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

费孝通

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股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无情不作诗

张健

①《红楼梦》里黛玉与湘云曾月夜联诗。湘云看到池塘上惊起一只瘦鹤，出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呢，见到一轮月儿冷冷清清，想了一会儿，吟出一句“______”。这两句诗，看上去都只在描写一种外在的景物，实际上却字字传递着浓烈的情感。寒塘，鹤影，冷月，花魂，这样的诗，必是寄人屋檐之下、人生遭际相似的湘云与黛玉才能作出的，如果换了春风得意的王熙凤，肯定对不成。

②为什么王熙凤就对不成？□王熙凤没有黛玉的人生遭际，□就没有那种忧伤、萧索的情怀，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寒瘦、清冷，这不是王熙凤的风格，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所以，字句可以雕琢，故事可以敷衍，唯独“情怀”二字作不了假，是怎般情怀，便作怎般诗，诗歌就是诗人情怀的一种外化与呈现。

③我们读诗，其实就是在读人，读诗人的遭际，读诗人的情怀，读一个个远去的灵魂。好的诗歌，可以让它的作者千年之下依旧血气充满，栩栩如生。我们读《诗经》，最百读不厌的不正是那渭水河畔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读《离骚》，感动最深的不正是那憔悴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情怀？读《古诗十九首》，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那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闺中少妇的无尽幽怨？等读到了建安诗人逸兴遄飞、光英朗练的佳句，读到了盛唐诗人洒脱自然、天地入我胸怀的名篇时，我们越来越坚信：优秀的诗篇正是人生情怀结出的花朵，优秀诗篇里必然流淌着诗人不同流俗的襟怀与独一无二的性情。

④这样的襟怀性情，未必就一定是家国天下，先忧后乐。它可以是人生如寄的感慨，是来去亲疏的触怀，是儿女情思的表达，但无论何者，它一定是真诚的、健朗的、敏感的。诗人们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寄意春花秋月，卧听松涛虫鸣，他们从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找诗意的触发，又在一切自然事物中寄托人生的慨叹。他们的诗中，一花一草莫不被赋予灵性，哪怕再私人化的情感，也都显得真诚动人。

⑤因为诗歌重在表达情感，所以常常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但有需要，便会冲破现实框束，在一个更自由的层面上显现情怀。李贺有一首《雁门太守行》，开头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用黑云比喻围城的敌军，用向日甲光比喻守城将士的英姿，爱憎之情见于笔端。有人却挑刺说：“方才黑云压城，何来向日甲光？”似这样的批评，便是吹毛求疵，是不入诗的表现，是把诗歌的情感逻辑与生活逻辑混作一谈。其实，岂止黑云日光可以在诗中同时出现，但有情感表达的需要，大雪芭蕉也可同台亮相，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一样畅通可行。

⑥所以，《沧浪诗话》说：“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歌之道，不在书，不在理，那在何处呢？也许就落在一个“情”字上。真情所至，方有高格。

⑦李贺诗云：“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有情之物都会枯谢，便是终古不变的苍天，如果有了感情，也将与人俱老。但是，世间万物往往宁可衰老枯谢，也不愿成为无情者，甚至，还常常用一个“情”字来对抗时间的审判，诗歌也正是这样，因为有了情，反倒得以天荒地老，永驻人心。

科学只是另一种神话么

①科学确实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不过还好科学家们忙着做实验，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主要还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说，科学只是科学家们建构起来的，未必基于客观真实，而是通过自己的抽象概括甚至想象形成观念、认识，他们以这种 “建构主义”来批评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一些极端的人文学者甚至主张：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

②这种局面惹恼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他写了《超越界限：走向超形式的解释学》这样一篇文章，文章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某些人文学者的主张。他把这篇长文寄给一家最权威的人文杂志——《社会文本》。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在另外一个杂志上发了另一篇文章，说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无法支持那些人文学者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有科学常识和素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几个月里，建构主义人文学者目瞪口呆。他们中了索卡尔的套，怎么办呢？一些大牌人文教授只能反击说你索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严肃，缺德。

