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有人运用与文字“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的图像，绘画名物，描摹诗意，图说诗境，创作了众多《诗经》图像，借以表达对《诗经》的理解与认识。这些图像与文字著述共同展现出不同时代、地域的人们对《诗经》的接受和认知状况，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学、艺术蕴涵。

《诗经》图像兴起于汉代。东汉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曾取意于《大雅·云汉》中的“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诸语，绘制《云汉图》，使观者见而觉热；又取意于《邶风·北风》中的“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诸语，画《北风图》，使观者见而觉凉。可见，那时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图像表现《诗经》意境。

唐朝时的《诗经》图像多以写实笔触求“真”，描绘冠、冕、草、木、鸟、兽、虫、鱼诸种名物的形貌，“以图佐文”，使观者获得对《诗经》所涉“豳远”上古知识的直观认知，《诗经》阐释史上的“图说”“图解”式样亦自此形成。如开成年间，唐文宗因卫协所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及古贤君臣之象“不得其真”，令程修己另行图绘，程修己遂撰成《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豳无不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宋元时期，《诗经》图像的类型更为丰富，在汉、唐时以描摹动植物为主的“自然之图”基础上，增加了众多表现礼制文教的“人文之图”，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政教功能。这一时期出现了《诗经》图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马和之《毛诗图》卷。此图作于南宋高宗时，简淡秀逸，构思精巧，别出心裁地展现了画家对《诗经》时代人物事件、风俗物产、典章制度等的认知、理解与想象，故脍炙艺林，为后人激赏。

明清时期，《诗经》图像蓬勃发展。模仿马和之《毛诗图》的作品大量出现，如文徵明《豳风图》、仇英《鄘风图》、董其昌《衡门图》，以及丁云鹏、郎世宁、唐岱、管希宁、张坦、周鲲的《豳风图》等。同时，涌现出很多取材《诗经》而自出机杼之作。例如，明代画家周臣以《七月》为素材，“图豳雅意”而绘《豳风图》，侧重描摹农闲时乡间民众“斗鸡”的场景，展现了盛世百姓丰衣足食的升平气象。这一时期曾将《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用于世俗生活中，或贺秋闱高中，或祝寿辰，从而淡化了《诗经》图像的政教色彩，赋予其实用交际功能。《诗经》图像不仅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用于世俗生活中，还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发挥着美化装饰的功用。

中国古代《诗经》图像的创作者既有帝王皇族、朝堂官员，又有文人、书画家、本草学家、舆地学者，还有歌姬舞女、工匠技师，以及僧侣道徒等方外之士，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作品式样既有绘画、版画，又有屏风、团扇、瓷器、漆器、刺绣等，涉及古代图像艺术的多种门类。在题材类型方面，既有对《毛诗》诗意的整体呈现，又有对单独诗作如《豳风·七月》的反复描画，还有对《诗经》所涉名物、典章等的“图解”。这些图像的生成、发展、演变过程与《诗经》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中所保存的文辞，为了解《诗经》的异文、编纂结集、流传等情况提供了线索；“以图解《诗》”的艺术呈现方式，为考察文士心态、时代环境及《诗经》的传播与接受诸问题提供了图像依据；同时，围绕这些图像，还衍生出不少诗文和评点文字，对深入认知《诗经》学、艺术学与文化学中的相关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摘编自罗建新《<诗经>图像的演进历程》）

从学术史研究看，《匠心致远》的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器物史到技术史、从区域史到全球史、从技术史到文明史的“三大范式”转型，这无疑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学术史研究视野。

