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知情不报被视为“故纵”罪论处），而废格沮诽穷治（搁置、诽谤皇帝诏令者处以极刑）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受牵连而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全部回返），诏悉原（赦免）之。
——摘编自刘昫等《旧唐书·太宗本纪》
材料三 作为国家乃至百姓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教化规范，儒家思想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日益神圣化。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俨然成为国教，对刑罚的影响巨大，甚至成为判定刑罚轻重的决定因素。儒家思想与刑罚互动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仁德思想在本质上与酷刑思想相冲突，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酷刑泛滥的作用；二是儒家思想与酷刑有着共同的目标——维护统治秩序，儒家思想又成为维护和推动酷刑的一种力量。于是，在刑罚上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二律背反——对我国古代酷刑的抑制与推动两种不同的作用。
——摘编自许便红《论儒家思想抑制与推动中国古代酷刑的二律背反》
概括材料一和材料二中的历史现象，并结合两则史实及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三中的观点。（要求：对该观点赞成、反对或另有补充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 （刘祚昌先生）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使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概要如下：
教材编写方法 | 教材的内容 |
| 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 改变了以往世界史只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 |
| 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 | |
| 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 | |
|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 |
——摘编自陈海宏、吴倩《刘祚昌先生的世界史研究》
请对刘祚昌先生关于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的观点进行评析。（说明：可以在“教材编写方法”或“教材的内容”中任选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角度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以大历史观视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创造性升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构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历史担当。只有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才能推动历史车轮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根据材料，结合世界史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说明：可以任选一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对于工业革命的起点，学术界曾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种是汤因比的观点，他将1760年代定为工业革命的起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另一种观点关注1780年代，罗斯托等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但目前更多学者将起点视为更为模糊的时段，他们将18世纪中期作为工业革命的开端。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变革与延续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8世纪英国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
中国和罗马帝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它们使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成为可能。然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和人们对彼此认知的匮乏，鲜见双方的直接交往。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直接或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双方的商人或使节也都曾有直接到达对方国家的尝试，即使这些尝试都没有使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陆路上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通过贵霜和帕提亚等国家的中介，传送至罗马帝国境内；从海路上看，罗马帝国与印度的海上直航、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往，奠定了以印度为中转地，中国与罗马为东西两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基础。
——摘编自杨巨平《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丝路贸易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发展情况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5世纪末，美洲大陆逐渐被欧洲认知。在欧洲人看来，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大陆，能看见的所有事物——土著的生活、动物的种类等，一切都和欧洲、非洲、亚洲不一样。那里有多样的物种、丰富的黄金矿藏。在进入美洲大陆的欧洲人眼中，土著缺乏宗教信仰，生活十分原始，没有科学，没有文字，除了一些绘画中保留着晦涩不清的记忆以外，他们没有自身的历史记载。当时欧洲人编撰的有关美洲的文本，尽管编著者职业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到美洲土著身上。白人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友好：而土著人则十分奸险，不断制造出抢劫和谋杀。随着土著与白人战争的进行，土著们又变得像妇女般懦弱不堪，成百上千的土著总是敌不过几个白人。新世界的某些现实也刺激着欧洲人，他们发现古典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描述，不能够说明欧洲人在美洲所发现的文化，甚至有人怀疑基督教是否为唯一正确的宗教？
——摘编自何文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建构的“美洲形象”》
(1)根据材料，概括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建构的“美洲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对“美洲形象”的建构。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