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而且还可以视为一场开拓性的社会伦理试验。它不仅使已有的伦理问题得到了空前拓展，而且还引发了传统伦理与科技发展的现实之间的诸多冲突。近30年来，一些新的科技进展——原子武器、生殖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导致了尤为尖锐的伦理争执，同时，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全面地揭示了近现代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向人们展现了科技活动所负载的价值与传统伦理价值体系间的剧烈冲突。

科技活动与传统价值观念间的冲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主要分析两类冲突。其一是所谓科技活动对自然的操纵和对“自然秩序”的破坏。持这一态度的人可称之为自然律论者，他们认为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应为了人的目的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原初过程，任何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是在破坏“自然秩序”。而现实情形是，早在人类的祖先直立行走之时，“自然秩序”即开始被打破，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遵循“自然秩序”。

如果说基因重组技术是对自然的操纵，那么拯救了亿万生命的抗生素技术是不是对自然的操纵？烹调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然生理过程呢？这种评判本身是没有实证依据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没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至少，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对科技活动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疑虑。如果说科技活动是在有意识地变更自然过程的话，科技工作者必须确保每一项对自然过程的重大改变工作都万分慎重，因而，自然律论者所持的评判立场是具有重要的监督意义的。

其二，科技的发展使一些绝对化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更为彰显。以有关生命的伦理原则为例，我们时常会遇到两个原则，一个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之生存权”，另一个是“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在传统社会中，它们似乎是两条绝对性原则，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有关安乐死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医务人员与许多倍受病痛折磨的垂危病人在这两条原则间难作抉择。

对于科技发展与传统价值观念体系间的冲突来讲，由于事实总会随着情势的变化不断得到澄清，人们可以通过对观念前提的反思和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讨论，在某种共识之上，使冲突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冲。而真正纠结不清的，是科技伦理实践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模式与充满利益考量的复杂伦理现实之间的冲突。值得指出的是，冲突中所涉及的观念不仅有传统的价值观，还包括伴随着现代科技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价值观念。

1986年，美国一家收养代理处准备安置一个2个月大的女婴，由于她的母亲患有亨廷顿病，收养者提出鉴定女婴罹患此病的可能性。负责检测的基因专家陷入两难的伦理困境之中：一方面，收养者有权知道实情，其要求似乎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女婴自己也有不可剥夺的隐私权。

这个案例涉及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的价值观念模式造成的。孤立地考虑养父母的知情权和女婴的隐私权导致了反映部分相关主体的现实利益的价值观念与其他相关主体的现实利益间的矛盾。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要求投保人进行基因检查，以预测其寿命或患遗传性疾病的概率？航空公司应不应该检查飞行员的基因，以判断他（她）有无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这些问题往往会迫使人们在十分具体的利益情境中，考量价值观念的利益局限性和实现条件。

科技文明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将价值观念视为一种绝对化、静态化、孤立化乃至神圣化的抽象理念，那么，所谓新的价值体系本质上还是传统的模式，难免因价值体系自身的不完善和界定不明而与复杂的伦理现实产生冲突。

（摘编自刘大椿、段伟文《科技时代伦理问题的新向度》）

对故乡的认知，是在不断地创作中完成的。有位作家曾说，“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他认为“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精神的。我们都有一个大地上的家乡和身体心灵里的故乡”。对此我深以为然。创作中的故乡意识，简言之就是从地理坐标到精神维度的飞跃。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有些远了，而精神上的故乡从未远离，一直存续在作品当中，随同创作一并生长。

我的第一部网络小说是对故乡记忆的首次梳理。夜深人静一个人码字，眼前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频频展现出故乡的实景和地标，这份执着始自童年生活的投射。描绘乡村景色时，是在写故乡；塑造人物形象时，也是写故乡；着墨人情冷暖时，还是写故乡；瞩目世事变迁时，仍是写故乡……故乡在创作中被一遍遍回顾和温习，童年在作品中安放。但凡此种种，仅仅只是故乡形态的初出发。

经年的网文创作，形成了属于我个人完整的故乡谱系：从代表着童年的原生故乡写到涵盖着少年时代的次生故乡，再到青年时期的继生故乡，而后是派生的职场故乡，直至当下的故乡，一边创作一边体悟故乡的内涵及至无限扩大的外延，同时也在不断地回忆、重读、思考和发现故乡。故乡不受限于“故”，也包含了现在、此时，不局限于乡土、乡村，也涵盖了城市。故乡不一定是实地，既可以是地理意义上的某处坐标，也可能是意念中的景象或心灵上的情结，抑或是精神上的归属。故乡无定处，既是对“吾心安处是故乡”的解读，也是对“当下即故乡”的重新定义。从故乡出发，反观故乡，又回归故乡，这是每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而此时我正行进在路上。同行的还有诸多网络小伙伴，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发及回归。

从狭义上说，每个人都有故乡，正如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作家创作的“原乡”都是故乡，网络作者亦如是。幼时的记忆成为故乡的记忆，形成作家的精神模型，不但造就了他们的性情、气质，也影响着其写作风格。网络作者的地域性、民间性也一样浸透在字里行间，还有他读过的书、受到的思想熏陶，包括诸多生活细节等都会体现在文本中。

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网络作者还是传统作家，两者的文学故乡都是同一个。以学术论，网络文学去除表象，实则更近乎唐宋传奇、魏晋的志怪小说以及张恨水、金庸们写作流派的延续。因而说，自出处言，传统文学不但是网络作者的启蒙，更是其成长过程中须臾不可离的滋养。网络作者将从传统文学中获取的阅读体验和从事实故乡中获得的个人经验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创作无论怎样解析，都必然映照着“故乡”的影子。不论对“故乡”如何重新定义，都不会妨碍到它在文学创作中作为永恒支点的存在与定位，传统文学如是，网络文学亦然。

当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时，其实是在探讨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研究文学新的发展走向，或可以说是探寻一种新的写作、阅读、传播、娱乐乃至于生活方式，甚至是探究一个时代的新气象。这诸多的“新”有无可能变成文学创作者的“新故乡”呢？尚无定论。当前能够确定的是文学已经开始对故乡集体回溯，今后几年乡村题材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战场。中国文学迎来理性回归，从古典中来、到传统中去，从大众中来、到人民中去，从乡土中来、到乡村中去。此时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彼时的乡村，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是文学新故乡之所在。

作为网络作者，我们既不会缺席于时代，也不会缺席于文学，更不会缺席于故乡——这是创作的初心、责任与使命。

（摘编自向娟《网络作家是否也需要“文学的故乡”》，《光明日报》2020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