在物质层面，器物本身有其天然的可视性、美术性和美学性的优点，能直接从物质存在本身考察其材料、色彩、机理、造型与风格等要素，这为书写工艺史提供便利或可“上手”的分析对象。这种书写便利也为工艺史书写养成了偏向于器物史的“俗套”，即放弃器物背后的工匠及其技术史的书写。就技术本身而言，它不会脱离器物本身而独立存在，物的技术性书写必然建立在人（匠）在造物过程中的结构、功能与秩序等关键要素之上，而这些要素在介入造物中绝非来自物本身。在传统工匠领域，探究技术史的本质全在于工匠本身的历史。实际上，于技术史的内容属性及其书写要素为工匠史的书写带来选择性障碍，以致掩盖了技术史书写的更多维度。因为，技术史不全是工程技术史或科学技术史，还包括人文技术史或美学技术史等分支学科。就后者而言，《匠心致远》呈现的是中华工匠的人文技术史。很显然，《匠心致远》的学术视野已然创造性地从传统的器物史转向技术史的书写，而且是从静态的器物史书写转向动态的技术史书写。

从空间层面看，物本身在空间上的贸易、交换与使用从来就不是静止的。因此，工匠所造之物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并在流动中形成物的交往及其伦理。物的交往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在特定空间区域、路段上展示出了人际交往的魅力。但伴随全球交往工具或交通工具的发展，地方性的物质交往逐渐挣脱了区域空间的限制，进而扩张到全球空间范围内展开。譬如，“丝绸之路”就是全球物的交往之路。在这条路上的全球物的交往，展示出区域史书写已然失去固有的魅力。因此，技术的物或物的技术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传播、交往与互鉴已然成为一种史学景观。换言之，技术全球史的书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引起学者注意的。《匠心致远》或在这个领域为人们展示出一个别开生面的中华技术史景观，这显然是放弃了区域史书写工匠史的传统，迈向了工匠全球史的书写领域。《匠心致远》所呈现给读者的并非工匠技术的区域流动史，而是工匠技术的全球史。尽管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中华工匠的磨子技术、轮子技术、耕犁技术、扇子技术、漆器技术等十大技术仅仅是中华工匠技术史上的冰山一角，但从学术视野及其方法论上很显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学术范例。

在物性层面，工匠技术物能在使用、艺术、审美、技术等诸多层面形成特定的工匠文化，并迈进工匠文明的高级阶段，进而影响人类的生活、生存、交往、伦理的状态及其质量。在《匠心致远》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工匠文明。在作者看来，工匠文明或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样态，它参与了人类文明的初创、建构与发展。这就是说，《匠心致远》对中华工匠技术的书写已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物及其技术性的描述，分明是已将技术物在使用、交往、消费与传承中发挥的工匠文明作为写作旨归。

（摘编自李玫《小技术见出大文明一读<匠心致远：影响全球文明的中华工匠技术>》）

①中国古代成人礼定型于周代。男子成人礼称冠礼，女子称笄礼。冠礼是周代士及以上阶层所行的礼仪，现存《仪礼·士冠礼》是当时士阶层以及后世礼仪重建的文本依据。古人重冠礼，将冠礼置于礼仪之首，所谓“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最核心的环节是三加冠服和命字。冠者加冠命字之后，从此拥有做官从政、参军从戎、家族祭祀的权利，完成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转变，正式步入成人行列。《礼记·冠义》云：“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云“三加弥尊，谕其志也”。怎样做到谕其志呢？这就牵扯到成人礼中的训诫话语。

②冠礼中三加冠服，每一加都有祝辞，命字后还有字辞，均含训诫之义。按照《仪礼·士冠礼》记载，三加冠，首加缁布冠，念祝辞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皮弁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爵弁冠，祝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笱无疆，受天之庆。”也就是说，加冠之后，你要放弃你的童稚之心，端正你的仪表容貌，慎修德行之性，在嘉宾和兄弟的见证下成人之后，要努力修身养性，成为一个道德君子。然后是命字，要念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日伯某甫。”就是说，美名配俊士，从此你要保守自身德行，配得起这个名号。主持冠礼的重要人物是宾者，宾者多是当时社会所公认的成“人”模范，他们在仪式上的出现和教诲对冠者而言是一种很好的道德示范和人生导引。此外，冠者在加冠之后还要拜见国君和乡大夫，接受他们的训诫。乡贤们通过祝辞和训诫语词将儒家的做人规范和成人标准内化于冠者心中，对其身心意志进行规训。

