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他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矗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一些家庭原来居住在草顶土墙之中，如今则在瓦顶砖墙的房屋里繁衍，而另一些家庭却已经消亡。不时会有新的家庭出现，但这只是不规则和不寻常的现象，那些在大片的土建房屋中生活的人们，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片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并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一位哲人有过这么一句明智的告诫：“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应当注意他们认可何种事物。”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不存在理智的生活。即使偶尔有几个文化人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与其他邻居有什么往来，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往来，正如有句老话所言：“学究论书，屠夫说猪。”

（摘自[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1899.陈午晴、唐军译）

材料三：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

（摘自[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李上译）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①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唯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②《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③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诚哉是言也！

④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⑤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摘编自刘强《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论语新识>自序》）

材料二：

①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稳定状态，至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不无关系。农业社会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的机会较多，所以比较容易形成集体活动的群体或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家族。比较浓厚的群体观念也正是在这种静态、稳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群体和谐”的伦理追求，既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从优长的一面看，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

②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但过分强调群体观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然会压抑个性的发展，限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使集体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的确，如何维持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大我与小我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不因强调集体意识而忽略个体自由，最终阻碍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三：

①这些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使我对孟子的“四端之说”有了更深的理解。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

②作为“礼”的起始点，这种“辞让之心”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善意，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乐群”的一面。而在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以及基督教等宗教里，都倡导“谦逊”的价值观。这个“谦逊”，“谦”即谦卑、谦和、谦虚；加“逊”，即逊让、辞让、忍让的意思。总的来说，就是“克制自己，以礼待人”，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克己复礼”。

③对人有礼貌，本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善意，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友爱之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部分四个词，其一是“友善”。提倡并践行“友善”太重要了！传统的乡土社会，“友善”是对周围熟悉人的。如今工业化、城市化了，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陌生人，可是我们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只是对亲友才“友善”。同一个社区同一栋大楼的人，如果不是熟悉的，就舍不得给一个笑脸。这就是一些有海外旅行经验的人感叹的，出境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才知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互相对待。现在这样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声称自己来自“礼义（仪）之邦”！

④“礼”是形式，是手段，它的基础和旨归是“仁爱”。孔子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爱”才是目的。

⑤请看，那些在机舱里为座椅打群架的人们，那个争执中拿开水泼向空姐的女子，最要害的不是懂不懂礼，而是心中对别人有无仁爱之心——但凡有点爱心，都不会那么横那么狠吧。

⑥孔子尊敬的政治家管子，是个务实主义者。《管子》“国颂”篇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篇解释“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为什么必须“礼不逾节”？因为“不逾节则上位安”。在社会伦理层面，关于“礼”的学说，不论儒释道，“三家”或者说“三教”，都有可取之处；而且，即便在今天看来，可取之处仍然是主要的。

⑦总而言之，我认为“礼”的核心是“仁爱”与“谦逊”。道理其实很简单。试以乘公交车为例：等车、上车要有“逊让”之心，不要挤，不要抢。如果要好人一味逊让，可能他就不能按时上班了，这不公平。所以，要按先来后到排队，不许插队，这就是“秩序”，也就是“礼制”。上车之后，让老弱病残孕先落座；见后来者有更需要座位的，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这便是“仁爱”；受用了人家的让座，对人家的善意应该表达感谢，这是最起码的“知恩图报”……大家都为别人着想，都守秩序，都与人为善，整个社会就显得彬彬有礼，文明和谐了，这就是“礼义之邦”。

（摘编自鄢烈山《也来说一说“礼”》）

材料一：

①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②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③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④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样的。像贾家在鼎盛时期，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就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

⑤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①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②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③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④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材料三：

①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脑、网络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时代的变迁使得差序格局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②网络的发展使得face to face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增加了cmc的交往模式（基于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在cmc交往模式中，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位进行无所顾忌的交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这种开放的交流方式正不断地淡化着传统差序格局中的等级意识。

③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表达对上级的不满、批判政策的不公。于是，网络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见反馈，从而制定出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网络成为了人们宣泄的一种渠道，也提升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法制观念得到强化。

