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多家研究机构正在合作开展“人类泛基因组项目”，该项目旨在创建一个囊括全球各人种遗传多样性的参考基因组。

研究人员解释称，人类基因组由31亿个DNA分子组成，从总体上来看，人类的基因组非常相似，但基因组DNA序列的微小差异在决定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包括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参考基因组能通过绘制基因和基因组其他元素的位置来帮助描述这些差异。此外，科学家们也可以利用参考基因组识别新基因、已知基因的变体和其他功能组成成分。

该项目的长期目标是，有朝一日，任何人都能前往医院，对自己的DNA进行测序。然后，医生可将患者的测序结果与参考泛基因组进行比较，以确定患者的基因类型，从而提供有关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遗传风险的信息。

（摘编自刘霞《“人类泛基因组项目”将极大促进疾病防治》，《科技日报》2022年4月22日）

材料二：

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研制出一种能够快速检测新冠病毒的试剂盒。与传统的检测方法相比，这种新试剂盒不需要依赖专用检测设备，能够大大提高检测速度。这种试剂是在新型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12b”基础上研发成功的。CRISPR-Cas12b是我国拥有CRISPR系统发明专利的基因编辑工具。与其他基因编辑工具相比，CRISPR-Cas12b更精准，也更容易在生命体中递送基因治疗药物。

基因编辑技术是生命科学的底层技术，它仿佛一把有魔力的“剪刀”，不仅能“剪切”基因，还能用于“修补”基因。它的发现，推进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也极大地改变了生命科学的研究形态和生命科技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齐芳《基因编辑的精准“剪刀”》）

材料三：

基因组研究不断深入和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新技术投入应用，将使医疗更加精准有效，人类有望进入精准医学时代。

精准医学使疾病诊断更加准确，也使治疗更加有效。例如“靶向药物”。当我们知道哪些基因序列变化会导致疾病，就可以通过测量局部基因序列来鉴定导致疾病的基因。比如，特定基因的突变可引起癌症，这些突变了的基因就是肿瘤治疗的目标，也就是“靶向”，针对这些靶向设计的药物就是靶向药物，靶向药物的治疗目标是具体的、精确的。

实现精准是目标，但我们现在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存在多方面巨大挑战。比如人类基因组解译的挑战。人类基因组上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只占一小部分，不超过整个基因组的3%，其余97%左右的DNA序列统称为非编码DNA。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占人类基因组97%的非编码序列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且与人类疾病直接相关。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非编码序列以及相关的非编码基因和非编码RNA的功能只有很少了解。

（摘编自陈润生《从基因组大数据到精准医学》）

孟子是儒家“亚圣”，孟子学说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思想学术的发展演变，影响巨大而深远。历史上学人对孟子的研究从未停歇，形成了堪与孔学、老学、易学比肩的孟学。近年来，孟学研究成果迭出，而新近出版的周淑萍教授所著《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当属其中的一部力作。

在先秦汉唐时期孟学史上，告子驳孟、荀子非孟、司马迁《孟子传》、王充《刺孟》、赵岐《孟子章句》、韩愈推孟子入道统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该书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全面肯定孟子的第一人，司马迁所写《孟子荀卿列传》，其观点和结论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孟子研究者，所以它是研究孟学的一座丰碑。然而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还有淳于髡、邹衍等十七人的小传，而淳于髡、邹衍等与孟子、荀子并非同一思想学术阵营，且传主虽是孟子、荀子，但叙写孟子、荀子的字数却远远少于淳于髡、邹衍等人，叙写邹衍的字数是叙写孟子的字数三倍以上。写法奇特，是何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书认为，司马迁这样写，是要用邹衍、淳于髡等衬托孟子。邹衍、淳于髡与孟子的游历非常相近，都曾游说齐梁，都曾向梁惠王、齐宣王进言。司马迁以邹衍、淳于髡的迎合、“承意观色”来衬托孟子志于仁义不苟合取荣的高风傲骨，同时为孟子学说辩护和正名，肯定孟子之说并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是“方枘圆凿”，不逢其时，故而其说在当时难行。这个分析是有见地的。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拓宽了孟学研究视域，将学界习以为常而在孟学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群体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如孟子弟子对孟子的问疑等。该书指出，“孟子弟子于孟子其人其说的疑，与后来疑孟、非孟者不同，他们对孟子其人其说的疑，多是因不解、困惑而疑，是出于尊孟，而后来疑孟、非孟者对孟子的疑，是出于批孟”，甚至是要消解孟子在儒家的地位。该书将孟子弟子对孟子问疑纳入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视域，丰富了孟学史研究内容，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认知。