③古人有名有字。一个男孩出生三个月后要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行冠笄之礼时又另取字，从此同辈之间以字相称，在父辈和国君面前仍称名，所谓“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因为取字，正是为“敬其名也”。在《仪礼·士冠礼》中虽有命字仪节，但并没有专门关于字的来自和含义等的介绍。到了晚唐时期，出现了字说的创作，用来解说取字的意义、字本身的含义并加以劝勉之辞。

④由于古代的字伴随士人的终生，因而这种蕴含着父辈的叮咛、教诲和期望的意义符号如同纹身一样镌刻在成年者的身体上，甚至超越了身体符号的意义，而内化为一种做人的理想追求和行为规范。晚唐以后，字说文体逐渐兴盛起来，北宋时期黄庭坚、苏轼等均作有大量字说，南宋时理学家又借助字说文体复兴冠礼，使其得以在社会上盛行，至元明两代达到最盛，数量逾千篇。还有一些文体，如字序、字叙、字训、字解等，都是士人应邀为其友人的子女、自己的族中后辈或者自己的子女等在冠笄成年取字之时所作。这些字说写作内容或繁或简，形式或韵或散，蕴含着长辈的殷殷希望和切切叮咛，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成人观念和伦理价值观。学者叶国良曾对“字说”与成人礼关系加以集中讨论，认为字说源于周代冠笄之礼中的“命字”仪节，在冠笄礼仪式衰微之时，部分取代了冠礼的部分功能，在民间社会继续发生作用。

⑤虽然当代的成人仪式中没有加冠命字的仪节，不再需要对于名字由来和含义的解说，而变成了蕴含着成人道理的各种讲话和寄语，但是成人礼中的训诫环节和劝勉语词依然存在，其核心是使人们明确成人的道理，明确何为成人、如何做人的标准和含义。这或许也是成人礼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贺少雅《训诫——成人礼上讲什么》）

材料一：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社交、娱乐、购物到出行，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各种网络平台。这一变化在赋能数字产业、释放科技创新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短视频沉迷现象就是其中一种。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需要提升数字素养，运用数字化时代的伦理智慧加以调适。

近年来，数字伦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数字伦理，是指立足以人为本，在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要求和准则，涉及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比如，在社会层面，如何弥补“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公平可持续；在企业层面，怎样避免技术滥用、不当采集用户数据，以正向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在个人层面，应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化解网络成瘾、短视频沉迷等困扰，解决注意力缺失、知识碎片化等问题。正确应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才能让人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不是被数字和算法驱使。

短视频沉迷等现象成为很多人的困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加速创新，而观念、伦理和法律等相对滞后造成的。对此，应该充分运用系统思维，在创新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对那些明显不正当的企业行为和严重的侵权行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比如最近对平台垄断、侵害用户权益等行为开展治理；另一方面，应通过价值观、伦理规范等柔性调节，促使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更加重视数字伦理、提升数字素养，实现数字化时代的协同治理，迈向更加美好的数字生活。其中的关键，是明确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公众利益优先、共享科技红利等科技伦理原则，并通过制度安排、产品设计和服务规范，嵌入数字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各个环节。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意味着如何更好面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独自面对各种电子屏幕和数字界面，每个人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也成为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不仅产生了隐私保护，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还造成了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造适度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科技造福社会和人民，需要全社会提升数字素养，让科技成为自我实现与追求美好生活的阶梯。