④网络社会下的具有超时空特点的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们的交际范围，使得“弱关系”得到发展。虽然差序格局具有扩张性的特点即差序圈层的向外扩散，但人们的交往范围始终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且交往的对象往往与自己有血缘或地缘的关系。血缘、地缘这些先赋性的关系称为“强关系”。与此相对的是“弱关系”，即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的对象来自各行各业。与差序格局中的“强关系”不一样，网上交到的朋友一般都是“泛泛之交”。

⑤当水波纹荡及现代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日益演化为一种“新差序格局”。我们要正确认识差序格局，逐渐淡化传统差序格局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以促使其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摘编自黄凯妮《现代社会下差序格局的变化》）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近一段时间，“内卷化”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各类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从对各行各业内日益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的声讨，到对高考负担过重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趋势的担忧，甚至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批判与解读，“内卷化”一词成了公众对复杂现象进行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概念切口。

②然而，同基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关讨论方兴未艾的图景相悖的是，人们对内卷化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往往不甚明朗。“内卷化”，这一源自文化人类学领域，最初被用作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专业词汇，其原义已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经由不断的解构与重构延伸出了更多新含义。

③“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进入最终的固定状态时，便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再也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而在中国语境下，内卷化概念最初闻名自历。史学家杜赞奇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中：杜赞奇借用“内卷化”一词描述清代人口爆炸，廉价劳动力过剩，从而无法带动技术革新，使得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停滞于小农经济阶段的发展状态。其后，历史学家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总结概括为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描述，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内卷化定义的共识性理解。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逐渐将内卷化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当中，以求借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④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从最初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描述，已逐渐产生了演变：对于个体而言，内卷化——无论体现在考生之间的升学竞争当中，还是体现在各行各业内正在日趋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当中——更多指代其学习、工作与生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状态：而对于宏观社会而言，诸多个体的内卷化又能够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

⑤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受雇于学术机构、金融领域与互联网行业等部门的青年白领群体。一方面，面对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等旧问题，以及“996”工作模式的普遍化、社会阶层固化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等新问题，这些群体基于自身晋升困难、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暴露于潜在的经济与健康风险却又无力改变，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的处境，往往可以在内卷化概念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的描述当中取得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近年来愈发陷入通货膨胀化的趋势，社会竞争的压力并未伴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得到抑制，反而被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下，“高学历”标签在就业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锦上添花之物沦为最基本的“敲门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群体，其“身价”同样亦相应地快速贬值。

⑥在此基础上，内卷化所映射出的，由诸多个体的内卷化所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成为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同白领群体们所面临的无奈而迷茫的处境高度契合。

⑦“内卷化”一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下大众对于既有社会问题的反思欲望正在逐渐激活，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一方面，滥用“内卷化”一词对各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做法仍略显牵强，即便是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面对流变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林林总总的症结，没有任何单一的概念拥有对其一言以蔽之的能力：另一方面，“内卷化”一词武断而过度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

（摘编自冯皓辰《内卷化：一个学术名词如何赢得考生、社畜和时代的共鸣》）

材料二：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内卷成了一件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就像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自己，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从此停滞不前。

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新的变化之前，面对这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跳脱出简单的自我重复，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的圈层，实现人生的跃迁呢？

首先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反思自己当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如此，你才能开启自我成长、自我进化，避免被卷入无效的低水平重复中。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实践，去行动。换句话说，你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行动，去试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中的思考，来对行动的方向和节奏进行调整。就像你要学游泳，不是先去找一本游泳的书，而是先下水去试着感知水的属性，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动作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进而去调整游泳的动作，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学会游泳。所以，认知升级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行动中的反思。之所以行动中的反思可以对抗“内卷”，是因为在内卷化的时代，我们会倾向于在舒适区里画地为牢，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却并没有什么用。而行动中反思，不仅要求我们通过行动来获取认知，并且要在行动中去反思自己获得的认知，去伪存真，改良我们的行动，然后真正地让我们的认知升级。只有你获得了与人之间认知上的差异，你才有可能避免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人为竞争，进而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的内卷，来自从众，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更分不清自己人生里的轻重缓急。就像别人加班了，你也一头扎进去加班，别人家的小孩练琴了，你也要给自己家的小孩报班，结果就进入了内卷化的陷阱。爱因斯坦曾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这其实就是一个升维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改变自身看问题的视角，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拓展出新的人生视角，发掘出一个全新的人生格局，你才有机会跳脱出内卷化的生活，从自身真正的价值观出发，打破低效的自我重复，避免无效的竞争，完成人生的破局。

