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艺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中国文人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建安时期，游艺在文人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性质、内容、形式都发生了新变。这一新变促成了游艺文学的生成，丰富了建安文学的类型，也标志着游艺对文学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游艺”一词出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游艺最早的用法来看，它与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密切相关，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游艺还肩负着政教功能，是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工具。秦汉时期，士人游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突破先秦儒家六艺的内容而日趋多样，但其地位和价值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由从事游艺的士人常被“以俳优畜之”不难看出。

至建安时期，游艺不仅经历了从治国理政的工具到娱乐艺术、从单一到综合、从以因袭为主到以创新为主的转变，而且从事游艺的文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游艺开始迈入真正艺术化的新阶段。在建安文人看来，游艺既是消遣娱乐的“游”的活动，还是具有专业性、竞技性、观赏性和审美性的“艺”的活动，蕴含着“艺”的艺术特质和“清灵体道，稽谟玄神”(王粲《围棋赋·序》)的文化意蕴。其地位和价值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是建安游艺文学生成的重要前提。

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和组织下，文人经常举行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在游艺中创作，在创作中游艺。此时不少作品就是在文人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类型：一是游艺过程与文学生成。这又分为受命而作和即兴而作。前者一般是受游艺组织者之命而作的，后者是作者因游艺的激发产生灵感或冲动而作。二是游艺追忆与文学生成。这些作品通常是在游艺结束之后的某一时间，由文人之间的交流或文人独处时的联想而完成的追忆之作，多回忆昔日游艺情景，怀念游艺中的美好体验，寄托和表达自己的情思。三是游艺研究与文学生成。此时文人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专门书写游艺知识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文人因受某一次或几次具体游艺活动的触发而创作的，而是受该时期游艺风尚综合影响的结果。因为游艺之风的盛行，文人喜爱游艺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游艺的理性思考。所以对游艺的类别及其历史、形制、技法、技巧和娱乐审美功能等进行理论总结，为游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也就成为文人的任务之一。这样文人创作的专门书写游艺知识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

建安时期的文人游艺培养了文人的艺术趣味，催生了真正意义的游艺文学，使游艺文学走向了独立，成为古代文学中众多文学题材类型之一。游艺文学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且所运用的文体多种多样。这些书写实践充实和丰富了文学的意蕴，从此我国文学史上文人的游艺文学书写也步入了独立发展时期，游艺文学也成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葩。建安文人对游艺的文学书写，也对文人的游艺产生了推动作用，在使文人游艺借助于文学得到及时传播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文学与游艺的联系，开启了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二者互动关系的新局面，对后世文人游艺和游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龙《文人游艺与建安文学的生成》)

《旧唐书·王维传》云：“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王维在安史之乱中逃避不及，被迫出任叛军伪职，这一经历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凯茜·卡鲁斯指出，所谓创伤记忆，“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陷贼、禄山迫以伪署、被收系狱中，这些创伤记忆在王维诗中反复出现。如《与魏居士书》云：“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责躬荐弟表》云：“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不过，细读王维诗文也会发现，他在直接涉及自己的诗文里，对创伤事件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辩白，只有为之作文的友人与自己有相似相近的遭遇，王维才充分显示出表现创伤记忆的特色。

为了更好地显示这一特色，还有必要从王维创作的一个习见现象谈起。王维《山中寄诸弟妹》云：“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对面写起：前一首是“身在山中，却从山外人眼中想出，妙悟绝伦”，后一首则“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这种从对面写起的构思与笔法，实际上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此处与彼处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在这一定的距离之外远远、静静地仔细端详和打量，造成彼此之间既离又合、似合又离的特殊效果。与从对面写起十分类似，王维诗中还每每出现从一定距离之外回看、遥看的场景。王维也很喜欢以这种回看、遥望的方式来为诗作结，如《观猎》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最后，王维诗的这个特点，在他为陷贼和出任伪职的经历所深深痛苦的晚年，也在其有关创伤记忆的诗文里被延续下来，得到另一番巧妙运用。也就是说，王维以这种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静观和书写的“作法”，不仅像在《与魏居士书》等作品里那样只表示有罪有愧，还试图替他人——更替自己，作必要的辩白。如《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王维代被朝廷任命为刺史的薛姓友人作谢表，除了与薛姓友人曾担任陕州地方官的经历稍有不同以外，人们一眼可知所写的一切其实也都是王维的亲身经历。同时正因为写的是友人，王维也大胆、直率地写到当日被刀枪相逼、“偷生厕溷”的屈辱遭遇。这是他在单纯写自己的诗文里所刻意省略的。