（摘编自段伟文《数字化时代需要“数字素养”》，《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

材料二：

特斯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维权的事件在网络世界不断发酵，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共议题。事关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在大众追问的情绪因素以外，我们更需要理性地检视特斯拉事件折射的诸多数据治理问题。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度重视数据主体的权益保护，从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从刑法到民法典，现行法律法规都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满足用户围绕其数据的安全可信利益。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数据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重要数据，损害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对系统可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应通过网络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的控制权；此外，保障用户的选择权，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应利用用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损害用户的数据安全和利益。

在数据流转利用的过程中，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扮演着重要的生态角色，他们担负义务的实现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生态的法治水平。目前各界从业单位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全面建设数据合规风控体系，自觉以实际行动遵从法律法规要求，满足民众的各项数据权益诉求，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品牌形象。事实上，在当下实践层面，企业等各类主体依法根据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做出同意，开展数据采集、处理以及披露等活动，已经成为普遍的业务共识。而除非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企业等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公开披露处理的个人信息，更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的明文要求。

（摘编自吴沈括《“特斯拉维权”背后是数据法治化命题》，《光明日报》2021年5月13日）

材料一：

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被公认，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两者各具优势。但长期以来，医疗领域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遇到困境。

一是中医人员数量增长与中医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薄弱。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分别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中西医医生比例由3.2：1变为1：5.8。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

二是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语言上，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医理论培训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

三是民间中医的发展面临困境。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行医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

四是中医医院存在西医化倾向。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医院无法养活，医生只有受穷。

（摘编自陈永杰《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

材料二：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艰难延续。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的主阵地。当前，院校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师带徒，出名医，中医独具特色的技艺需要活态传承。中医临床功夫、中药炮制工艺，主要靠师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师承教育能为“草根”中医打开一扇门，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我们应将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为中医药发展打下最坚实的人才之基。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只传承，不创新，捧着金饭碗也只会越吃越穷。让中医药老树发新芽，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我们不能因为创新而忘记“守正”，也不能因为“守正”而不去创新，必须把“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将让中医药获得无限生机，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白剑锋《守正创新，为中医药注入源头活水》）

材料三：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曾在武汉一线指导和参与救治的专家回顾总结了用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院士说，武汉疫情出现社区传播之后，我们将中医药治疗和干预纳入“四早”内容，第一时间为集中隔离点的发热、疑似、已确诊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以及一些密切接触者发放药物，发放通治方“寒湿疫方”的药72.3万服，覆盖5万多人，使很多病人在早期就得到控制，不向重症发展。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带队接管的江夏方舱医院，通过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564名患者均没有转为重症。

“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是我们取胜的基础。”张伯礼说，在向其他方舱医院推广经验后，1万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中药，各个方舱医院的转重率基本在2%至5%左右。

不少专家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减缓、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摘编自新华社《中医药为新冠肺炎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材料：

“人工智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56年，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1950年就有了，阿兰·图灵在元数学的基础上发明了数字可编程计算机，提出了“计算”的概念，包括算法、编程、输入、输出等。原始版本人工智能的开发目标是教会电脑完成一系列的认知任务，包括下棋、解决数字问题、理解书面语和口语、辨认图片内容等，通过“智能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的编写，以某种方式模仿或者复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可见，“人工智能”是和智能化、自主学习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它整合了传统的工业制造、现代的信息媒介技术和智能传感技术等，最早被应用于医学、工业生产、游戏等领域。例如最早的心脏起搏器在1958年就开始投入使用，由于病人的生物起搏器并不能使他的心脏按照应有的方式跳动，因而人造心脏起搏器就被植入项圈骨的下面，并连接到心脏，它有效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人类处理炸弹，可以在汽车的装配线上工作，可以在机场协助制定航班的飞行班次……它早已广泛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从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到同声传译设备，从智能个人助理、家用机器人到AlphaGo。只是由于好莱坞电影、科幻小说和视频游戏的过度渲染，人工智能好像是某种远离日常生活的神秘“黑科技”。

