入现代化，并且向其他地区强劲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真正的全球性浪潮，世界一切地区几乎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现代化潮流。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封建旧王朝体制下的清政府谋求封建王朝的延续和资本主义的改革。从1911年到1946年，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实现了向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但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选择了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非资本主义现代化。1979年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找到了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兼采各国发展所长、发挥自身独有特色的发展方式。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二：西方人认为世界就像一部“自动扶梯”：各国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水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注定要像西方一样，站在自动扶梯的顶端。按照这种思维，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西方化。但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每个社会都被简化为在本质上与西方相同的社会。显而易见，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们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性的特征。

——摘编自[英]马丁雅克《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标准》

材料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口垦由。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作文案，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都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一   里甲制创设于洪武十四年，其直接目的是征发赋役，同时，还肩负了倡行教化、维持治安等多方面的作用。明太祖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倡导乡里自治，禁止政府官员插手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精英群体实施乡村治理，期以礼义法禁劝诫百姓，伴教化政法并施。另外，朱元璋亲自起草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强调对乡里百姓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城乡皆建申明、放善二亭，每月朔望于道路，所唱警众誓词，即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摘编自林乾《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县自治列为训政时期的重要工作。此后政府制定了大量关于县自治的法规、制度等。根据1929年的《县组织法》规定，将县以下分为四级：区、乡（镇）、间、部，各级长官由各级公民选举产生。并计划1930年内依照县组织法完成县组织；1932年底以前调查户口、清丈土地完毕；1933年底各地完全建立自治机关；1934年底以前完成县自治。而河北省1934年才开始调查户口，其他省直到抗战爆发还不知省内人口几何。1935年，国民党承认推行县自治的失败。

——摘编自王兆刚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材料三   1958年之后，逐渐建立起以“政社合一”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还是基层军事组织，负责管理公社内的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一切公共事务。1982年宪法确立了“乡政村治”模式，改公社为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农村基层政权，乡以下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实行村民自治。同时，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基层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等在乡村治理中都承担着一定的角色，由此，中国乡村社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1978—1988年）。

——摘编自吕云涛《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