“内卷”的一个特点是僵化，我们待在原有的圈层里，看似在不断努力不断精进，其实都是一些无效的自我重复。在生活的各种“内卷化”之下，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失去工作和生活的热情，感觉人生无趣无聊。这时候，超越“内卷”的关键，就是创新，通过找到新的人生赛道，拓展自身能力圈，从而走出当下的囚徒困境，获得再次发展。

（摘编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实现人生跃迁？》）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①

①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②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③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④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⑤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在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⑥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注】①这是1982年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选文有删节。

材料二：

新华社香港2月21日电“当日邓小平的讲话，直到今天对香港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港人应深思邓公的讲话内容，思考如何使‘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落实。”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强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时，忆述20年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时亲眼目睹的一幕，感慨万千。

1984年6月22日、23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成为内地与香港传媒的焦点。当年在香港刊物《广角镜》任总编辑的李国强随队上京采访，现场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李国强忆述，邓公22日先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唐翔千等20多人，23日才见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3人。当时的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和秘书长鲁平也在场，翻译员是莫瑞琼，当时香港人不太懂普通话，邓公说一句，她翻译一句。

“邓公两日的表现有很明显的分别，和唐翔千等人谈笑风生，很亲切；对钟士元他们则严肃许多，气氛亦紧张。论新闻性，当时大家上京前都心里有数，22日肯定不及23日。84年6月，中英已进行过10多轮谈判，并开始进入关键时刻，逼近9月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限，当时香港亲英人士却提出“三脚凳”的讲法，即香港前途问题，除了中方和英方官员外，还要有所谓的香港民意代表。当时香港便有一班人，像现在要求普选的一些人一样，以民意自居。邓公会见钟士元3人，一定是有重要讲话发表。”

李国强说，23日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邓公由屏风走出来，不怒而威，向钟士元3人打过招呼景后便叫他们坐下来，然后说：没有‘三脚凳’这回事！如果还说香港人没有信心，这并不代表香港人的意愿。钟士元的神色紧张起来，浑身不自在似的，反而邓莲如仍能勉强地保持住笑容。我们一班记者则屏息静气，连呼吸也放轻力度，都为邓公那句为中国国体而说的理直气壮的话感到震慑。”

“邓公向钟士元3人论述‘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是一气呵成完成，钟等人没有发一言，坐着聆听，整个过程持续约1小时。”李国强表示，“这么多年了，每次想起都仍历历在目。”

（节选自2004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天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天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天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天。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燕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选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自从天宝晚期以后，杜甫十几年内写了大量的时事诗和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或是比喻和寓意，或是对于穷苦的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也都是个人的情感和实事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有的叙述地方变乱，有的回忆往事，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

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国家的危机与人民的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这就使他大部分的诗篇充溢着个人的和时代的血泪，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反映社会现实，指责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优秀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大抵只限于客观的叙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诗里那种深刻而炽烈的思想感情。这是现实主义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点。杜甫的时事诗和政治诗大都含有强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名篇和名句，无论是山河、草木、虫鱼，他都能根据地点和时序的不同，观察它们在此地此时的形态，予以刻划，无一雷同。这些描绘自然的诗，也同样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经常联系着时事。在这上边，是和南北朝以来一般的山水诗迥然不同的。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精透的阐述。我们却认为，杜诗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王夫之在《薑斋诗话》卷二说：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这里所说的“意”，对于杜甫来说，就是诗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对于生活的执著和对于国家与人民的热爱。这种执著和热爱，作者在写诗时，无论歌咏的对象是什么，都迫切地要求表达出来。不像一些留连风景的诗人，掇拾描绘自然的诗句，而缺乏热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们评论谢灵运的诗那样，常常是“有句无篇”。

总的说来，杜甫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现实，但是像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那样纯然叙事的诗并不多。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给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一个崇高的地位。

（选自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题起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儿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撤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的。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闻文。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里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萧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渲染，但曹雪芹也同样用成语交待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的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摘编自李书磊《<红楼>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