（摘编自刘建平《人工智能及其挑战》）

红学研究对《红楼梦》写法的探寻，最初把视野聚焦在《红楼梦》叙事结构上，其破璞见玉的功力都倾注在“《红楼梦》的主线是什么”上。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宝、黛爱情为主线。最早提出此说的是何其芳先生，他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后有蒋和森先生详细阐释：“《红楼梦》在艺术上以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当然，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主线发展，还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

四大家族衰败过程为主线。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中所言，后又有学者进一步论证。

两条主线说。将上述观点合二而一，力图涵盖面更大一些。他们认为一条主线是宝、黛的恋爱，另一条主线是贾府的盛衰。此说发端于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贾政与宝玉的卫道与叛逆的矛盾和冲突为主线。马国权在《<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什么?》中指出：“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批判处于‘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末世’的封建贵族社会，并宣判它的必然死亡，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要表达的重大历史主题。而表现在贾政和宝玉父子间的卫道与叛逆的激烈冲突，则是曹雪芹为了表现这个重大历史主题而构思的庞大艺术结构中的情节主线。”

上述各种主线论甚至同一主线论中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的表述，都力图寻求、描画出情节发展时空的轨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形态大都是故事型的范式，遵循时空结构的线性发展基本轨道。那些杰出的作家无不在故事层面的设计和安排上呕心沥血，独出心裁，这是因为文化的积淀和审美的发展都遵循着人类认识实践的规律。

但在传统的红学研究者们用主线、副线说解释《红楼梦》叙事结构，难以自尽其美的时候，李希凡、蓝翎先生看到了《红楼梦》叙事结构是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的多种叙事成分和叙事单元，又提出了“网状结构”。学者薛瑞生也指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故事线索千头万绪，绝不是这一主一副两条线索所能完全总揽的。但是，不管多么复杂与纷乱，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条线索发生联系。这就是由许多大的网眼再生发出许多小的网眼，人物的‘悲欢离合’，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就在这大大小小的网眼中透露出了时空结合意识的生命表达。”

“网状结构”对我们的启示有：既不割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同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时空线性叙事结构的血缘联系，又力求描画出它的创新之所在。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发展的链条之中，它的身上永远都继承着传统，又吸纳变革的新因，是传统与变革新因整合的产物。传统的“写法”被打破，并不意味着《红楼梦》的写法与传统叙事结构的决裂。所谓创新，都是在传统的自身系统上，扬弃保守的因素而以变革的因素代之。变革的内容同有价值的且保持民族文化基因的稳固因素形成整合，就是创新。变革因素与稳定因素永远处于不断地扬弃，又不断地整合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众多学者从“各种主线论”进而提出“网状结构”，是在努力开掘传统中变革的因素，探寻对《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的准确定位。

如果说“网状结构”论比之“各种主线”论更有价值，那就在于它已经逼近揭示《红楼梦》结构的有限的时空形式与无限的意识世界相结合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

（摘编自郑铁生《对〈红楼梦〉“写法”的探寻》）

老子、孔子都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面对社会乱局，儒、道都企图开出一剂救世良方。

老子以“道”为核心，抨击异化的仁义礼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老子看来，所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现象上坠入“伪”，本质上丧失“真”。他开出的救世良方：返朴，回归至善大朴；归真，摈弃机心巧智；守拙，坚守淳朴本性；不争，遵循自然秩序；以建构“玄德”为终极价值。可见，老子并非否定仁义礼智，而是否定文明异化，强调仁义礼智必须合乎大道，出乎本心。如此则真，否则即伪。真则人心至善，无为而治；伪则世道诡诈，愈治愈乱。老子理论这一深层内涵，有着深刻的价值论意义。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在不断异化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人类文明的初衷。老子正是在预设的仁义礼智产生的因果关系中，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异化。