王充“刺孟”是孟学史及儒学史。上的一桩著名学术公案。该书全面考察王充《刺孟》批评孟子的观点与逻辑，提出了不同于学界的新观点。不同于学界多着眼于从批评精神分析王充对孟子的批评，该书关注王充批孟时对孟子观点的解读是否与孟子思想相符。该书认为：王充“刺孟”之“刺”，正误兼有，且误解为多；但王充“刺孟”与荀子“非孟”不同，是责备贤者之意，也是破除偶像崇拜。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非常重视史实与史料，引证丰富，不发空头议论。魏晋至隋是孟学发展的潜隐期，但孟学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该书爬梳了丰富的史料考证魏晋至隋孟学的演变，征引的经史子集等文献多达五十余部，并就其中涉及《孟子》的论述作了中肯的评议。例如关于《孟子》对佛教的影响，该书指出：“魏晋至隋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从孟子思想中借力颇多，受孟子心性论的影响，中土佛教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并用孟子仁义、仁政比附佛教教义，构筑了佛教仁道政治。”这些评议，持之有据，信而有征。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对先秦汉唐孟学展开了多学科融合研究，以思想史研究模式为主，文献学研究模式为辅，兼及其他学科，展开综合研究，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增加了研究的深度。总之，《先秦汉唐孟学研究》是一部功底深厚、有独到见解的孟学史研究力作，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周溯源《一部新见迭出的孟学史力作》）

材料一：

近年来，从小说《三体》持续热销，到电影《流浪地球》赢得高票房，一批科幻作品广受好评。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发展方兴未艾，涌现出大批网络文学作者。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互动加强，更多科幻作品在网络平台落地生根，创作队伍持续壮大，科幻作品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大众。科幻作品虽然不等于科学著作，却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帮手。而网络文学因其传播的便利性，在众多文学品类中拥有数量优势。所以，网络科幻作品的出现，让科幻作品获得更多传播渠道，融入更大的阅读群体，并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如何让网络科幻作品更好承担起普及科学常识、弘扬科学精神的功能，激发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创新思维，值得深入研究。

做好科普，网络科幻作品需要向硬核科技“取经”。基于科技进行合理想象，一直是科幻文学的魅力所在。读者熟知的《三体》就巧妙融入了黑洞、引力波等物理学知识。有了专业知识的支撑，文学作品的“科学味”才更浓，专业度才有说服力。更好反映时代变迁，用文学描绘波澜壮阔的科学探索图景，记录人类科技前行步伐，将激发更多读者的求知欲、更多科技爱好者的探索热情。

做好科普，网络科幻作品要更加贴近受众。网络科幻作品需要有精巧的结构、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把科技和艺术有机融合到作品中，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趣味性、互动性，让更多读者感受科学之美、人文之美。时下，在一些平台，网友自发整理科幻作品知识点，分析其中科学原理，互相答疑解惑。这也说明：作品面向大众、服务大众，才能形成作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让科普深入人心。

做好科普，网络科幻作品还需要完善从规划到开发的全版权运营链条。如今，科幻文学作为连接科技、文化与产业的桥梁纽带，具有极大发展潜力。未来科幻产业的开发和探索，不会只停留在文学层面，还将涉及包括出版、影视、游戏、动漫、实景体验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条。借助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技术，科幻叙事将从文本和屏幕中的虚拟场景，转化为真实场景和沉浸体验。借助技术赋能，设计开发更多场景，将为大众科普提供更多可能。

据一份调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后，相关平台科幻作品日均阅读人数明显增长，彰显了广大读者对科技创新的浓厚兴趣。融入科幻元素的网络文学，一头连着浩瀚宇宙，一头连着万千受众。用生动故事传播科学知识，定能让科幻作品更好成为孕育想象力的摇篮，鼓励更多人迈向科学探索之路。