卡鲁斯说创伤记忆会通过幻觉等方式反复出现，在王维的诗文里，创伤记忆的确反复出现，但不是通过幻觉的方式。在直接与己相关的诗文里，王维只悔罪不辩白，在为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写的表、碑等作品里，他不仅悔罪，而且在对他人当年残酷遭遇的展现中，巧妙为自己辩白。王维年轻时即作有《观别者》诗：“不行无可养，行去百优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详写所见依依惜别的场景，但结尾联系自身云：“余亦辞家久，看之泪满中。”王维习惯从对面、从一定的距离之外写起，这或许不仅是“作法”问题，还表现了王维观察世界与人生的立场和态度。近年来，在文史哲及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对所谓“创伤记忆”的研究似成一时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如王维的诗文亦可提供类似的微妙见证。

（摘编自沙红兵《草木岂能酬雨露 荣枯安敢问乾坤》）

材料一：

海洋生物，尤其是那些视觉不发达，依靠听觉或雷达（声呐）系统捕食的生物，如果它们的听觉系统或者声呐系统被噪声破坏，无疑会遭受致命威胁，甚至大规模死亡（以前我们看报道说鲸类大规模冲岸死亡事件，大概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一般而言，我们说的噪声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增加使海洋声环境质量受损，并使海洋生物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噪声污染来源包括船舶的机器扰动、水下雷达、石油（或天然气）勘探等人类产生的各种噪声源与海洋中生物们发射的雷达频率一致时，就会对它们传达的信息产生干扰。

（摘编自陈清华《噪声对海洋生物有何影响？》）

材料二：

中国拥有全球10%至14%的海洋生物物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陆地资源的逐渐短缺，开发海洋的热度逐步升高，海洋工程数量不断增加。而海洋生物会通过发声和听觉进行觅食、求偶、沟通。而且，海洋哺乳动物可以利用回声定位获得更多的信息，如感知外部环境等。一旦人为水下噪声过大，就会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噪音对鲸、海豹和海豚等海洋哺乳动物具有重大危害。美国联邦噪声研究的一个项目集中于北大西洋的航运业对鲸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这个项目绘制了20多张噪声地图，噪声强度等级依次划分为红色（最高，115分贝）、橙色、黄色，然后是绿色和蓝色（最低40分贝）。北大西洋的噪声地图显示，上层水的噪声大部分是橙色等级。这些噪声，是需要减少或被禁止的。2014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发布了减少商业航运水下噪声和保护海洋生物的指南。其中，要求船舶应设计和选择螺旋桨以减少气穴现象；船体形状及其附属物设计应考虑使尾流场尽可能均匀；船舶应考虑船载机械、适当的振动控制措施、船体设备的正确位罝以及基础结构的优化等。

鱼类的内耳能够感觉到16〜300 Hz的振动，内耳中的耳石能够辨别声音振动的方向。部分鱼的鱼鳔和韦伯器官对声音较为敏感，感知的噪声范围更广。大多数鱼类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在50〜1000 Hz之间，少数鱼类能听到高于3 kHz的声音。例如我们常见的鲫鱼，声音敏感频率为800 Hz，最低阈值为70±0.84分贝。人类水下活动产生的噪音，远远高于鱼类听觉。采用水下爆破清理航道时产生的噪声声压级能到达190分贝及以上，航道噪声声压级在 150〜200分贝范围内。

（摘编自张田勘《降低水下噪声对海洋生物影响需要科学标准》）

材料三：

2016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制定了“海洋噪声战略路线图”，这是一项为期十年的计划，旨在确保解决人为产生的噪音对水生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影响。此外，北极理事会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正在研究噪音对北极水域的影响。2021年6月，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一个专门机构）批准了一项新项目，以审查船舶的降噪指南并使其更加有效。噪声污染已成为和空气污染、水污染并列的三大主要污染之一。随着海洋噪声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会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牺牲品。

（摘编自《人为噪声如何影响海洋？海洋生物何时才能重获安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了对世界性质的认识，有效提升了我国国际传播叙事的道义高峰。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仍然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叫响难信任”的现实困难，中国不能也不应成为验证西方理论假设的社会和媒体的试验场，而应该成为自主知识的创新地，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在与世界共通互融中，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叙事体系。

在创新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叙事中，首先要摆脱对西方叙事体系的过度依赖，自觉投身到中国社会实践场景中，凝练出中国的理论叙事概念，然后再返回到中国社会实践中去验证。不过，在坚持以中国问题和中国叙事框架为底色的同时，我们也不应排斥西方经验和西方知识体系，相反应继续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先进国际传播经验和成熟知识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处理好全球传播知识生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并以平等、共通互融的姿态与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开展交流互鉴，实现与世界共通互融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创新共通互融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的理论叙事范式。

