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吃一口在太空中孕育出来的食物早就是一件离普通人很近的事了。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吃到的黄瓜、大豆、玉米等多种作物,很多就有可能是太空来物。人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最近吃到的甜瓜更甜更脆了,吃到的黄瓜更大更嫩了?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却不为人所熟知的“航天育种”。
实际上,一粒种子从上天到入地再到结出果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选种。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搭载上天,要经过多重筛选,搭载种子在纯度、净度、发芽率上必须符合国家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种子的相对含水量应控制在13-14%。每份搭载种子数量,小粒作物一般应在3000粒以上,大粒作物一般应在1000粒以上。搭载资源非常有限,每次都是两三公斤的量,每次一百种左右。
第二阶段是诱导。利用卫星和飞船等太空飞行器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弱磁场等因素使植物产生各种基因变异。一般来说,种子搭乘卫星上太空转一圈,便能诱导其“变”出更优良的品质,比如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更美的花朵。
第三阶段为选育。种子随着搭载的航天器返回地球后,随即要进行地面选育工作,包括地面种植、观察、突变体筛选、遗传稳定性鉴定等工作。因为种子的变化是分子层面的,想分清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将这些种子全部种下去,繁殖三四代后,才有可能获得性状稳定的优良突变系。这个过程很漫长,每次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连续几年的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太空种子”。
对于“航天育种”这一新事物,人们还存在很多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航天育种是不是转基因?有很多人疑惑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转基因是外源基因的导入,而航天育种是植物自己的基因在变化。即使没有上太空,种子的基因在地球上也会有变化。航天工程育种是一种物理诱变育种手段,没有外来基因的导入,因而它不是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研究显示,即使是太空飞行回来的当代种子,也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
材料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空间飞行器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航天育种方面,三个国家各有特色。目前美国航天工程育种工作计划主要涉及在种质创新、药品生产、生物反应器以及生物采矿等几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太空生命生存条件。俄罗斯的研究重点则是空间植物栽培研究,曾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豌豆的连续世代循环栽培,以及成功种植超矮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
自1987年以来,在“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推动下,我国先后13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5次利用飞船及多次高空气球搭载了70多种植物的2000多种品种的种子,涉及到粮、棉、油、蔬菜、花卉、牧草及中药材等多个方面。已进行的项目有: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绿豆、黑豆等豆类作物;棉花、烟草、香蕉、莲子等经济作物;油菜、番茄、黄瓜、甜椒、西瓜、甜瓜等蔬菜作物;曼陀罗、兰花、玫瑰等花卉,红豆草、紫花苜蓿等牧草,人参、甘草等中药材。
比如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获得的博优721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大面积亩产量达700多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15%以上;优质、高产的水稻华航1号、芝麻新品种航芝1号、食用菌太空金针菇等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同时,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创造了一批目前利用传统育种手段难以获得的罕见材料,如特早熟小麦、特大粒莲子太空莲3号、特大粒红小豆突变系等,将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育种是个接地气的行业,已经有多个地区利用这一技术实现了收益。早在1994年,广昌县白莲科学研究所就与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以提高白莲的产量。2002年、2004年又先后开展了第二、第三次航天搭载,先后选育出太空莲、星空牡丹、太空娇容等一批白莲新品种。自此,广昌白莲具有了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颗粒大等特点,其中太空莲36号品种平均亩产量提高到80―100公斤,比常规品种高出一倍多,使莲农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栽品种。
可见,航天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就社会经济效益而言,航天育种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材料三
航天育种是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不可能一投资就赚钱。也正是因为如此,航天育种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并不容乐观。
从航天育种的发展历史来看,航天育种一直不是航天飞行的主要任务,而是在保证其它任务成功的前提下,“顺便”搭载一下航天育种材料,我国仅在2006年发射了世界上唯一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实践八号”。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航天育种空间搭载机制。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缺乏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有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不管有没有力量和条件,“赶时髦”进行航天搭载,低估了航天育种工作的难度,选择搭载的农作物品种和材料素质不够高,导致经卫星搭载诱变后,又经历4-5年定向选择后育成的品种在产量、品质和抗性上缺乏竞争力,选育不出好的种质材料,在生产上难以推广,大大浪费了资源。
航天育种品牌自身的保护力度也不够,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航天育种企业,仔细探究发现,其中部分企业打着“航天育种”的幌子进行炒作,他们从国内外找来一些与众不同的品种,贴上“航天育种”的标签,利用老百姓对“航天品质”的信赖,从中获利,这些企业严重影响了航天育种的声誉。
因此,就航天育种业的未来而言,中国的发展之路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通过长期不断地努力,让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百姓生活、社会发展服务。
1.下列关于航天育种的表述,A.我们现在吃到的优质蔬菜瓜果全都是航天育种的产物。 |
B.航天育种对搭载上天的种子数量、质量都有严格要求。 |
C.太空环境的主要作用是促使植物种子产生基因变异。 |
D.航天育种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种子都生成优质的基因。 |
A.着重于将改良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 | B.得到国家有规模、有计划的大力推动。 |
