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沙皇俄国利用中国东北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存在大量真空地带的机会，采用先实施武装移民、强行占领，后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既成事实在法律上“合法化”的手段，鲸吞中国东北边疆大片领土。在部分开明官员的倡议下，清政府开始反思其边疆政策，在东北地区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甲午中日战后，日本逐渐控制朝鲜，于是利用中朝边界问题大做文章，企图以邻为壑，视比其自身国土广阔数倍的中国东北地区为最佳殖民地区，庚子之变以后，在东北边患日益加剧的同时，全中国也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峻形势，清政府被迫发起新政运动，“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的最高潮，也是推行新政的重要历史时期，因而把移民实边政策作为一项主要的边疆政策纳入新政的轨道是理所当然的”。

——摘编自高强《清末东北移民实边政策述论》

材料二   咸丰年间，山东人应募开发漠河金矿，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漠河很快就成为繁华的边境城镇。同治初年，许多山东破产农民“闯关东”谋生，有“木把头”招雇他们入林伐木，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伐木业的雏形，采伐逐渐扩展到松花江和大、小兴安岭。交通运输业中从事艰苦创业劳动的，大多也是吃苦耐劳的山东人。山东移民的大量迁入，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还带来了农作物的新品种，摆脱了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很多少数民族也开始出现“屯居者渐习汉语”。同时，山东等关内移民也改变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信仰、服装以及饮食习惯。清末东三省逐渐成为日俄帝国主义的角逐之地，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妄图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但是鲁人等汉移民的到来，促进了黑龙江一批新的城镇村落的兴起，一改过去千里荒芜的旧貌，遏制了沙俄侵略势力的扩张。

——摘编自张光宇《清代山东移民黑龙江述论》

材料一   当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登陆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发现西方和反思传统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过程。甲午之后，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通过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与帝国强权于一身的两面性，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并籍由其西方想象而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之“文明”与“富强”两大目标。在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国人对西方集强盗与导师于一身的形象的认知往往囿于片面的单向思维，或尊崇西方为现代文明之典范，或仇恨西方帝国强权之罪恶，亲西方和反西方的意识并存。

——摘编自彭明《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表征着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悲情式现代化诉求。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西方想象，关乎中国现代化之价值取向。严复对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文明秩序的认识，梁启超对文明进程中自由与强权之辩证法的思考，陈独秀对西方列强之人性兽性并进的“世界文明之猛兽”的揭示等，无不辩证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特点。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亡国灭种的民族悲情、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留学外域的跨文化背景等，构成了影响其西方想象的复杂因素。

——摘编自高力克《双面西方：文明与强权——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西方想象》

材料一   “大一统”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一统，而应该看作天人的一统，也就是德礼和刑政，由此构成中华文明历世不衰的政道传统。尽管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但后来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承认前一王朝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合法性。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多有侵扰乃至统治中国（中原王朝），但最终不分夷夏，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洪流当中。

——摘编自郭晓东《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已》

材料二   历史地看，原处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努力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从而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内在驱动力。边疆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平衡，而新的统一的条件则在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最终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摘编自向燕南《辽金西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材料三   清代，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

——摘编自吴曼《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材料四   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进而言之，历史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实际上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独特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自然基础，稳定的空间规模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生长保障，厚重的文化积累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内在支撑，深沉的历史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核心品格。只有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

——摘编自王学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材料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地。“他每到一处总是精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建了记叙中国通史的纪传体，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两者在史学方法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似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希罗多德《历史》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是亚欧非三洲当时希腊人所知历史范畴内的重大事件，例如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除着重记述了华夏民族以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史实。在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列传中，他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描绘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

——摘编自丁燕霞《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