③在我看来，建构主义人文学者回应索卡尔时曲为辩解，不肯检讨自己这边出了什么毛病，是自己不严肃，是浪费了一次反思的机会，比如他们认为科学的价值和希腊神话、几内亚传说相似，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逃脱科学主义的罗网了。另外，人文学者反对科学，很多时候并不在意说服别人放弃科学的观点，他们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保护人文生活的领地不落入科学的霸权而已。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样迎战科学主义未免轻率，几乎可说放弃了思想者应有的智性责任，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因此也根本算不上对科学主义的迎战。

④科学认知对我们的道德诉求和艺术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我们无法因此拒绝科学。科学提供了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幅严整画面，这样一个画面是神话以及常识、传统哲学完全无法提供的。

⑤科学不仅提供对世界的系统的理性解释，而且它通过可测量可重复的数据、对事件的预言以及技术性生产，证明了它的真理性。甚至科学的破坏力量，很多也是通过科学才知道的，比如臭氧层出现空洞就是一例。

⑥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我们今天一般对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学主义对真理的理解，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人文研究者据创世神话推算出世界是在公元前几千年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错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

⑦两类学者对地球的准确年龄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不同看法已经不同于关于某个神话的真实性的争论：科学体系有办法修改自己，从而提供更正确的结论，而对于神话来说，不存在更正确的东西。

⑧若说科学是另外一种神话，那它和我们本来一般意义上的神话大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把它叫作神话对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毫无益处且只会造成混乱。

（有删改）

典型

①人们把作家创作出来的那些高水平的人物，称为典型，或典型人物。

②从一般道理上说，作家所写的人物能够被广大的读者接受和认可，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就是典型人物。但从理论上界定，还真是一件难事。从人类最初的叙事作品到今天，作家和理论家对于如何写人物，看法发生了许多变化。

③朱光潜先生曾对典型这一概念作过考证：“典型”（Tupos）这个名词在希腊文里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子，用同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这个名词在希腊文中与Idea为同义词。Idea本来也是模子或原型，有“形式”和“种类”的涵义，引中为“印象”“观念”或“思想”。由这个词派生出来的Ideal就是“理想”。所以从字源看，“典型”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

④这就是说，典型这个概念虽然在近代以后才被广泛使用，但人们对于典型问题的探讨从古希腊时就开始了。

⑤亚里斯多德在为诗所作的辩护中曾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人要写“有普遍性的事”，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他说：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会给人物起名字。

⑥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条写人物的原则，先把人物普遍化，也就是抓住同一类人物的共性，然后再给人物个别性，如起名字。在这一思想中，涉及到了人物的典型性问题，“典型”几乎与“□□”成了同义词。其实，这主要还是一种类型化的思想，也就是从某一类人中抽取他们的共同特征。这种类型化思想反映出文学创作已经不满足于对个别的人物和琐碎的事件的描写，而要写出包含更多意义的作品，这是叙事文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从此，西方叙事文学就沿着这条类型化的道路向前发展。

⑦18世纪以后，典型人物的个性化理论获得长足的发展。黑格尔在《美学》中集中探讨了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这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典型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朱光潜先生对此做了客观的总结：第一，黑格尔并不把人物性格看作抽象的东西，而是把它看成和历史环境是不可分的。其次，黑格尔不但把人物性格和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而且看作人物性格是矛盾对立的辩证发展的结果。第三，黑格尔要求典型人物性格须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只是理念的象征或符号。

⑧未光潜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马恩对典型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问题，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

⑨在17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叙事作品的批评，已经展示出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他在《水浒传》的批评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物塑造方面的理论，其中，有关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理论十分丰富和深刻：《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⑩20世纪中期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典型理论的研究展开过较大规模的研讨，力图揭示典型作为艺术形象的美学特质，形成的主要观点是：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典型人物必须是艺术的独创，是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整体。

材料一：

考据、批评与欣赏

朱光潜

①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②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哪一年印第二次“对折本”，各有几次翻印，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读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③这些功夫都属于中国人说的“考据学”。这门课的教授只做这种功夫，对我们也只讲他研究的那一套。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他并不过问。