老子的救世良方，虽然深入到人性的底层，却忽略了文明进化的规律。他所描述的是原始生民追求基本生存阶段的人性状态，人类一旦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必然开始关注精神需求。这种进化，既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刺激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的欲望膨胀。人类由群居到部落、由部落到国家，群体无限扩张，为了保障权利的平衡，限制膨胀的私欲，调节群体的和谐关系，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强制性秩序，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儒家分蘖而生的《荀子》凸显礼制，强调“礼法并施”，凸显儒法合流，直接影响了《韩非子》的产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早期理论依据。

孔子以“仁”为核心，试图重构仁义礼智。在治政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法令制度引导百姓，建立统一的量刑标准，使之免于刑罚而耻于作恶，以刑止刑；以道德仁义引导百姓，建立统一的礼义制度，使之耻于无礼而至于仁德，以德弘德，德治与法治互相依存，使百姓畏惧刑罚，追求至善。在修为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敬长辈，友爱兄弟，诚信立身，博爱众人，从而践行“仁”。将自己锻造为兼顾家国、道德立身、文质彬彬的君子。唯此，才能建构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和谐、家庭伦理和谐的社会。

其实，孔子对伪饰的世风也大为不满，曾愤怒地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说明两点：第一，“好仁”“恶不仁”必须出自生命的自觉，“真知仁之可好”，否则就是满口仁义而性不至善的伪君子；第二，每人都具有“好仁”“恶不仁”的先天条件，所以难以见到“好仁”“恶不仁”的真正君子，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普遍缺少一种生命的自觉。可见，孔子论“仁”，也强调出乎“本心”，反对伪饰巧智。“巧言令色，鲜矣仁。”真正的仁，并非巧言令色，哗众取宠，而是出乎“本心”，毫无伪饰。

概括地说，老子论“道”，强调人性的本然状态；孔子论“仁”，强调社会的应然状态。在理论逻辑上，老子从道德人心的角度，企图救赎异化的人性；孔子从伦理教化的角度，企图重构崩溃的秩序。在价值取向上，老子之“道”以具体的社会之“德”为理论归趣，其抽象哲学观与社会价值观并无判然界限；孔子之“仁”以社会之“道”为理论指向，其社会价值观与抽象哲学观也无判然界限。二者构成理论上的互补关系，价值观上的辩证性关联。

（节选自刘运好《老子之“道”和孔子之“仁”》）

本质上，文学属于个体大脑不受外力支配的前提下独自酿制的蜜汁，其主观化的特征极为显著。在纸面上起伏跌宕的山川地理和人情世故，无一不是源自作者的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哪怕作者再标榜自己笔下之所写何其客观，也无不隐匿着或明或暗的个人化的价值判断。

虎是画笔画出来的虎，不是照相机照出来的虎。既然为作画，就难免要把自己对虎的理解和看法扩而大之，把对生命的祈愿、对理想的诉求、对世情的解析等诸多元素融入画面之中，以达到托物言志之目的。既然主观才是孕育文学的母体，那么就意味着在散文写作中，作为主观的作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正所谓“我手写我心”。有感染力的散文，一定历经作者情感的泽润、灵魂的孵化、理智的锻造，既含有人性温暖，又具有人文思想，哪怕是呐喊和悲鸣，也犹如杜鹃啼血，刺痛人的心扉。

然而，戴一副散文的面具，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散文。业已存在的事实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步步紧逼的挤压，越来越多的散文投其所好地正在向着“转基因”的方向掉头，且欣然而陶醉。散文里的“苏丹红”愈发地超标，致使太多的散文呈现出非散文化的特征。非散文化的散文洪水漫灌地涌入散文的队列，貌似是在为散文添丁，其实是在给散文掘墓。马厩里混入密集的鹿，挤得马无处立足、节节后退，最终的结果，也许马厩就被偷梁换柱成了鹿厩，不再与马有关。非散文化的散文，像膨化功能强大的酵母，一旦潜入散文的肌体，就会偷换散文的骨血，榨干散文的精髓，扭曲散文的灵魂，最终导致散文基因的彻底篡改。

