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美国《石英》杂志报道：“无论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奖牌有多少，中国新兴的冬季体育产业都会成为赢家。”《石英》称，10年前，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滑雪这种休闲活动，但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改变了这种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以来，中国参加冬季运动的人数超过了3.46亿，超过了此前设定的“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石英》指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只是一部分，运动员的榜样效应也同样重要：“（运动员）是培育冰雪文化的关键因素，拿明星运动员谷爱凌来说，围绕她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激励着更多年轻女性学习、从事这项运动……来自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能引起类似的效应——美籍华裔运动员陈巍、日本运动员羽生结弦在中国都有不少的粉丝，也能发挥类似的效应。”

（摘编自《冬奥会掀起中国“冰雪运动热潮”》，《中国青年报》2022年2月19日）

材料二：

图二：

中国滑雪场按核心目标客群分类

图三：

2020年全球室内滑雪场数量排名（按国家）

（摘编自《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材料三：

河北崇礼处于河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过渡带，150天雪期使崇礼有了得天独厚的冰雪自然条件。然而，比起更有自然优势的东北，达里却仍然更容易成为未来冰雪小镇。这是因为，崇礼本身结合城市优势深耕滑雪产业近十年，最近五年又受冬奥影响，雪场、交通等综合硬件条件不断提升——崇礼先后建设了7大滑雪场；北京到张家口的高铁在2019年末开通，从北京到达崇礼只需要1个小时，辐射了京津冀甚至大部分南方地区的滑雪者。出行问题解决后，崇礼又能利用市区中心商圈的超市、餐厅、酒店，为滑雪者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既然崇礼能举城市之优势破除产业难题，那么对滑雪场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也应该能够破解。在滑雪者普遍反映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服务等问题上，滑雪场如果能加强索道建设，规范滑雪场滑雪秩序，严格设置滑雪者进入初、中、高级赛道的限制，并建立高性价比的配套滑雪培训服务，那么才有可能让消费者获得满意的滑雪体验。

（摘编自《冬奥点燃消费，中国滑雪产业链准备好了吗？》，腾讯网2022年2月8日）

材料四：

位于桂林市全州县的天湖滑雪场，是华南首个高山户外雪场，也是中国最南的户外雪场，它让很多南方人感受到了冰雪的魅力。在天湖滑雪场，有很多初次见到雪的小朋友，他们走路像一只只小企鹅。有些小朋友会激动地在雪地上打滚，兴奋状态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冬奥会期间，谢宏德和家人一起看了开幕式和比赛，他希望能培养孩子的民族自豪感。而运动员身上那种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也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女儿谢琳琳喜欢看滑冰和滑雪比赛，寒假即将结束，她对谢宏德说：“爸爸，我也想去滑雪。”刘慧也有相同的心愿。去年她第一次带女儿来滑雪，今年雪季她们再次来到雪场，刘慧发现女儿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了。在刘慧看来，参与冰雪运动，也是在支持冬奥会。她也希望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能影响孩子，“希望她从小就有一种不怕困难的信念，能够不断地挑战自我”。滑了三个小时后，谢宏德开始准备启程回家。女儿仍旧恋恋不舍，问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冰雪的种子已经撒在地的心间。

（摘编自《中国最南滑雪场的冰雪奇缘》，网易网2022年2月16日）

材料一：

不知何时起，“影子教育”成了一个热词，说的正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扩张，孩子们很多课余时间，也交给了补习机构，“负担越减越重，睡眠越减越少”的情况普遍存在。靠“刷题”“填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很难适应将来的社会发展。《双减意见》出台，是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等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举措。

“双减”政策推出后，各地也有相应举措来推动政策落地。比如，江苏明确将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2小时，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这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开展各种兴趣活动，把学生自由探索、身心健康发展的时间还给孩子，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北京的“双减”措施则包括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学校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授新课等等。

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学生没有在学校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没有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教育领域内的“剧场效应”就不会消解，对培训的需求可能还会通过其他手段满足。