（摘编自《科幻作品助力科学普及》，人民网2021年11月23日）

材料二：

的确如此，科幻是基于科技，对未来的想象和构建。“它基于现在，连接未来，也常常回到过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副部长廖红看来，科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全面串起了过去和现在，串起了好奇心、想象力、科技以及对人生、价值、世界的认知、理解和判断。“2020年《流浪地球》引爆了国人对科幻的热情。许多科技工作者对电影涉及的科技知识也进行了全面解读，这在社会上又掀起了一波科普、科幻的高潮。同时，电影所传达的对家人、朋友、国家、人类的这种责任感，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共识，传播了我们中国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理念。”廖红说：“我们期待通过科幻这一类型的文学、艺术、影视、动漫、游戏等各种形式的载体，帮助大家树立科学梦想，激发创造热情，引发对科技的发展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当人们思考未来，创新的激情和创意就会被点燃。“科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扩音器。”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副书记李新看来，“科技创新成果能通过科幻文学的阅读、影视播放、游戏的游玩以及体验消费等形式，让更多公众更好理解科技创新，激发人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为科技创新注入源头活水。”

确实，从科幻作品中获得灵感，然后一步一步将其实现，最终成为改变时代的科技创新成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地球静止轨道又名“克拉克轨道”，“克拉克”是指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亚瑟·查尔斯·克拉克，他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并称为20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地球静止轨道，正是因为他在1945年预言了“地球静止轨道”的存在。那时，人类尚未进入航天时代，亚瑟·查尔斯·克拉克的设想看起来颇为超前。但仅仅20年以后，卫星通信和电视转播就都已被广泛使用，为了纪念他对这条轨道的预言，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它命名为“克拉克轨道”。

对于科幻来说，科技创新为其提供了无限幻想空间。2018年的科幻电影《头号玩家》模拟了未来VR技术高度成熟后的世界，人类穿梭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就如当下网络线上线下各种互动和联通一样。放眼当下，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中国天眼以及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成果等，为科幻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故事资源库和灵感来源。

科技创新还为科幻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数字技术、动作捕捉技术、沉浸交互技术、3D技术等都为公众提供了更真实更具体验感的科幻视觉盛宴。

（摘编自《中国科幻，离辉煌有多远》，《光明日报》）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但“顶流”冰墩墩热度不减。不过，为什么冰墩墩能可爱得如此“直击心灵”呢？

20世纪，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茨和尼科·廷贝亨描述出了人们认为可爱的特征，即婴儿图式：圆眼睛、胖脸颊、高眉骨、小下巴，以及大头小身的比例。这些特征对于人类演化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帮助大脑识别出弱小的婴儿，并对其给予关注和照看，以帮助他们存活。

从外表上看，许多“萌物”都是一副弱不禁风的形象，但是可爱这种特征可是很强大的。2016年，牛津大学的莫滕·L·克林格巴赫等发表了一篇关于可爱的综述。文章中说可爱是“能够塑造人类行为的最基础、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实际上，对于可爱的判断对人类而言可能十分必要。克林格巴赫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展示了婴儿和成人的面庞，并检验被试看到这些图像时脑部的活动。他们发现，大脑在看到“萌物”后的不到七分之一秒内就做出了反应。他的研究团队总结认为，可爱是解锁大脑快速注意力资源的第一把钥匙，在那之后，有关同情与共感能力的大脑网络才会发挥作用。

如果可爱是如此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锁匠能否伪造出一把万能钥匙？几十年前，洛伦茨和廷贝亨就引入了超常刺激的概念，即比自然刺激更加突出或强烈的刺激。在一次经典实验中，廷贝亨发现，如果把真实的鹅蛋与白色的排球放在一起，鹅类更倾向于将排球滚回自己的巢穴。在这些鹅类眼中，更大、更圆的白色排球显然比真实的鹅蛋更有吸引力。在这里，排球就是一种超常刺激。

