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促进我国文化行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2019年12月，相关部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国家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发布文化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局优化。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鼓励各地区突出特色、体现差异，保护文化生态，鼓励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开展文化产业合作和帮扶，支持文化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文化产业。

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整体发展持续向好，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方面，主要趋向于产业的较快增长与结构的持续优化，文化服务业创收能力不断提升，为文化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逐渐实现行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将成为今后我国实现“文化产业政策法制化”的重要举措，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不断发生“化学反应”，从舞美设计到文物保护，从互联网在线直播到博物馆数字化展陈，文化领域各行各业纷纷插上科技的翅膀，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力愈加强劲；新技术与新业态激活新动能，文化赋能各行各业，“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服务”“文化+金融”已成为各地区域文化发展的亮点和特色，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的互动和融合，不断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推动文化产业新发展。

（摘编自《2021年中国文化市场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二：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次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的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上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

（摘编自前瞻网《2021年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

材料三：

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共建、共赢、共享”。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挖掘最广泛的产业升级空间，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渐成为业内共识。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柳斌杰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把握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念也逐渐发生改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应如此；二是要打造文化新空间。文化的空间是广阔多元的，但打造新空间一定要打造真善美的新空间；三是要加快文化与产业、资本、经营、市场、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

新科技催生文化新业态，新科技促进文化新升级。作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深度参与者，完美世界游戏近年来积极探索文创跨界，如《诛仙》手游联动南京夫子庙、敦煌文化，展示秦淮、敦煌千年文化风韵等。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完美世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CEO萧泓表示，随着产业的日益成熟，单纯靠技术驱动或文化特色创造产业奇迹将越发困难，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必须与时俱进。而借助文创化思维赋能，不仅能够推动文化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也将加快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这种大融合、大跨越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文化产业将会孕育更多发展的新空间。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在哪儿？听听他们怎么说》）

4 .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1.6%，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听书”“视频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书提供更多选择。

书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人们可以通过阅读获取人类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阅读是浸润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提升个人精神高度，扩展生命格局，突破思维方式，由此形成个体生命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在有优雅的举手投足，表现出良好的行为规范，内在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拥有坚定的价值观念。

在快节奏的今天，静下心来捧书阅读，似乎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数字阅读，例如移动阅读、手机听书，视频阅读等，让阅读变得触手可及。据《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到万亿的规模。显然，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阅读方式。

数字阅读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阅读场景与内容的无限性。数字时代，无论身在何处，电子书和手机等电子设备随身携带，均可以成为“移动的图书馆”，无限量的书籍触手可及，满足了人们碎片化、多样化的阅读需求。阅读场景也更加不受限制，随之丰富起来。

阅读方式与感官的多样化。眼睛不再是唯一的阅读感官，以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为代表的音频平台让听书走进千家万户，“耳朵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读书“姿态”，它不仅解放了人的双手、双眼，而且优质的声音和表达，也有助于听众对内容的认知。

智能化沉浸式阅读正在逐步实现。元宇宙概念、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让阅读体验变得更加立体，使得人机互动性更强、沉浸感更足，虚拟现实相结合的场景阅读成为可能。书本内容可以在虚拟现实中展现：书中的人物动起来，演绎精彩故事情节；搭配恰当合适的音效，书中的植物、动物、建筑惟妙惟肖，阅读变成了身临其境的非凡体验。

尽管数字阅读带来的注意力碎片化、内容娱乐、化形式快餐化等问题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担忧，但无论读书、听书、视频看书，重要的是摄取知识和信息后的思考与消化，并沉淀为人生的养分。或许，我们无需拘泥于阅读的方式，而是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让阅读温润生活，滋养心灵。

（来源：李海峰《数字阅读，一样书香四溢》）

作为先秦法家的重要流派，齐法家与晋秦法家“专注于法”不同，其国家治理思想更趋多元化，文化品性颇具兼容开放特色。

《管子》一书是齐法家重物利、尚变化的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管子》将“法”认定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以及治理天下的通用规范。《管子·禁藏》言：“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另一方面，《管子》又强调礼义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功能，并将其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来看待。《管子》十分重视“德教”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功能，希冀通过“德教”净化社会环境，使民众因“重德”而自觉守法，以达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境界，实现礼法融合。

《管子》倡导“农工商”诸业并兴，主张不同经济部门的平衡发展。《管子·小匡》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农工商”业者与“士”并称，足见其对“农工商”各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视。《管子·小匡》还记载管子曾提出“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经济部门分工理论。

齐法家对百家学说广为吸纳，特别是受到黄老学说的重要影响。《管子》借鉴了黄老学说中关于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管子·心术上》指出天与地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且都遵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行。然后强调“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从中引申出强权与人类智识的有限性，尊重且顺应万物的运行规律以治理国家才是圣人之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方式。