（摘编自苏喻《“双减”政策落地，让教育回归初心》，人民论坛网评，2021年9月3日）

材料二：

图1：“双减”后国庆假期，孩子们在家的时间分配

图2：“双减”前国庆假期学生状况的变化

（摘自蒋隽《羊城晚报》，2021年10月8日）

材料三：

一些家长以为靠“时间+汗水”的疯狂培训就能提分，过度看重分数的高低，其实家长更应关注孩子的进步表现和成长过程。家长与其掉进“疯狂培训”的陷阱，不如静下心来理性、科学育子。要纠正违背和谐成长教育规律之偏。眼下，一些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患上“教育焦虑症”，给孩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透支其身心健康。深层次原因在于家长没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常识所蕴含的教育规律，总是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应明了，如果任由孩子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恶性加重下去，将会摧毁教育的根基。家长需转变观念，学校课程才是“正餐”，私下补习不但不能胜出，反而会坏了孩子的“胃口”，影响健康。

（摘编自评论《“双减”政策落地家长须更新理念》，2021年9月10日）

材料四：

“双减”新政引发教培行业大变局，但是细观“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的一系列相关动作，就会发现此次教育改革非比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推行大学区改革，在中考招生中大幅扩大分配到校名额，有力遏制学区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逐步推进房产与教育脱钩。又上海、北京和深圳纷纷推出教师全面轮岗制度，优质教师将通过有序的轮岗制度进行规范化流动，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此次“双减”新政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组合拳攻势的系统性改革。此次“双减”新政及其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就是一种高度观照到影响教育的外部要素的思维，是以“小切口”推动“大改革”的典型，颇有深化教育改革再发力之意味。

（摘编自陈先哲《“双减”：中国教育改革新起点》，《光明日报》2021年09月28日）

经济韧性是指在面临外部冲击和政策变革的情况下，经济系统表现出的恢复与反弹能力。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经济韧性进行重点研究，有可追踪的证据表明，经济韧性受到了气候风险的冲击，人类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加强防范气候风险对经济韧性的冲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理环境改变给经济社会系统带来的风险。以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加剧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具体包括对水资源、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农业、人体健康等造成的损害。转型风险是指气候政策在促进经济社会系统转型过程中诱发的系统性风险。碳定价、碳考核和碳环评等气候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能源系统和“两高”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如造成企业经营风险、技术创新风险、区域经济降速风险、能源转型风险等等。气候变化对经济韧性的冲击是一个复杂的传导过程。

首先，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会冲击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某些核心环节，并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放大到整个经济系统，最终损害经济系统的韧性。比如，极端气候事件加大了一些对气候敏感的原材料的开采难度，并提高了运输中断、交付延迟等情况发生的概率，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企业供应链成本上升，甚至面临供应链暂停或中断的风险。极端高温、严寒和暴雨会造成生产运营设施的损坏、降低建筑物使用寿命，从而增加企业的维护、更新和替代等生产成本，严重情况下会导致部分产品缓供或断供，在两种或多种极端物理风险叠加情况下，会对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产生较大冲击，并向其他市场传递，最终渗透到整个产业链及供应链。极端气候事件对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会通过供应链逐级放大，进而对经济韧性产生冲击。

其次，气候政策驱动的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的顺利程度，取决于前沿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关键资源等多重要素，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会对经济韧性造成影响。从短期来看，急速的产业转型和过早剥离部分处于关键节点的“两高”产业，会降低产业链的完整性，造成部分资产搁浅，甚至降低能源安全的保障水平，这些都会对经济韧性造成冲击。从长远来看，气候政策的全面实施，既会创造出一些新的部门，也会淘汰一些传统部门，可能深刻改变全球能源贸易模式，拥有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将在未来的贸易格局中脱颖而出。此外，城市作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聚集的区域，气候政策的影响会波及城市各个领域、部门，由此影响经济韧性。

实现“双碳”目标，既要关注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也要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从系统视角统筹部署，形成整体应对格局。就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而言，需要加强风险评估，注重部门之间的协同，形成防范风险的整体能力。就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而言，应加强气候政策的模拟仿真和事后评估，提高气候政策的科学性，提升转型风险的预测和治理水平。还应防范输入性气候风险。气候风险会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国家间形成风险传导，给我国经济系统造成输入性冲击。因此，必须从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双重视角，对关键资源和关键产品进行科学合理的全球化布局，分散气候风险，保障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提高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冲击的韧性。