与之类似，冰墩墩的婴儿特征可能比真实的婴儿更加突出，这令其成为一种超常刺激：太可爱，可爱得令人难以抗拒，同时又不像真实的婴儿那么难伺候。这种可爱并不会让我们想要真的去养育一只冰墩墩或大熊猫，但我们的大脑仍然被这类可爱形象的超大眼睛和二头身所“劫持”。就好像我们当初演化出感知食物中的糖的能力只是为了更好地获取能量，但如今这种能力却让我们爱上了甜食。

可爱的卡通形象与高糖分食品等超常刺激一样，会刺激到我们大脑的伏隔核，这一神经结构在大脑奖赏回路中非常关键。伏隔核中的神经元可以释放“快乐之源”——多巴胺。研究表明，超常刺激会激活伏隔核，令大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奖赏响应上。一组国际研究者团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人工处理了一些婴儿照片，使照片里的婴儿比正常婴儿“更可爱”或“更不可爱”，从而筛选出人们认为是超常刺激的面部特征。研究者向女性被试者展示了真实图片和处理后的图片，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其脑部进行扫描。正如研究人员设想的一样，可爱程度的提高或降低对伏隔核的代谢活动有着显著影响，这表明这一大脑区域能够响应超常刺激，并激发对婴儿的利他和养育行为。

糖分等其他超常刺激激活大脑奖赏回路的过程也与之类似。一项研究显示，实验室大鼠脑伏隔核区域的多巴胺活动与其所摄取的糖水量有关。与之类似，有美国俄勒冈州的研究者也认为，肥胖的青少年女性在享用巧克力奶昔时，其与伏隔核相邻的脑部区域，同样与奖赏机制有关的尾状核也展示出超常的脑部活动。看来，各类奖赏刺激似乎都拥有率先打开大脑注意力系统的特权。

关于可爱的科学既有符合直觉之处，又有令人费解的部分。我们对冰墩墩的热爱或许反而揭示了人类情感的“肤浅”：为什么爱是由如此浅层的外表特征激发的，而不是由更深层次的判断标准而产生的？克林格巴赫和同事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脑的这些“算法”。不管怎样，随着人们对可爱的文化意识不断加深，大眼睛或圆脸庞或许将会更加深入人心。

（摘编自《冰墩墩可爱得“直击心灵”，心理学家早有预料》，乔尔·弗洛利希撰文，张雪翻译，据《环球科学》）

材料一：

对儒学来讲，理想人的培养和和谐家庭的建立毕竟只是为达到最终目——治国平天下——铺平道路，要使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出现，根本上还需要现实政治的努力。天下统一，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级有序；尊贤礼士，君仁臣义；君民同乐，轻敛薄赋：这既是儒学家们憧憬、瞻望的理想社会的格局，也是他们终身倡导，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现实政见和主张。

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管理社会的理想。而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便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构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

先秦儒家这种从仁学的基点出发建构而成的美好社会的图景，到了秦汉之际，便自然地发展为“大同”理想。“大同之世”显然是对原始社会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描述，但它表达了儒家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它抓住了“天下为公”这一公有制社会的本质特点，肯定了原始民主、平等和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儒家在提出“大同”理想的同时，从社会现实出发，又肯定“大道既隐”，“天下为公”已被“天下为家”所代替。出现了财产私有，“货力为己”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教度，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官爵、财产世世代代相沿袭，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关系，于是，便有必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区分尊卑上下贵贱的礼义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儒家把这种需要用礼义制度、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称之为“小康”社会，并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孔孟所倡导的礼义之治的历史必然性，亦表达了儒家的较低一层次的社会理想。

然而，不仅“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以仁义为法则来协调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孔孟学说的遭遇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孔孟提倡的重德治教化，省刑去罚，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减轻受剥削压迫的程度，从而对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人民性和历史远见。但另一方面，这种善良的愿望和主张却不符合统治者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扩大疆域，称霸诸侯，一统天下，需要的是暴力、酷刑等更为有力的现实的手段。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儒家这种以仁学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其本身的内容和特点就决定了它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命运。