当时，齐国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且人少。以农耕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理念在齐地并不适用。然而齐地富藏铁矿，盛产鱼盐，管仲因此提出“官山海”（《管子·海王》）的经济战略，倾力发展冶铁及渔盐产业，并由国家垄断经营。同时，还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大量种植桑麻，与列国通商。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国不拘一格、多措并举的经济发展思路，从客观上助推了国家治理思想兼容开放特性的形成。

周初统治者力推“周礼”以治天下，“礼治”成为周王朝政治文化的主题。同时，对于各诸侯治国方略的选择亦持宽容态度。《淮南子·齐俗训》载，周公与姜尚被分封至鲁、齐，“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之后，“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从中可以看出，周公治鲁沿袭了周王朝的“礼治”制度，姜尚用人选贤任能，则是对“尊尊亲亲”礼治政策的突破。周王朝求同存异、宽厚包容的政治政策使得不同地域文化得以保存发展，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思想流派得以产生，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也受益于此。

齐文化素有务实求真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从中生发出既尊重前贤经验，又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传统的创新精神。作为齐文化奠基人的姜尚，其治齐思想渗透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智慧。姜尚在尊尚“周礼”权威的同时，创设了齐民乐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继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光大。凡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利于成就“王霸”之业的措施，均予以采纳。既尊重前贤经验，又关注客观实践，守成与求变相得益彰。至管仲时代，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得以养成。

（摘编自荆月新《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及其养成》）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高度注重文化认同、文德教化的国家。中国有着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传统，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仁德思想，以仁德思想观念教化大众向着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的社会无限趋近，诗教礼仪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中国以德治国的传统。儒家追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理想追求中安身立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仅关乎个人、家庭，更与国家运行有着切实的关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追求的仁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教化百姓，以礼形成一种规范，百姓就会在心悦诚服中有了羞耻心，文艺惩恶扬善、劝世讽喻功能的发挥重在以道德拯救世道人心。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赓续中一直有着文化理想主义的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始终注重以文化人和文德教化。在中国艺术史上，文以载道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始终是一种主流文艺观。即使进入现代，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与追求艺术审美的自律性也不矛盾，往往在政治与审美的张力结构中磨练着艺术的质地，甚至内化为艺术经典的内核。唯此，当代艺术创作和审美追求既需要扎根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以文化创意创新和艺术想象力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更需要自觉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文艺成为满足当代中国人美好生活的主流精神食粮，以文艺强大的共情性引领社会风尚。

一百多年来，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始终紧扣“新民、立人、新人”，为着人的觉醒和人的现代化矢志不渝地书写、雕刻、描绘和放歌，在人性解放和思想启蒙中做到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那面覆盖鲁迅灵柩的“民族魂”大旗早已凝结于中国新文艺的基本品格，激励着艺术家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意愿交织起来，以无数文艺精品的涌现为时代画像。百年来，文艺发展始终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在对艺术卓越性的追求中做到胸中有大义，把民族的生死存亡、人民的家国情怀融注于笔端，把文艺价值的生成与审美意蕴的积淀与个人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相交融，以美的作品温润大众的心灵，使之生发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相互激荡的共情能力，在以美抵达人心中展现出艺术强大的价值引导力，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践履于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中。

新时代新方位，需要在高扬文艺的人民性中强化文艺以美育人、教化人心的使命担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文明型崛起离不开新时代文艺强大的价值引导力和精神推动力，文艺的独特性在于悄无声息地成风化人、引领社会风尚，在随风潜入夜中形塑着人的价值观。“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艺术家被视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美育人、使美成为人格健全的重要向度。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培根铸魂的人，必先铸己。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新时代文艺要胸怀“国之大者”，在当代文艺的经典化中蕴蓄阔大的境界和高远的精神追求，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鼓起14亿人精神的风帆，托举中华民族英勇地屹立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潮头！

（摘编自范玉刚《以美的作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中国艺术报》2022年2月11日，有删减）

《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集中论述了《红楼梦》的悲剧性，并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有无“悲剧”的问题。王国维认为，在《红楼梦》之前，中国文学没有悲剧，至少没有“像样的”悲剧。他认为“吾国之文学中”，仅剩《红楼梦》一书，为“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彻头彻尾之悲剧”。王氏论据有二：一是作者“不敢自署其名”；二是代表“吾国人之精神”的戏曲小说皆以大团圆收场。

曹顺庆、涂慧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与失”一文中指出，王氏立论依据存在问题。针对王氏论据一，曹、涂二人提出一条驳论：小说这种文体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在儒家传统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文人视小说为小道末流而不愿意署名，是十分正常之事。并举《金瓶梅》作者至今不明作为旁证。

