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初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刑狱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转运使和朝廷临时遣使按察来实现的。但是，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是转运各地财赋上京，为中央政府厉行集权和对外作战提供财力支持，对于一路州县其他方面的监管必然无法全面。而且，一路的各种政务繁多，也使转运使疲于应付。而遣使按察地方刑狱也只能是因事而设，事罢则废，不能长期有效的监控州县的司法状况，而刑狱乃“民命所关，苟有过误，厥咎匪轻”。宋太宗时，国内的司法状况、阶级矛盾不容乐观，各地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州县刑狱积滞，司法官吏昏庸，贪赃枉法导致的冤假错案屡屡出现。太宗对地方刑狱治理极为重视，便将转运使的司法职能分离并加以扩充，设立一路专职司法、监察的机构提点刑狱司。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

材料   1903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颁布实行“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同时全盘吸收日本军国民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1906年清朝学部新定的教育宗旨“尚武”被列入其中，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体育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和加强美育的作用，是学校体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抵御外侵，打破国内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必须实施军国民教育。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激发了社会各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军国民体育思想达到了高潮。直至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为“体育课"，军国民体育被自然体育思想起而代之。

——摘编自陈璟《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进程）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   西汉前期，郡县征兵是士兵的基本来源，征兵制实行的社会基础是大批的自耕农，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他们或依附豪强成为佃客，或沦为流民。汉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拓边战争，连年用兵，军队减员严重，而汉代由于赐爵太滥以及各种享受免役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可征兵源越来越少。为此，汉武帝在征兵制外，推行募兵制，实行征、募并行制。招募的对象包括编户齐名、流民、刑徒和内降的少数民族。内降的匈奴精于骑射，是很好的兵源。从征兵制到征、募并行制，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上的重要变化。

——据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