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行政方面，要求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彻底根据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等，都具有绝对权威的意义，不允许有任何抗拒、违犯、异议。为此，明清两代都对官制作过重要的改变，对指导各级国家机关进行工作的各种典章和通例，作过频繁的修订补充。任用、奖惩和升贬文武官吏的人事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以各级官吏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监察工作一再得到加强。
——摘编自孙景峰、李金玉等《正说明朝三百年》等
材料二：1689年《权利法案》规定“议会必须经常举行”，同时议会又制订了“叛乱法令”，规定平时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军队只能维持一年。法令每年需要重申一次，以免被国王破坏。议会还对王室预算的金额和用途都做了限制性的规定。1701年的《嗣位法》规定国王所做的任何决定必须由政府大臣同意签署。法官的任免权不再属于国王而属于议会，凡议会定罪的人，国王不能任意赦免等。在沃波尔当政时期，英国的经济稳步增长。从1720年到1740年，英国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89年以后英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及其意义。
材料一：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帷幕。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汉武帝元朔二年，梁王、城阳王提出：愿分部分国土与其弟。武帝立即批准，并下诏“诸侯王分与之弟邑者”，朝廷均予批准，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诏令的实行，“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结果“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变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大一统"在政治上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特点及结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的表现，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它激发了国人用民族民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理念，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课题，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1901年建设新中国一语在中国革命书刊上频繁出现，并与推翻旧政府话语相连。它的宗旨在于使将来的共和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辛亥革命创立共和国是20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
——摘编自刘学照《辛亥革命研究略议》
材料二：孙中山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是中国新兴势力，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们当年开始搞革命、推翻满清时，策动群众仅百八十人，像黄冈、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超过200人，钦廉之役也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犹不可侮。这一点看，我们不及共产党。又说：“苏俄国力强盛，是当今社会主义大国，愿意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赞助我们，可与为友。”
——摘编自罗章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1)概括指出材料一的核心观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革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材料一：及至汉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推行八百年之久的分封制度毕竟在中国土地上根深蒂固。秦朝统一后，原来的六国旧贵族仍在思念故土，而且秦朝的暴政并没有使人民感受到封建统一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人民难免对以前分封的时代存有怀念。因此，秦亡之际，在各阶层中又形成了一股要求分封的强大思想。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能够审时度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对于稳定社会形势，巩固和维护汉王朝的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刘庆涛、左玉莲《试论汉初封国与西周分封制度》
材料二：元廷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而且常有“众论不齐”的情况。成宗朝前后，行省官朝觐述职，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分析汉初实行封国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加强对行省控制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的平等。这样做法，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
——摘编自1919年孙中山和戴季陶的一次谈话
材料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摘编自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材料三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于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摘编自邓小平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的主要观点，并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设想有何特点？
(2)概括材料二提出的经济主张。材料二表明《论联合政府》与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根据材料三，概括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在陈独秀看来，新文化运动应该起到多方面的功能，例如要注重团体的活动，既要培养中国人的公共心，还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同时也要影响到别的运动，诸如军事、产业、政治等。因此，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应看作是以文化革新为主要内容以图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新道德，以个人为中心，恢复和尊重人的自由个性，这是作为现代化的人最核心的部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体，这为文化的下移创造了前提，使更多的人能够掌握这种文体，自由地交流思想，抒发感情。
——摘编自陈典平、贾爱青《试论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
材料二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的）表现，白话文若只是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摘编自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材料三 语言变革常常是文化变革的先导。白话新诗、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白话戏剧纷纷应运而生，话语主权开始向大众回归。到1922年，全国国民学校的全部教材都采用了白话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许多杂志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在提到改造国民性诉求时，更进一步地将其民主主义的主张与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而民主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社会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是朝着科学与民主的方向进发的。
——摘编自张绍春《新文化运动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独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独秀对“新文学"的认识。用一句话指出“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他提出人们可以共同分享来自东西南北江河湖泊丰富的自然资源，共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他提出了“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他提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的道理；此外他主张哑聋等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遣”。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
材料二：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晚年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三：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摘编自刘晋祁《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延承与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共享思想的基本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共享思想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共享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体现。
材料一：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
——摘编自韩迈、王刚《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土改政策的历史演进》等
材料二：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为了实现团结抗日，都先后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22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对地主没收土地财产后，“仍分给其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1937年2月10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937年5月，党中央宣布将土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通过减租减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潮，广大农民纷纷拿起了武器，积极参军参战，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保卫减租减息的斗争成果。
——摘编自林筱璟、张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确定开展“土地革命”总方针的会议，并简述“土地革命”给根据地的贫农所带来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土地政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对此，台湾人民进行了顽强抗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台北市民“鸣锣罢市”，集会抗议割台，宣布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税收要全部留作抗日之用。一批台湾爱国官绅也纷纷上书清政府，反对割台。1895年5月至10月，台湾义勇军与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一起，展开了一波又一波反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重挫了日本占领军。
——摘编自李艾丽《从反割台斗争看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
材料二：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是抗日战争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的重要会议，1937年国共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达成。毛泽东指出即便是统一抗日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要保证共产党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独立。相对于国民党提出的“逸胜论”，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国情的《论持久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组织发动了包括淞沪会战在内的20余次大规模战役，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联合抗日，并开展游击战收复失地。
——摘编自陈春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特点及体现的时代精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汉武帝时，经过一番改革，国力强盛。一方面，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较前代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凌弱、武断乡曲的现象十分常见，郡国吏治日趋腐败怠惰。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王宇星、卜宪群《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等
材料二：元朝时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等法规。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设立刺史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监察体制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监察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