C.在育种和实践应用方面都看到了成效。 | D.以花卉、药材的品种改良为主要方向。 |
A.航天育种业投资周期长,难以获得收益。 | B.国家进行航天育种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 |
C.一些航天育种企业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 D.航天育种业普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
5.根据上述三个材料,中国航天育种事业在未来发展中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请简要概括出其中的三条。
材料一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无疑受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杭州时期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苏轼创作上的这些变化,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密州,北宋时属京东路。《宋史•地理志》说京东路的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欧阳修也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多”。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围猎是密州人生活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苏轼知密州后,便时常参与其中。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作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更无疑会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而苏轼在密州这一时段的创作,正体现出这一倾向。
可以说,是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促使苏轼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超越的意识入词,最终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歌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诗体的转变,词体的疆域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以,要清晰地认识词体的革新、转变,地域文化这一背景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取材于吴德岗《地域文化与苏轼词的创作》)
材料二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
材料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材料一和材料三通过苏轼与密州,沈从文和湘西的关系,说明从古至今地域文化对文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 |
B.苏轼在密州时受当地“不知嬉游”的民风影响,参与当地人的游猎活动,最终促进了豪放风格的形成,并创作颇丰。 |
C.沈从文作品无意关注行政区划划分,强调湘西历史、楚文化传统及地理特殊性,表达了湘西文化的精神内核。 |
D.《文心雕龙》认为文学有地域之分,地域、自然、文化等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 |
A.苏轼整合不同地域文化尤其是密州文化,将“豪放”的词风和“婉约”的词体相结合,促成了豪放词的形成。 |
B.沈从文作品从人性出发,展现了湘西人丰富感情和对美的追求,表现了湘西顽强、积极、原始粗犷的民族精神。 |
C.对地域差异的关注,不在于河流、气象、物产等自然因素,而在于民族、语言、风俗、历史沿革等人文环境。 |
D.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今天,文学创作要想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必须发掘作品的普世价值的地域特征。 |
A.曹雪芹由于自己家庭的重大变故,而对封建社会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深感世态炎凉,“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创作出《红楼梦》。 |
B.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写的抒情诗《有的人》,讴歌了鲁迅先生甘为孺子牛的一生,抒发了对那些为人民而活的人们由衷的赞美之情。 |
C.金庸以南宋宁宗庆元五年至成吉思汗逝世的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充满爱国情愫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
D.长期生活在陕北农村的路遥,以60-80年代为历史背景,以陕北为特定环境,创作出《平凡的世界》,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
5.综合材料分析地域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什么地方来体现。
材料一:
当下诗坛,同质化的平庸作品随处可见,好诗、大诗却屈指可数。诗坛很热闹,诗歌很寂寞。新诗似乎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艺术”,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标准的任性的“艺术”。
其实,诗抒发的情感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以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才是优秀的诗人。诗歌史上的优秀诗人几乎都不是只热心守护自己心灵,总有家国情结,“心事浩茫”。
诗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体验,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诗家语是一种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中国诗歌讲究“苦而无迹”,也就是高明的诗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写诗之苦传染给读者的,相反,诗人总是想方设法让读者最容易最轻松最愉悦地走进自己深邃的诗歌世界。诗人之苦带来读者之易。
(摘编自吕进《必须重建写诗的难度》)
材料二:
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如果是放在星象图谱上来看,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阶段,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现代新诗则好比生长时期的“主序星”,尚处生长期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不断扩张,膨胀生长。
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上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新诗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版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摘编自陈仲义《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材料三:
