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隋唐时期，周边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借助于发达的对外交通，隋唐王朝还与更广范围的地区有了联系。中亚、西亚和非洲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中亚地区城市的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隋唐时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最终形成。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西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摘编自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

材料一   “射”是古代“六艺”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在《礼记》中，有大量关于先秦时期“射艺”的记载：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礼记》

材料二   宋仁宗时期(1023～1063年),朝廷设立了培养能带兵打仗的教育教学场所，即武学。宋代武学的招生途径为每三年招一期，选拔文武官员中谙熟兵法的战略决策者；武学生的生源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入学者需是大臣命官的子弟或门生，或由京城官员做担保的中小地主子弟。武学的教学内容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理论部分以军事理论为主，并且为武学制定了专门的教材《武经七书》;实践部分包括身体训练技术和军事指挥，教学内容经过发展不断完善，朝廷将给学生一定数量的兵卒，让武学生进行实际训练操用，提高他们的军事实践能力即军事知识的运用水平。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宋代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衰退的开始。

——摘编自匡丽萍《我国古代学校体育教育的衍变特征及动因研究》

材料三1904年后，随着《癸卯学制》颁行，蒙养院(招收3至7岁儿童)开设游戏、乐歌、谈话、手技、算术、数方、自然等7门课程，与体育相关者2门，分别为游戏和乐歌，并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蒙养院体育课教学比重较大。当时在社会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幼儿体育广泛开展，每周一般是2~3个课时。由于开明人士和归国留学生对欧洲和日本近代教育理念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因此积极兴办私立学堂，倡导在蒙养院开设体操课，注重幼儿体、智、德全面发展；同时十分向往欧洲和日本的国盛民强，提倡尚武精神，因此非常看重体操课，有些蒙养院体操课每周6个课时，与国文、算术同。

蒙养院注意培育幼儿健壮的体格，促进幼儿体智德全面发展，有助于幼儿健康成长与成才，这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摘编自苏永骏、黄贵《清末幼儿体育教育的基本特征与近代价值》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一       春秋时期，官职完全由贵族垄断。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各国要职大多仍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担任，但是官吏都不再授给采邑，而是领取实物俸禄。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岁举孝廉的察举常科亦初步建立。同年，武帝还诏举贤良、文学，并亲加策试。汉武帝还在京师建立了太学，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学成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东汉中后期，随着豪强大族经济力量的发展，察举和辟召都为豪强大族所垄断。

——摘编自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材料二       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由前任国家长官及其他大奴隶主代表组成，掌握统治权。拥有批准、认可法律，批准当选的最高官吏，管理财政、外交、军事，以及实施重大宗教措施等实权。屋大维执掌政权后，他保留了共和制的各种政治机构：公民大会、元老院和共和时期的官制，但这些官员的权力都被他逐渐架空。从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11年，屋大维三次改组元老院，缩减名额，限定财产资格，从中清除了不合格者，安插了大量亲信。帝国内各种官职和人员也都唯元首之命是从。

——摘编自曾兮筠《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官僚主义》

材料三       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与罗马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唯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官员的）选举制度。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选举》

材料一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重庆计划单列后，随着重庆城市经济活力和规模的提升，城区快速拓展。重庆于1997年第三次成为直辖市后，开始了现代城市化发展。重庆县城逐步改设为区。由县城到区的改变，给原来的县城带来了现代城市化发展。城市化由主城向周边扩散。为适应迅速城市化的大潮，重庆开始打造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当地从2009年开建的黄桷湾立交桥是该地区最复杂的立交桥之一，总共5层，匝道多达15条（现有20条——编者注），汽车可在这里驶往8个不同方向。外国投资也助推重庆经济增长。

——摘编自中央政府门户网《“三线建设”在重庆》环球网《美媒惊叹重庆25年来发展巨变》等

材料二   近五年，重庆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2.01万亿元增加到2.91万亿元、年均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配套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滚动实施三批次重大合作项目、完成投资3916亿元。成渝中线、渝西、渝万、成达万高铁全线开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在建及建成省际高速公路通道20个。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任务扎实推进，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全市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五年净增市场主体107.2万户、总量突破34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5.9％。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3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运营水平全国领先，国际航线增至109条，新增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53个，新增驻渝总领馆3家，内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重庆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41平方公里，实施地灾重大工程项目319个……红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建成投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化拓展，6个区县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全覆盖。选出“时代楷模”毛相林等一批全国重大先进典型。

——摘编自《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