④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

材料二：

《红楼梦》考证与科学方法（节选）

陈维昭

①“红学”从一个戏称到被视为一门严肃的学问，这其间的实质性变化是由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所造成的。一方面，考证方法并非胡适的独创，它是传统学术中的重要治学方法。另一方面，胡适是最早把传统的考证方法引入“红学”里的学者之一，而他的这种引进却又具有较为复杂的文化背景。

②胡适在寻求民主、科学的时代大潮中，在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的情况下，把考证作为他所信仰的科学方法的一个实践领域，因而他的考证工作蕴含着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意向。于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参照下的产物。

③胡适提倡科学方法、考证方法，原因是复杂的。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洪流中，胡适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旗帜。近四百年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们不得不将之归功于科学精神，不得不对中国传统国粹、对儒家的道德文化的无补于事而痛心疾首；而同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蹂躏，又使中国的仁人志士不肯对西方文明拱手称臣，不肯对五千年的文明一笔抹杀。胡适同样被这种矛盾心理所纠缠。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所以，对着中国文明，他大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着西方文明，他大讲传统考据学。为再造中国文明，他提倡科学精神；为对抗西方文化的盛气凌人，他提倡传统考据学，宣称中国传统考据学极富科学精神。这就是胡适的良苦用心，从中我们可以明白胡适对传统国学的复杂态度的隐衷。

④胡适的“考据癖”与其说是出于对传统的偏爱，不如说是在西方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对于科学方法的热爱。有人说，胡适倡扬考据学，只不过是他为兜售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找到一个中国人能接受的表述，只不过是他的洋为中用的策略。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胡适毕竟是一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即使在留美期间，他仍阅读大量的中国传统经学、史学著作。他的考证方法不管具有多少实验主义式的表述，毕竟与传统考据学一脉相承；他的考证过程的严密性、科学性与假定性，也是根源于考据学；他的考证结论往往有超过前人之处，他的历史考证、禅宗史考证、《水经注》考证、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往往能破旧说、立新说，论证严密，令人信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胡适与乾嘉之学的渊源关系：“而缋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⑤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一直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本体论。于是，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家纷纷寻找改造传统哲学的新途径。这一新途径往往被设定在“回到事物本身”之上。正是这种“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使胡适可以把历史的态度与实验的态度融为一体。从“实验的态度”这一点上，胡适得到了怀疑与重新估价一切的启示，它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前提。所谓“历史的态度”则是一种历史因果论，它把一切事物、制度看成是一定的因或果，是历史因果链上的一环。对于以往文化来说，历史观念的展开首先要求勘定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这就需要考证学。换言之，如果不过渡到这个“自叙传”的结论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不能使他自己满意；但是，把考证的结果过渡到“自叙传”上，则又使胡适不得不陷入自我消解的境地。

⑥对于考证方法的客观性、科学性，胡适一直抱一种乐观的理性精神。他认为，汉学家的客观方法是重证据的，而证据就是“例证”。实际上，“举例佐证”不过是归纳法的一种。考证作为一种方法，远非“重材料中形成结论”的表述那么简单，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的材料可以直接形成定论；有的材料虽不能直接形成定论，但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通过旁证仍然可以间接形成定论；还有一类材料，既不能直接形成定论，而无论通过如何缜密的逻辑推理，最终依然不能间接形成定论。归纳法遵循的是归纳概率逻辑，不管其例证有多少，其结论都是或然性的。对于归纳法来说，并不是举例越多，结论就越真实。如果你观察到九十九只天鹅是白的，你能否确证即将看到的第一百只天鹅必然是白的？

（选自《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有删改）

散文的“时态”

周晓枫

①每当我想起自己以前读到的古代文学里的散文、白话文运动时期的散文、现在报纸副刊登载的散文，总是给我留下一种混沌的整体印象：它们多数充满回忆的味道。一次旅行、一场际遇、一位亲人、一只宠物……他们回到书桌在回想之中开始写作当然有着具体的情节、场景和片段，但写作者的视角，往往是从终点望向来路：读者清楚或隐约地知道，一切，属于过去完成时态。