胡适当时提倡白话诗,不赞成“抽象的写法”,提出要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出一种“逼人的影像”。他接受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意象派诗的现代影响,却丢掉了意象派主张的意象呈现而避免直白的追求诗歌现代性的灵魂。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学校关于古典诗歌研究的长篇讲演稿(《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第一次尝试用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用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这三种观念,去梳理中国古典诗歌,肯定了自《楚辞》开始,至李商隐诗这一脉系的象征诗的艺术价值和神秘美的意义。1926年,周作人反对新诗过于透明,像玻璃球一样,缺少余香和回味,提出了如何将西方诗的“象征”与中国传统诗的“兴”融合起来,寻找新诗发展道路的构想。20世纪30年代初,戴望舒提出这样的美学诉求:诗“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的传达应当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泄漏隐秘的灵魂”的“吞吞吐吐的东西”,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朦胧”以及“看不懂文艺”的争论,到80年代以来关于朦胧诗的争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面对文学艺术乃至诗歌的出现,作为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已经习惯于阅读“明白清楚”的文学作品的心态,对于那些更复杂更含蓄更富蕴藉的作品,由兴趣的单一而走向多元,感觉上由远离陌生而接近熟悉,审美上由不懂、拒绝而走向认知、接受,使自己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经过不断地熏陶和养成,提升对于这类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审美能力。
(摘编自孙玉石《新诗十讲》)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艺术情感不同于原生态情感,诗人应热心守护心灵,注重家国情结,但个人身世情感不应入诗。 |
B.新诗是充满活力的新“制式”诗歌,对其接受与评价,应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出发。 |
C.材料一所讲的新诗的“无限自由”和材料二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两者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
D.胡适提倡用“具体的写法”创造“影像”,所以他的新诗作品都应属于材料二中说的“老少皆宜”的一类。 |
A.古诗采用的是“字思维”,以意境为最高审美,如果新诗过于直白的表达,会缺少蕴藉含蓄的灵魂。 |
B.古典诗歌已趋于收缩,而新诗更具生长力,世界诗歌总体优势不该是评价参照,应看到新诗有自身的小传统。 |
C.梁启超借鉴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肯定中国古典象征诗的艺术价值和神秘美的意义,周作人也有类似表述。 |
D.阅读者和接受者应该调整和转变心态,从情趣与习惯上不拒绝陌生,只有在新诗阅读中,才能提升自身审美能力。 |
A.在古代,采诗和献诗是“知得失,自考正”的重要手段,学诗、知礼可谓是人生之大事。 |
B.诗歌史是一部不曾停止的诗体的演变史,中国诗学传统并没有因白话新诗的出现而中断,而是得到了现代更新。 |
C.新诗需要一套符合现代汉语特点的审美的、诗艺的标准,既要有别于古典诗歌,同时又要完全摆脱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 |
D.古诗形式是先在的,要义是在自律中体现自由,而新诗形式有所创新,要义是始终保持住自由和自律之间的危险平衡。 |
5.整合材料中的观点,分析概括优秀的新诗应该具备的特点。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少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但到了项羽父亲这一代,这个家庭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作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的,叫作籍,也是有字的,叫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的一个楼烦神箭手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把楼烦神箭手吓得连退十几步才回过神来,便急忙逃回营中。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斗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
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官空,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ー门心思地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里,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美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的本色,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有删改)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文中列举项羽的名、字,并与刘邦对比,是为了说明项羽是个贵族,出身是相当高贵的。 |
B.文中写项羽大吼一声就能把楼烦神箭手吓得逃走而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又是每战必胜,胜利后想回故乡,是为了说明他是英雄。 |
C.项羽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表现英雄本色,在“成者王,败者寇”文化中,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
D.项羽之所以输给刘邦,是因为项羽杀戮太多,乱呈大英雄本色,再加之历史没有给他称王的机会。 |
A.文章围绕“项羽何以输给刘邦”这一话题,结合刘邦、项羽的所作所为,联系史实,展开了公正的论。 |
B.刘邦知人善任,下臣才华横溢,他们君臣携手,最终打败了兵多将广、不可一世的项羽。 |
C.作者认为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鲁莽骄横,文章从对项羽这一形象的分析递进到对本色英雄失败的反思。 |
D.作者认为冷静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个人有着不同的性格,正是这些性格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剥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作家树立了与时代积极互动的理念,在创作实践中就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
B.对人民的情感认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作家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
C.人民是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因为普通劳动者才是文艺最理想的读者。 |
D.真正扎根时代、富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无须考虑人民群众的娱乐和消费需求。 |
A.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在逻辑上也是逐层递进的。 |
B.文章论证兼顾现实与历史,既有对当下创作的分析,也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
C.文章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内容,巧妙衔接了上下文,也有力支撑了论点。 |
D.文章末段论证了正面人物的塑造是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体现。 |
A.对于那些认为现实走在小说家想象力前面的作家而言,困难在于如何把握生活的复杂结构和本质内容。 |
B.对艺术家而言,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既意味着巨大挑战,也能激发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投身沸腾的生活。 |
C.老舍曾说:“不去与劳动人民结为莫逆的好友,是写不出结结实实的作品的。”这与文中情感共同体的理念是相通的。 |