共通互融的国际传播实践过程需要摒弃偏见，本着坦诚和开放态度开展国际交流和互通，并在最大程度上来实现国际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国际传播的世界性叙事共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共通互融既可以作为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也可以作为国际传播的实现手段。

首先，中国国际传播的共通互融概念有助于逐步消解美国等西方国家“二元对立”主体范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学术界一直存在东方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专制独裁”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等“二元对立”的叙事体系，并据此把整个世界主体分为两个阵营。这种“二元对立”论也反映到国际传播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迄今仍以“民主自由”主体自居，把其他国家归入“非民主自由”的“他者”客体，占据着对“他者”自我优越的道德想象和学术高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中，东方国家从来只能作为客体附庸在西方主体之下，东方世界陷入“东方无法表述东方、东方必须由西方来表述”的困境中，形成了西方与东方之间不平等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用成功的社会实践和治理模式对东西方世界“二元对立”的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并逐步提出挑战。可以说，中国的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传播理论叙事正在撼动着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体系。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注重把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以此来寻求取充分的国际共通互融和理解，达成国际理解的战略目标。

其次，共通互融概念能够有效融通国内多元叙事场域，创新国际传播叙事理论和实践模式。一方面，内外有别的国际叙事实践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化，国际传播渠道内外分明的局面逐步被打破，中国内宣的信息传播能轻易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传播叙事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国际传播环境中，内外有别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内外叙事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个从内外有别国际叙事实践走向内外叙事融合的趋势，也提出了国际传播的理论叙事框架和内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走向国际传播理论叙事共通互融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共通互触叙事概念以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传播实践为基础，能够推动我国在传播领域日渐强大的理论叙事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在进一步杨通国家国际传播叙事与世界的共通互触的基础上，为国际传播叙事理论和实践模式，以及全世界的互通共融提供一种创新选择。

（摘编自郭可《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叙事需与世界共通互融》）

材料一：

外来生物入侵，是指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建立种群、传播扩散、爆发危害的生态过程。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统计显示，当前已经入侵我国农业和林业生态系统的外来生物达669种，其中发生面积较大、可以产生明显危害的就有100多种。

今年4月22日，农业农村部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指出，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制度，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普查，掌握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

根据最新施行的《办法》，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81条处罚。涉嫌犯罪的人，将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实施各种增殖放流活动时，增殖放流的应当是本地物种，绝不能是外来入侵物种。增殖放流活动必须要提前向渔业部门报备，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外来入侵物种进入我国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无意引入，一般是随国际贸易无意进入我国，比如随苗木和插条引进的杨树花叶病毒，随进口粮油、货物或行李裹挟偶然带入的长芒苋和通过自然扩散丛东南亚进入我国的紫茎泽兰等。

另一种则是有意引进，包括作为蔬菜引进的尾穗苋、茼蒿，作为观赏物种引进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巴西龟，作为药用植物引进的洋金花，作为养殖品种引入的福寿螺、牛蛙、克氏原螯虾(小龙虾)等。还有为改善环境而引入的大米草——这种植物最初用于防风护堤，但由于扩散速度极快、繁殖力极强，结果大面积、单一化、高密度地入侵了我国的沿海地区。

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会与牧草竞争，例如紫茎泽兰这种植物，往往会形成单优势群落，占据牧草的生长空间，致使草场退化、牧草产量降低、牲畜饲草料缺乏。牲畜误食其茎叶后，会腹泻和气喘，花粉及瘦果进入牲畜的眼睛和鼻腔后，会引起糜烂，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会挤占受保护物种的生态位¹。“研究显示，外来物种巨藻和北美海蓬子可与我国东南沿海的土著盐生植物红树林进行生态位竞争，造成红树林资源减少甚至灭绝，进而严重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此外，有些外来入侵物种还会与本土的相关近源种杂交，干扰并污染本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方舟说。

(摘编自孙越《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关键不在“抓”而在“堵”》)

【注】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

材料二：

前不久，北京、河南等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鳄雀鳝的消息冲上社交网络平台话题热搜榜。专家指出，这种淡水巨型食肉鱼原产于北美洲，由于缺少“天敌”，一旦进入我国天然水域，将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必须严加管控。

生物入侵危害巨大，但从发生机制过程来看，初期的传入、定殖、潜伏等过程较为隐秘，不易被监测，直到扩散爆发。

据统计，仅紫茎泽兰、美洲斑潜蝇、松材线虫等13种主要入侵物种，对我国农林生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570多亿元/年。