(摘编自佚名《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材料二：

“大同”思想和“一统”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社会观，侧重于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后者属政治观，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主张以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设计，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支撑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大同”理想要详尽、完整，也更美好和更具诱人的力量。《礼记·礼运篇》对其作了典型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这是大同思想的核心。首先是财富共有，“货”不“藏于己”，即不私人占有，无所谓贫富，而且人人爱惜公共财物，“恶其弃于地”，反对浪费；其次，由公众选举愿意忠诚服务的贤能之人来负责管理这个社会。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力，恶其不出乎身”，但出力完全是为公。劳动不是个人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社会风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社会分工，做到“男有分，女有归”，人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各得其所。互助博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一家。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由社会共用承担，即便是“矜、寡、孤、独、废疾者”、也“皆有所养”，人与人乃至国与国坦诚相待，讲信修睦，“谋闭不兴”，全社会和谐而安定。“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总之，孔子寄希望的大同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它既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向往，又反映了孔子远见卓识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

(摘编自黄毓任《儒家“大同”与“一统”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先有面包还是先有小麦

“先有面包还是先有小麦”看起来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做不出饭，没有小麦又怎么做得出面包？那么我们换个问法：生活在西亚的史前人类是先学会做面包，还是先开始种植小麦。

从技术上看，人类并不一定要先学会种植某一作物，再去尝试对之进行深加工。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恰恰相反，人类很可能是先对某种食物养成依赖，并在做法和吃法上日趋成熟后，再想着用种植手段扩大这种食物来源。要是把植物属性的“作物”替换成动物属性的“牲畜”，就好理解多了。很显然，人类不可能是在驯化某种牲畜后，再去尝试烹调它们的肉。一定是先用狩猎手段捕捉，并食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会想到驯化的办法。

因此这个问题如果想成立的话，“小麦”这个词就应该被限定为作物属性的小麦，而不能包括野生小麦。小麦最迟在商代就已经传入中国。想做面包就得磨成粉，不过整个先秦时期，中国人都只能像米饭一样将去壳之后的小麦蒸煮食用，这种保持小麦颗粒完整状态的食用方法被称之为“粒食”。粗糙的口感，让小麦未能动摇东亚本土主粮的地位。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中国人发明了磨砂石磨，这一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小麦在中国的命运。有了石磨，小麦就能加工成面粉，再塑形乃至发酵成各种风格的食品，如面条、大饼、馒头，小麦遂渐渐在中国北方地区成长为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主粮。

既然石磨是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发明的，那么在此之前那些早已习惯吃小麦的民族，难道都是吃粒食吗？当然不是，谁也没有规定面粉只能用两块厚重的圆形石盘，旋转磨制出来。利用石头做工具可是人类的传统技能，早期人类想把淀粉类食材磨制成粉，使用的是“磨石”。比如古埃及人制作面粉的方式就是用磨石。所谓“磨石”跟石磨一样，也是由两块石头组成。使用方法是将谷物放在体型较大，并固定于地上的那块石头上，手持较小的那块磨石反复前后摩擦谷物得到面粉。

从效率来说，旋转使用的磨盘肯定是要省时省力的多，并且能够很方便地利用畜力。反之几乎没有办法，训练让某种牲畜抓住磨石做前后运动。令人惊讶的是，用来磨制粮食的磨石并不是在农业革命后才出来的。在西亚裂谷带的以色列境内，人类发现了2万年前用来加工谷物的磨石。甚至在欧洲一些地区还发现有年代为3万年前的磨石（磨石上的淀粉残留可以证明它们的用途）。这意味着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对采集到的淀粉类食物进行磨制加工了。

7磨制采集谷物的过程，还可能直接开启了磨制石器时代。尝试将谷物磨制成粉末状的人类，除了还可以在石头上尝试磨制骨器、树枝以外（包括发现钻木取火原理），一定还会发现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坚硬的石头也变得越来越圆滑。再将这发现用在对打制石器的精加工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不管人类最先在石头上磨的是什么，“先有面包再有小麦”都是可以确定的。从现代商业的角度去解析这一顺序，可以视为人类在打造面包产业链的问题上，是先有了应用市场，然后再将技术革新的需求向产业链上端传导，直至开始有意识种植小麦，并一代代的选育出更优秀的品种。

摘自《吃什么也是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