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风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西夏石窟的图案装饰纹样受到北方辽政权的影响，也明显模仿宋代建筑彩画的纹样。西夏晚期和元代的洞窟，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藏传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和阗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随着岁月的流转，因长期受风沙等自然原因的影响，敦煌石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鉴于此，让文物在数字档案中永生的构想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89个洞窟完成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穴进行了三维重建，敦煌石窟建立了全方位的数字档案，开发出根据图片自动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的云计算共享平台。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被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尘封的文物由此获得新生和永恒。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胡珊《数字档案“让敦煌永生”》等
(1)依据材料，概括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
(2)指出敦煌莫高窟的史料价值。结合敦煌莫高窟数字档案建设的具体做法，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共在英命根据地时期建立独立银行体系的原因，并分析抗日根据地发行边币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根据地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孙中山在设计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时，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特别不接受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孙中山认为美国宪政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完备，存在着许多弊病，运转效果也不甚好。他指出："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不难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们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
材料二: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了专制而强暴的政府出现，在相互牵制中消弭了潜在的政府权力。三权分立制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法治的目的而确立的，这种机制维持的是三种权力之间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动态平衡，使美国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法治价值得到不断的保障和实现。但三权分立使联邦政府三个分支相互敌对，讲究以野心对抗野心，却忽视了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效运用，这给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造成了阻碍。
——摘编自张文博《浅析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拒绝采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特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认识。
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山西票号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分析推动中国近代银行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通商银行进行评价。
(4)结合以上三则材料，谈谈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或者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妻殴或詈（骂）夫之祖父母、父母或者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时，妻与夫缌麻（五服之内）以上的亲属奸淫或者夫与妻之母奸淫时，以及妻欲害时可义绝（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的亲属，犯有殴、伤、杀、奸等罪，经官方认定为‘义绝’而强制离婚者）……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者，斩。
——摘编自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
材料二 《罗马民法大全》由《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篡》《法学阶梯》及《新律》组成，是古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其中有这样的规定：“神有物”具有神圣性，为人之不可有物，但是当它与人的生命相冲突或两者必居其一时，可牺牲“神有物”以保证人的生命和安全；“婚姻或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包含有一种彼此不能分离的生活方式”“为父者不得禁止子女结婚”；“保护人不得强娶被解放的女奴为妻”；“如果一个人在胁迫下承担了某项债务并自动指定了一名债务担保人，那么，债务人和担保人均不承担责任。”
——摘编自谭建华《略论〈罗马民法大全〉的人文精神》
材料三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新婚姻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家长制的包办买卖婚姻，禁止重婚、纳妾。规定离婚时女方婚前财产应归女方所有，其他家庭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根据其家庭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益于发展生产为原则判决。还规定了父母离婚后对于所生的子女，仍有养育的责任。
——摘编自《变革中的冲突与较量：20世纪50年代陕西婚姻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夫和妻“义绝”条件的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思想根源。(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法典相比，《罗马民法大全》体现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现代中国婚姻法的编纂原则。
材料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口垦由。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作文案，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都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初重庆移民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抗战时期重庆移民相较于明初的新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三峡移民的认识。
材料一 北宋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此，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并付诸实践，如“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就地取材，利用各种薪柴竹石为骨架，然后加上黄土进行填塞混合做成河堤以提高河堤的稳固性；“藉林木固护堤岸，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使用带有机械力量的地龙爪和浚川杷；利用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迫使官员认真对待治河问题等。
——摘编自戴庞海、陈峰《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导致山东、直隶、河南三省相继受灾。堵筑决口所需甚巨，“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清政府治河经费有限，加之部分官员贪污腐败，故“着直隶、河南、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更疏浚积潦，凯切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贡”。此举拉开了晚清新河道由地方治理之序幕……地方官绅积极治河，自行筹措治水经费等。在基层官绅与百姓的共同努力下，“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尽管如此，由于基层官绅囿于局部利益，治水实践无法形成有计划的系统水利工程，导致所筑堤埝多“尺寸较卑，未能连贯”。
——摘编自贾国静、王凤青《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治理黄河水患的根本目的及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的原因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黄河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时期，官职完全由贵族垄断。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各国要职大多仍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但是官吏都不再授给采邑，而是领取实物俸禄。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岁举孝廉的察举常科亦初步建立。同年，武帝还诏举贤良、文学，并亲加策试。汉武帝还在京师建立了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学成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东汉中后期，随着豪强大族经济力量的发展，察举和辟召都为豪强大族所垄断。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由前任国家长官及其他大奴隶主代表组成，掌握统治权。拥有批准、认可法律，批准当选的最高官吏，管理财政、外交、军事，以及实施重大宗教措施等实权。屋大维执掌政权后，他保留了共和制的各种政治机构：公民大会、元老院和共和时期的官制，但这些官员的权力都被他逐渐架空。从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11年，屋大维三次改组元老院，缩减名额，限定财产资格，从中清除了不合格者，安插了大量亲信。帝国内各种官职和人员也都唯元首之命是从。
——摘编自曾兮筠《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官僚主义》
材料三 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与罗马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唯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官员的）选举制度。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选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春秋到东汉选官制度的变化，说明察举制在两汉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和帝国时代不同的地位，并分析其地位变化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三中观点的认识。
黄宗羲将历史上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端概括为“三害”。第一是“积累莫返之害”，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第二是“所税非所出之害”，即田赋由征实物改为征银钱，而银钱又非农业之所出，在商人的中间盘剥之下，必然加重纳税者的负担；第三是“田土无等第之害”，即不分土地的肥瘠，按同一标准征收赋税，导致赋税负担不均。其中第一“害”——“积累莫返之害”，揭示了农民赋役负担变动的规律。数千年来，每进行一次赋役制度改革，就催生出一批新的杂派，而民户赋税负担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归并式改革中一步一步地沉重起来。现代史家将这一规律称为“黄宗羲定律”。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等整理
结合中国古代史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上述观点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达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