非本地的生物引入之后，如果具有很强的野外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且被入侵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可利用资源，又缺乏自然控制机制，就会极大挤占、破坏本地生物的生存空间，打破本土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创。

此外，外来入侵物种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例如，福寿螺体内的寄生虫可以多达数千条，未煮熟食用后，轻则发烧拉肚子，重则危及生命；豚草和三裂叶豚荤均为恶性入侵杂草，二者的花粉可引发人类过敏性皮炎和支气管哮喘等病症。

外来生物入侵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因此，加强公民认知和发动全民参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通过多种宣教科普途径加强公众的科学意识，遇到入侵物种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信息，向非法售卖交易和放生外来有害物种的行为说“不”。

(摘编自徐谭、耿晓雨《外来入侵物种就在你我身边》)

语言产业是指以生产和提供语言产品为主的行业，可分为语言教育、语言出版、语言翻译、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语言艺术、语文能力测评等。这些行业都是将语言作为加工对象，以提高消费者语言文字能力（包括第二语言）为最终目的。

语言产业是典型的知识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具有低耗能、无污染、科技附加值高等优点。语言产业不但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服务语言生活的社会效益，是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产业。在新一轮的智能产业浪潮中，信息技术在传统的语言企业转型升级当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促进语言产业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信息科技正在孕育、孵化新的语言产业。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正在为语言产业带来无限机遇和挑战，改变了竞争格局。谷歌最新产品“Duplex”已经能够使用一种完全自然的人声，在各种实际的生活环境当中进行自主流畅地交流，语言产业不断向科技化、智能化、产业化迈进。比如，人机自然对话技术突破了传统语音技术范围，产生了智能问答、在线客服、自动导航、医疗教育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为日常生活应用打开了广阔空间。将新的语言技术和传统工业产品如耳机、音响、手表、眼镜、教育机器人乃至家电相结合，促进传统工业产品的智能化改造，实现万物终端的产业调整，从而实现跨领域的竞争。经过科技升级和改造产生的语言产品，科技附加值更高、盈利能力更强、更能适应市场需求。传统的语言企业可借助信息科技发展为集语言智能、语言教学、语言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信息科技培育新的语言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对传统语言产业进行“互联网+”的升级和迭代，更能满足消费者多样需求。比如，纸质本《现代汉语词典》因其权威性、规范性、科学性广受青睐，但也存在体积大、页数多、查询慢、不便携带等缺点；而开放编辑的互联网电子词典往往涉及侵权，并且是对其他词典的复制和拼接，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规范词典的“融媒体”智能出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融媒体”智能出版将传统辞书的权威性和互联网的智能便捷性有机结合。将传统的辞书转变为语言学习工具、知识增值工具、知识服务平台，充分整合传统辞书企业和新兴互联网企业的优势，打造精品互联网辞书。

信息科技为语言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生态。产业结构升级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路径。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未来会出现智能密集型。“信息技术堪称工业革命的顶峰，人工智能则可能超越这个顶峰。”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教育产业的生态系统，带来产品形态、盈利模式、产业链条、教育模式的全面升级，语言教育也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从直播到定制的发展阶段。信息科技的进步也能为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新的智能工具和解决方案，如针对视障群体的无障碍阅读，针对师资力量薄弱的偏远地区的人工智能语言教师等。信息技术和语言教学深度融合能够帮助语言教师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更好地因材施教，从而实现高效的语言教学。深度知识追踪通过语音识别、课堂学习效果即时检验等方式，在收集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为用户的学习过程建模、分类，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流程体验。智能时代，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知识的开发者、管理者，依托新兴技术因材施教，回归教育本质。

（摘编自李磊《语言产业，你了解多少》）

材料一：迄今为止，人类面对不断变异和进化的各种病毒，也只能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成长。诚如历史学家成康·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深刻指出的，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经过长期互相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而“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此种认识，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摘编自黄兴涛，陈鹏《“细菌”和“病毒”概念最初传入中国》）

材料二：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跳了出来，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是不是加热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屠呦呦说。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败后，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摘编自屠呦呦《一提青蒿素眼睛就亮，曾扛住190次失败》）

材料三：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日前发布《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教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这份报告明确肯定了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充分肯定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推动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世界传统医学更深入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好保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的整体观、治未病等思想，体现着深厚的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彰显着独特的中国文化魅力。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更广泛的认可，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传承数千年中国智慧、历久弥新的中医药，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断作出贡献。

（摘编自郑汉根《推动中医药为全球抗疫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