D.我国当下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量的问题转向质的问题,艺术家的创作也应少而精,凝聚共识。 |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
B.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
C.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顿挫,铿锵成韵。 |
书院教育,是宋元明时期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不过,那时的书院主要还只是编书、藏书以及读书的场所。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场所的书院,是到宋代才出现的。当时,刚刚经历五代十国战乱,文化教育亟待振兴,一些思想家也需要自己的宣传阵地,以私人讲学为核心的书院教育,就顺应这种时代需要而出现了。宋代书院教育,以其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以及完善的教育组织形式,呈现出与古代私学大不相同的面貌。不仅如此,书院教育与宋代官学之间也有较大区别。虽然书院也选用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但它更侧重于引导生徒修养品性、增长才识,而不是为了适应科举。不过,书院的教学内容又都不出北宋官学以及科举所要求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书院能够得到宋代官府的鼓励,并获得长足的发展。
书院教育直接影响了宋代学术的发展,成为宋代理学发展的摇篮。一方面,书院中掌教的“山长”,一般都会把自己的思想定为书院的教育宗旨,以此来聚集生徒,开展讲学活动。书院生徒在聆听山长集中讲学、向山长请教以外,还有充分的时间组织自学和学术讨论,这种浓厚的探讨学问的风气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留出了很大余地。另一方面,书院中的讲学内容既包括掌教者个人的学术思想,也包括正统的儒家经学思想,还包括一些后来逐渐为官方所接受的民间思想。书院因此而成为各种思想和学术交流的场所,书院之间更以学术论辩、讲学交流等形式,促成不同思想和学术的深入研讨和互相影响,从而为宋代理学的成熟准备了条件。此外,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开始掌教各大书院,推动了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进程,也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与深入发展。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曾经受邀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他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讲的人都很感动,甚至于有听讲者为之落泪。书院交流的盛况以及书院教育推行理学思想所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下列有关“宋代书院教育”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A.宋代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官私结合体制和私人讲学为主要特点。 |
B.宋代书院教育是顺应战乱后文化教育亟待振兴,以及思想传播的需要而出现的。 |
C.宋代书院教育中选用的教材与官学相似,但其人才培养的标准与官学大相径庭。 |
D.宋代书院教育的教学内容能够符合官府的要求,因而能有机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
A.唐代和宋代都有“书院”这一名称。不过,唐代的书院和宋代的书院是名同实异的关系。 |
B.宋代书院中的生徒要集中聆听山长讲学、向山长请教,并在山长的组织下开展自学和讨论。 |
C.书院中的私人讲学、学术讨论及书院间的学术论辩、讲学交流,是宋代书院中常见的教育活动。 |
D.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开始掌教各大书院,书院的这种变化,有利于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相结合。 |
A.作为教育体制的宋代书院,与此前的古代私学既相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
B.宋代书院中的生徒,对当时朝廷科举考试的总体要求,大致上也能够适应。 |
C.一些民间思想,往往通过书院教育的途径来实现逐渐为官方所接受的目的。 |
D.在书院的讲学交流中,不同思想和学术相互影响,都有机会得到发展完善。 |
诸子之学,兴起于先秦,当时一大批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喷涌而出,蔚为思想史之奇观。在狭义上,诸子之学与先秦时代相联系;在广义上,诸子之学则不限于先秦而绵延于此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诸子之学的内在品格是历史的承继性以及思想的创造性和突破性。“新子学”,即新时代的诸子之学,也应有同样的品格。这可以从“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而言,“照着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对以往经典作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诸如训诂、校勘、文献编纂,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以往思想的回顾、反思,既应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家实际说了些什么,也应总结其中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从而为今天的思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与“照着讲”相关的是“接着讲”,从思想的发展与诸子之学的关联看,“接着讲”接近诸子之学所具有的思想突破性的内在品格,它意味着延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以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互动为背景,“接着讲”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之间的关系。在中西之学已相遇的背景下,“接着讲”同时展开为中西之学的交融,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交融具体展开为世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资源,而世界文化的发展,则以二者的互动为其重要前提。这一意义上的“新子学”,同时表现为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思想系统。相对于传统的诸子之学,“新子学”无疑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形态。
“照着讲”和“接着讲”二者无法分离。从逻辑上说,任何新思想的形成,都不能从“无”开始,它总是基于既有的思想演进过程,并需要对既有思想范围进行反思批判。“照着讲”的意义,在于梳理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打开前人思想的丰富内容,由此为后继的思想提供理论之源。在此意义上,“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出发点。然而,仅仅停留在“照着讲”,思想便容易止于过去。难以继续前行,可能无助于思想的创新。就此而言,在“照着讲”之后,需要继之以“接着讲”。“接着讲”的基本精神,是突破以往思想或推进以往思想,而新的思想系统的形成,则是其逻辑结果。进而言之,从现实的过程看,“照着讲”与“接着讲”总是相互渗入:“照着讲”包含对以往思想的逻辑重构与理论阐释,这种重构与阐释已内含“接着讲”;“接着讲”基于已有的思想发展,也相应地内含“照着讲”。“新子学”应追求“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
(摘编自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广义上的诸子之学始于先秦,贯穿于此后中国思想史,也是当代思想的组成部分。 |
B.“照着讲”主要指对经典的整理和实证性研究,并发掘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内涵。 |
C.“接着讲”主要指接续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在新条件下形成创造性的思想。 |
