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从泾阳迁都栎阳后，在与魏国的一系列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完成了迁都栎阳以稳定秦国的任务。但是若再扩大对东方的战争，须东出函谷以争天下，“南临渭水，北倚九峻，左挟崤函，右控陇蜀”的咸阳成为都城的理想场所。且无论是栎阳还是秦宗庙所在的雍都都是宗族奴隶主集团盘踞之地，不便于新法的迅速推行，因此“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成为大良造商鞅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公元前350年秦正式定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变法随之展开。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次年“诸侯毕贺”。咸阳不但成为当时秦国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都市。

——摘编自王果然《秦迁都与强盛之关系研究》

材料：商鞅变法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一般认为，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以建立小家庭制度，一改秦国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习俗，使每个劳动力都发挥了应有的潜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第一，小家庭中仅有的一个男丁，要么耕要么战，强制分户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一个方面；第二，战国时代，铁器和牛耕逐渐推广，农耕所需的人力和畜力应该大于或者等于三人二牛，小家庭很难拥有这样的畜力和人力条件；第三，小农抗风险能力低，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必然促使小农与宗族势力的依附关系加强，反而会助长地方分裂势力。

     ——摘编自邢晨《浅谈商鞅分户令》

材料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