但笔者认为，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曹、涂二人所指出的文体偏见，而是小说内容的政治敏感性。《红楼梦》中虽将“真事隐去”，仅留“假语村言”，且一再声称“大旨谈情”，但其中仍保留不少自传色彩，“伤时骂世之旨”亦随处可见。清朝文字狱极盛，曹雪芹有所顾虑，只得将作者之位拱手“让”于“石兄”“空空道人”，应在情理之中。

针对王氏论据二，曹、涂二人的批驳更切中要害：王国维仅仅将戏曲、小说作为国人精神代表是有失偏颇的，这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事实。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诗歌的国度，西方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戏剧、小说等叙事性文类上，而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则主要体现在诗歌这一抒情性文类上，并逐渐延伸至“词”及产生较晚的戏曲、小说之中。

曹、涂二人充分认识到，导致中西方悲剧表现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学的主导文类不同。西方文学以戏剧体诗引领风骚，中国古典文学则以抒情诗见长，代表“吾国人之精神”的文类，非“诗”莫属。就叙事文学而言，史传、古小说等叙事散文起源甚早，其中亦不乏富有悲剧色彩的佳作，只是古人往往以“子史”看待，未归入狭义“文学”范畴的“集部”。实际上，以戏曲和白话小说作为“吾国人之精神”的“代表”，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否定千年中华文学丰富的悲剧性，这必然背离文学史实。

另外，中国传统文学中戏曲、白话小说的“乐天”结局，也与其文类定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市民阶层消遣需求而兴起于勾栏瓦肆的戏曲与白话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性质的通俗文学，而非寄情托志的严肃文学，因而势必要迎合市民阶层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晚明戏曲家李渔名剧《风筝误》中有一首收场诗，诗中“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一句直接点明戏曲创作是为观众的喜好所决定的，戏曲创作家不得不努力去迎合他们的口味，此诗也道出了戏曲文类定位及其团圆结局的成因。可见戏剧在西方文学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应在中国历来是由诗，而绝非戏曲小说来承担的，不能简单地两相比附。显然，王氏“中国无悲剧”说站不住脚。

再看《红楼梦》的文体渊源。笔者认为，从外形上看，《红楼梦》确是一部白话章回体小说；但从美学内核看，《红楼梦》深受诗体影响，实为一部“抒情诗化”的文人小说。换言之，《红楼梦》创作的根本目的，与当时文艺市场上一般说部迥异，并非供人消遣，而是抒情言志。书中虽然极尽精细地再现了一个逼真的经验世界，但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表现自我，传达内心理念。因此，《红楼梦》从根本上是抒情性的，而传统“小说”文类一般都是叙述性的。这是《红楼梦》不落俗套，独以悲剧收场的一大原因。后人不解曹雪芹深意，仍习惯性地按“小说”文类规套予以期待，自然会对悲剧结局感到不满。于是纷纷续貂，为之补足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一现象，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小说文类的精神”，并不足以扩展至所有文类乃至“吾国人之精神”。

（摘编自林婧《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

材料一：

①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历来非常重视有关虚与实的处理问题。从传统戏曲的舞台演出符号，我们就明显地看到这种美学追求的痕迹。

②中国戏曲舞台最常见的形式是一桌二椅。当它在舞台上作为桌和椅的实在道具使用时，它是实的，是“以实写实”。由于中国戏曲舞台的时空转换是极度灵活的，经常运用假定性的“虚”的手法，因此，刚才一分钟还是实实在在的桌和椅，下一分钟可能就变成了床、山、门、洞或者点将台……当舞台上的一桌二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桌二椅就变成了“虚”的，就是“以虚写实“或者“以虚写虚”。

③中国传统戏曲服饰更是形成了一系列象征性的符号。例如，“靠”作为武将作战穿的铠甲是“实”的，而它不同的色彩表征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如黑色表示性格粗犷豪放，白色表示儒雅英俊，这又是“虚”的。服饰的符号指向性含带了较强的主观意识，因此需要约定俗成地了解和把握，否则极易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但它有着自己特殊的美学性能，因而一旦掌握了它的语言符号规则，就会欣赏其独特的美学意味。

④中国传统戏曲的勾脸作为装饰性、夸张化的象征符号，更多的是“以虚写实”。因为勾脸其实不是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中的化妆多是为了修饰美化或乔装改扮，而戏曲舞台勾脸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绪色彩。脸谱艺术用大胆的想象和联想，将角色的形象虚比成了象征性的脸谱符号，而中国观众通过反复的欣赏，加上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日渐获得对这些符号意指的认知，形成对戏曲传统演出符号的意会，从而达成中国传统戏曲的观演默契。