②汉语和英语不一样，所谓过去时、正在进行时、将来时，对我们来说只是昨天、去年、此时此刻、三个月以后等等这样的时间副词标注，之后并无词形和句型的变化。相对来说，我们缺乏对“时态”日常化的思维训练，或许影响到表达方式。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在处理时空转换时并不擅长，切割和拼贴的痕迹明显，容易生硬。

③举个例子，写搬家，我们先写以前什么样，后写条件怎么改善。读读萨冈的短篇小说《帮个忙》：“那年春天，我们住在诺曼底的一座豪宅里。漏水两年的屋顶终于修好后房子更显豪华，摆在房梁下未雨绸缪的水盆突然消失了，我们夜中酣睡的脸上不再有冰冷的水滴，脚下没有了沾水的海棉似的地毯，我们幸福得头晕目眩。”我们发现，她在这段描写里巧妙地镶嵌了闪回的场景，而不是在“以前什么样”和“后来什么样”之间存在界线；萨冈非常自然地镶嵌和融解过去，使阅读更具进行时态的临场感。

④我拿小说里的这句话做个实验，在这段之后，我擅自加一句，“没有谁预感到五天之后降临的灾难，他们之间将只剩唯一的幸存者独自缅怀，并追悔于当初失控的狂喜。”这时，我们发现，在一段正在进行时的短短描述中，既可以（1）______________________，又可以（2）______________________，制造出迷宫般的叠映效果。

⑤我们假设，事件发生的完整顺序是从1排列到10。小说从中间起笔很常见，甚至只有345的部分，前史和尾声都隐藏在露出的冰山之下；顺序的颠倒、错位与叠加，也是常用手段。小说的情节不断走动，我们仿佛听到金属指针每分每秒制造的尾音，悬念和陡峭的转折随时随地酝酿其中。

⑥散文通常如何处理时序呢？是站在终点位置平行回望，从1到10按部就班地重述，它几乎不提供未来，只提供过去。换言之，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散文，也就谈不上什么过程中的进行时态。无论1和10之间相距多远，我们总是忙于在事件结束之后，开始“事后诸葛”地讲道理。当小说的时态进行自如变换的时候，作家需要跃起和跳离原地，这时出现了平面之上的点，使叙述多维和立体。许多散文写作者相对懒惰，缺乏弹跳的运动能力，作品平铺直叙，相当于扁平的二维世界。一切，只是为一锤定音的“道理”做铺垫，所以对从1到10的整个过程，往往进行潦草而剧烈的概括，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只剩干燥、单调和基础的维生热量，却丧失了新鲜的水分和味道。

⑦正在进行时的好处是什么？把读者凌空抓起来，直接扔进叙述的情境中，带领读者进入丰富、复杂、紧张、多变的情境中做出临场反应。而这种技术手段，似乎被散文所遗忘。也许散文更多跟个人经验相关，经验都是过去的，而我们又急于把经验中的“道”提炼出来，才导致这种结果。

⑧所谓进行时态的散文写作，不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当读者迷惑：现在有些散文为什么写得像小说？被认作是对小说的借鉴，其实不然。问题的核心在于进行时态的介入。散文表述的时态之变，既因为现代人思维模式的调整，也因为部分受到翻译文学的冲击和影响。随着时态的变化，散文的场景、结构、节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⑨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动荡感和危机可以增加阅读吸引力；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并且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义和多彩。

⑩约翰·伯格曾说：“讲故事的人有好客的责任。”散文亦是如此，正在进行时态的写作是大厨精心调制了香色味俱全的正在上桌的菜肴，诱动读者的食欲和想象，从中汲取适合自己身体的营养，而不是保健品厂商提供一把药品了事。就像散文长度的变化不仅是字数叠加，而是带来了重要的结构之变。我认为时态之变，也会为散文读者带来更为生动而复杂的审美体验。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散文不仅有终点的视角，也有途中的视角；对于读者而言，散文时态的改变，使他们的角色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