（摘编自孙永平 刘玲娜《积极应对气候风险对经济韧性的冲击》《光明日报》2022年04月）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君子文化，孔子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

转折性，是从孔子对于君子内涵的改变角度来说的。君子这个概念并非孔子发明的，而大体上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意义上使用，指的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这里，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对孔子来说，君子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自觉承担道义。

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最为根本性的改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君子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认为是孔子思维方式最大的成功。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既然有社会地位，那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即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其实，儒家的伦理原则也非常强调对等，儒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道德的，既然是关系，那自然是双向的、对等的。

当孔子把道德的责任置于君子之上时，就清楚地表达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在道德实现方式上，孔子或者说儒家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地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要求，而是强调君子必须承担道义。孔子就很清楚地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实现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进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

从道德境界上来说，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为什么要更多地强调君子?因为君子虽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却是一个以道德为己任的现实中人。这种现实中人对于儒家道德的实现具有关键的、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相反它是现实可行的，就在君子这个现实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在儒家这里，圣人是完满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形象。当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实现的时候，孔子想告诉世人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的确立，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指向意义。

所以，君子形象经由孔子的重新塑造，获得了转折性的、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孔子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将道德理想实现放置于君子身上。由此，这个形象得以支撑中国传统，并且内化成国人的精神价值，影响至今。

（摘编自何善蒙《孔子是怎么改造君子形象的》）

材料一：

作为一种新的零售模式，近年来，直播带货风头日盛。许多名人参与直播带货，利用直播平台与消费者直接交流。直播带货已成为释放和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推手。直播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主流媒体、知名人士所起到的良好带动作用，更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同。直播带货的优势在于向“体验经济”延伸，通过场景在线与直接互动，将线下的场景移到了线上，让消费者通过互动在短时间内更加直观地了解产品。另一方面，直播的内容远远不止带货，它也能满足用户精神层面的渴求。除了完成带货任务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直播也是在场的陪伴，能够传递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既来自与用户互动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陪伴感、群体感，也来自知识传递与获取所带来的满足感。

直播带货如何助力乡村经济？“好酒也怕巷子深”，直播带货以一种风风火火的方式打开乡村特色产品的销路，建立能够适应新的销售形势的有效渠道。当下兴起的乡村干部直播带货，需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聚集品牌推广、人才培养、技术支持等功能服务。

截至2020年6月，在某线上销售平台，政府官员助农直播带货已超过100场，推动建成近100个特色产品优势区，加速对接6亿消费者，帮扶农户超过35万户。助农直播带货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双向流动，也带动了企业与贫困地区的“农企对接”，助力脱贫增收。

（摘编自盘和林《直播带货应助力乡村振兴长效发展》）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

“‘直播带货’在中国有着高达万亿元的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在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人员对直播的使用频率皆出现了快速增长。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直播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随着“直播带货”消费模式的兴起，中国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并且加快了实体商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称赞“直播带货是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摘编自贾平凡《“直播带货”助力中国经济复苏》）

材料三：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销售模式，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实现商品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当前，疫情对各消费行业冲击的时间跨度很难准确预测，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逐步发生改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网络平台正积极布局直播、社群营销等线上新零售。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供应链也变得日益完善。

在市场表现火爆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直播带货，虽然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直播经济也是“口碑经济”“信任经济”，从业者的守法、诚信才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如果抱着做一锤子买卖的想法，必然无法行稳致远。

作为无数人看好的下一个万亿级市场，直播带货是真正“风口”还是“一阵风”，取决于其创新力，更取决于其发展走向。在经历“野蛮生长”带来诸多问题后，如今直播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从人社部拟增设“直播销售员”新职业，将之纳入统一管理，促使其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到浙江推动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直播电商进行监管，助推解决电商交易的诚信问题，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多地汇聚在一起，直播经济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让人“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空间逼仄，环境脏乱，让人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录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市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第二书房”。“第二书房”曾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非常高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问题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来看，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