散文之所以非散文化，其中的一个主因，在于散文写作中主体与客体的角色错位。本该忠于职守的主体，袖手旁观于散文之外，把散文的方向盘拱手让给了客体，使本应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散文，受制于客体的摆布：以别人的视觉作为自己的视觉，以别人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以别人的结论作为自己的结论。而主体之所为，不过是为客体业已竣工和完工的家具和墙面，施之以后续的抛光打蜡和粉刷油漆。同时，主题先行也是散文非散文化的原因。把某一个概念或某一个热点，予以策略化的文学包装，为其插上文学的花翎，涂上文学的口红，就敢堂而皇之地以散文自居。这等散文所犯的大忌，就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沉痛教训之一被文学界反思和否定。生活是化妆的生活，事实是补缀的事实，仅仰仗于移花接木的嫁接术，就化鸡为凤，化腐朽为神奇，如此，必然陷入辽辑的捉襟见肘。此类作品也许字词一团锦绣，但帽下无头、肉中无骨，活活一具檬皮人而已，腹内空空，言之无物。不是自己的思考，亦不是自己的感受，缺乏对生活刻骨铭心的切肤体验，依赖于某份材料或道听途说，就想写出触及人灵魂的篇章，无异于缘木求鱼。

不是概念不能与散文握手，也不是热点不能与散文联姻，问题的根本倒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先有事实还是先有结论？是带着结论去拼凑事实，还是透过事实去得出结论？诸如此类的常识，值得散文的参与者澄清和思忖。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把广告当成生活的本相大肆渲染，做表面文章，是一种层次；挖掘生活的纹理，解析生命的情状，透析命运的沉浮，是一种境界。

深谙散文之道的人都知道，散文的生命力与“真”字紧密相连。经典意义上的散文，生活的逼真、事实的翔实、情感的真挚等构成要件，须悉数到位，缺一不可。一经或缺，散文的品质与寿命就会大打折扣——散文，再也不是血肉之躯、灵魂之所，不过是挂在橱窗里轻飘而华美的睡袍而已。

（摘编自安黎《散文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错位》）

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由此可见，儒名之起源应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两极阵营。故而，我们可以断定，儒的出现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个时候。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这一流派，大概源于“司徒之官”，他们协助国君顺应自然、阐明教化。在刘歆看来，他们这些人学习研究的文化典籍在六经的范围内，特别注重仁义和诚信的事务。他们奉行尧舜传下的治国之道，遵照文王、武王的法制。为增加自己学说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是“道”的最高理论。唐尧虞舜之兴隆，商代和周代之繁盛，仲尼的学说，已经用过且有效果。然而，迷惑的人已经失去儒家学说的精细微妙的道理，邪僻不正的人又随着时世的需要抬高或贬低它，他们背离儒家学说的根本宗旨，随意解说，只求哗众取宠。后来的学者循其道而行，因此，违反五经的本义，将经义搞得支离破碎，儒家学说就渐渐衰亡了。这是邪僻不正的儒者造成的弊病。单就儒的起源来说，刘歆以上的说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周礼·大宰》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用九种和协的办法联系天下各国的民众)：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似乎与王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也不无关系。

然而，如果按照清代学者康有为的说法，刘歆佐王莽建新朝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而伪造《周礼》，因此《周礼》的说法既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也并不可靠。特别是《周礼》中那些井井有条的种种设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不必尽信，刘歆整理《周礼》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显然也不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如果说他依据前人的资料整理《周礼》时排比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并以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作为一种政治期待的话，那么我们对此多少应该有点相信。故而近代学者章太炎接着刘歆的研究往下说，以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实际上都是出于古代的“王官”。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是故非士无学，非学无士，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观察，学在官府毕竟是学者公认的事实，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虽为推测之辞，但推测的方向似乎并无大错。

(节选自《儒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