D.不同于以往诸子之学,“新子学”受西方思想影响,脱离了既有思想演进的过程。 |
A.文章采用了对比的论证手法,以突出“新子学”与历史上诸子之学的差异。 |
B.文章指出理解“新子学”的品格可从两方面入手,并就二者的关系进行论证。 |
C.文章以中西思想交融互动为前提,论证“新子学”“接着讲”的必要和可能。 |
D.文章论证“照着讲”“接着讲”无法分离,是按从逻辑到现实的顺序推进的。 |
A.对经典进行文本校勘和文献编纂与进一步阐发之间,在历史上是互相隔膜的。 |
B.面对中西思想的交融与互动,“新子学”应该同时致力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建构。 |
C.“照着讲”内含“接着讲”,虽然能发扬以往的思想,但无助于促进新思想生成。 |
D.“新子学”要参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就有必要从“照着讲”逐渐过渡到“接着讲”。 |
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老舍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
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老舍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取材于傅光明《老舍的幽默》)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短篇小说《断魂枪》《我这一辈子》和中篇小说《月牙儿》等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一个作家能够为他的世纪贡献如此多的杰作,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更何况他连同这些杰作,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法则。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初入文坛时,旅居英伦,写的却是北京,一出手就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中国现代小说立了开拓之功。他自述是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其实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直到写《四世同堂》时,他仍锲而不舍地剖析着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层次丰富的文化,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北京平民生活有如胎记一般烙在老舍身上,他从胎记人生中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不是设色浓重、油彩重叠的油画,也不甚追求巴黎圣母院那种宏伟苍劲的结构框架,而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字里行间弥漫着小胡同大杂院的喧声笑语和煤烟气。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凡是大作家都会给人物画廊提供多姿多彩的形象,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读《骆驼祥子》,读《四世同堂》,读《茶馆》……也就是说读那些“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新文学运动初期的白话文,掺杂着书卷气的文言词及欧化的翻译腔。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开始写小说时,带着“写着玩,当笑话写”的轻松心态,其后追求当一种“笑的哲人”,“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老舍的文学杰作和艺术法则都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涵养文学的大家风度,如何创造文学的大国气象。我们相信,老舍的创作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将滋养我们文学的青春。
(取材于杨义《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特有的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是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显然不是。在我看来,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因此,老舍不单纯是市民形象的代言人,他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他对市民诉求的表达,从根本上说是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从他自身血液里流淌出来的。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描写平民世界,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取材于刘勇《老舍及京味文学的中国形象元素》)
1.下列语句中“笑”的含意,不符合老舍幽默主张的一项是( )A.只为逗人哈哈一笑 |
B.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 |
C.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 |
D.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 |
3.根据材料二第三段内容,对老舍作品蕴含的“文化学”加以解说。
4.下列对老舍作品蕴含的“小说学”的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
A.笔调轻松自由 | B.生活气息浓郁 |
C.风格丑而不俗 | D.以习俗为主体 |
唐铁嘴 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 (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 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 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
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 Yes,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 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 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几恐怕……
唐铁嘴 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 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 我改抽“白面”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
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
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王利发 福气不小!不小!可是,我这儿已经住满了人,什么时候有空房,我准给你留着!
6.根据材料三对“平民意识”的解说,指出下面《四世同堂》片断中钱默吟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老舍的“平民意识”。
钱默吟 | 平民意识 |
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 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我是向来不问国家 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 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 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 |
7.依据材料一、材料二、材料三介绍的老舍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总结阅读老舍作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