⑤在戏曲舞台演出中演员的动作中也形成了大量的象征性符号，演员用动作来表达某种心境、状态或环境等，这一类象征性的动作也是在长期的传统戏曲演出当中，通过舞台实践，慢慢从演员“实”的动作“虚”化出来的。如跟头越墙，是象征着战争中的攻城略地；小旦的以手帕遮面，是象征人物害羞或带有愧意……

⑥中国艺术精神中的虚与实，贯穿和渗透在整个的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中。中国传统戏曲曲演出符号体系中的象征性符号，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这种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思想，得到了写实的和直接的描写所达不到的特殊的效果，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精神，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形成了很高的审美价值。

(摘编自周春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象征符号》)

材料二：

中国戏曲是在写意的美学思想指导下，通过程式化、虚拟化的艺术手段来表现生活。而这些艺术表现手段，是经过艺人的共同努力，从生活中加工提炼出来的一套具有象征性特点的艺术表现形式。写意的美学思想和程式化、虚拟化的表现手段，都是通过象征性的艺术创造来实现的。《杨门女将》第八场“探谷”中，有穆桂英等骑马跑圆场、开道、突遇断涧、勒马等一系列动作，这些程式化的舞台动作和虚拟的表演，是以马鞭配合演员的舞蹈手段象征性地表现出骑马前进，突遇悬崖断涧，急忙勒马的情景。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程式化的舞台动作和虚拟的表演都有象征性的特点，如果这些动作不具备象征性，演员的表演就失去了目的性，观众就必然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假使剔出这些表演中的象征性，一些舞台动作也就根本无法实现。

戏曲中离开象征性的艺术手段，便是抽掉了表演艺术的筋骨。象征性的艺术手段不仅用于表演上，也用于人物脸谱、服装道具、舞台布景、音响效果等方面。拿人物脸谱来说，其色彩、图案既能象征人物性格，又有许多含义。比如红脸象征忠勇、正义，黑脸象征刚毅、正直，白脸象征多谋、狡诈……这些表现特征不仅用于戏曲舞台，而且长期以来由于戏曲艺术的影响，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与民族生活习惯溶为一体，成为寓褒贬、别善恶的象征性的标志。正是这些具有象征性的艺术手段，构成了中国戏曲整体的美学思想。设想，中国戏曲如果离开了象征性的某些设计，戏曲的表演、脸谱、服装、道具便都失去了写意的美学特征。假使一出戏中仅保留戏曲的唱腔，而在服装、道具、布景等方面按照写实的方法去创造，那必将是不伦不类。因此，我们说象征性的表现方法是构成中国戏曲美学思想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张生筠《中国戏曲的象征性》)

①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再次引爆全网，中国传统节日又火了。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如何深入认识中国传统节日，并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其生命力，使其持续焕发时代光芒，对文艺界而言既是考验也是机遇。

②丰富活动彰显传统节日价值。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饮食文化是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仅仅把过节矮化为吃和消费是不行的。节日所承载的敬畏自然、家国情怀、感恩重孝、文化认同等更为重要。

③敬畏自然。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多与历法节气、祭祀文化相关，原因即在于古人的自然崇拜，也就是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直到今天，每逢春节，各地贴春联和门神祈福、燃爆竹驱赶“年兽”，习俗的核心即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敬畏自然，与天地万物交流，与自然和谐共生。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理念永不过时。

④家国情怀。一种观点认为，端午节最早的起源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流传过程中，古代人民将端午节与屈原等历史人物故事联系起来，赋予节日情感和道德色彩。当端午节成为纪念日，人们通过赛龙舟、包粽子纪念屈原，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得以传承和弘扬，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⑤感恩重孝，无论是清明节的祭祖，还是春节、中秋节的团圆饭，抑或是重阳节围绕尊老敬老开展的各类活动，孝文化润物无声。这种文化也促使我们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⑥文化认同。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有利于增进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海内外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⑦文艺创新展现传统节日活力。从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横空出世后，《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爆款持续引发热议，《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文艺精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其“活”在当下、火在当下的现实性，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⑧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节日”系列给出了答案。《元宵奇妙夜》中，唐俑不仅“活”起来，而且穿行于博物馆，带观众与文物、历史直接对话，内容创新令人惊艳；《清明奇妙游》通过“戏中戏，画中画”的创新表达结构，突破时空再现《西园雅集图》，形式创新惊喜连连。新技术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不仅能激发创意灵感，还能为灵感落地做好服务。

⑨“中国节日”系列的成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文艺形式的创新和科技的助力。当然，无论是深耕传统文化、聚焦传统节日的内容选择，还是一个个惊艳的创意，都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在学习“中国节日”系列成功经验时，也应当避免照搬跟风、克隆山寨，抄袭只能是东施效颦。不仅要带着礼敬之心学习，还要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如此方能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摘编自《如何让传统节日持续焕发时代光芒》，《光明日报》202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