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后半叶，借助跨越太平洋的白银贸易，玉米进入了中国。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对种植环境的要求宽松，这之后，中国的农民们便能够对山上贫瘠的荒地进行耕作了。玉米由西部和南部广袤的田间，开始进入全国各地。以前，从未有过一种农作物能在中国比较温暖潮湿的山区获得高产，玉米的引种使南部和西南部人口得以增加，这成为那里反叛的起因。幸运的是，中国免除了完全依赖玉米引起的蜀黍红斑和其他的营养不良症状，不仅仅是大豆和蔬菜在继续提供维生素，与玉米一起传播开来的新大陆的其他农作物也改善了乡村的营养状况。
——摘编自［美］查尔斯·曼恩《1493：物种大交换丈量的世界史》
材料二 四川川中地区自清乾隆以后，人口增长很快，除了一部分为自然增长外，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这些移民入川后，在水田已经耕垦殆尽、以垦山为业的情况下，选择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大约嘉庆以后，玉米已在山区占据绝对优势，“山居广植以养生”，“山民以作正粮”，“山地种之多茂，贫民赖以资主”。
——摘编自苏生文《玉米在中国》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玉米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玉米在川中山区占据绝对优势的表现。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玉米在中国传播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一 先秦儒学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同时，他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理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核心理念。孔子提出“身”“家”“国”相统一的和谐关系，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达到“天下平”的目的。孟子主张“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和谐理念中的善治和秩序良好。荀子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政治和谐思想的核心是“隆礼重法”，他把“和齐百姓”、人民安居乐业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李森《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和谐发展思想》
材料二 刘邦统一天下后，国家残破、经济凋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这种局面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选择黄老之术。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国家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而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他必然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摘编自樊海永《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学的核心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汉统治思想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简述汉代开拓与维系丝绸之路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达的影响。
材料一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在选拔官吏上，军功制和养士制替代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秦汉时期，由于秦王朝的短命教训，汉朝统治者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以察举制为主体的选官体系，实现了古代王朝由马上得之到文治的转化。为了剥夺地方长官的选官权并取消察举不实的弊端，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作为察举制的替代。到了隋唐，科举制正式诞生，并显示出它与帝制王朝政治的巨大亲和力。到了宋朝科举制在技术方法上不断完善，终于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摘编自孙录见《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材料二唐代的科举制度承接历史之先河，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极大地打击了封建士族地主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大唐王朝向整个地主阶层大开了仕途之门，这有利于笼络人才，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此外，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大唐时代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大力发展。
——摘编自邓中平《浅析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选官制度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16世纪，“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清晰的近代国家概念逐渐完备，其结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力被当作政府的基础。17世纪的荷兰是海上强国，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争夺海上霸权，需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法理论。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发生了“三十年战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中国际法规的思考。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二战之后，国际法发展到现代阶段。《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的组织法和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被普遍当作国际社会的“宪法”。《联合国宪章》把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力严格限定在“自卫”范围之内，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立后，也催生了相关的国际经济法规，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契机。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和普遍化，以及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个人的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也在国际法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摘编自王军杰《二战后的国际法及其发展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际法诞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由于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江南，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因此其主食以稻米为主。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的饮食店有酒店、食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多种类型。宫廷贵族的饮食也十分豪华，宋神宗在深宫宴饮享乐，“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宋代饮食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中国烹饪技艺所追求的色、香、味、形臻于成熟。但宋代不少文人并不沉迷于口腹之欲，面对美味佳肴，却能节俭自奉，在日常的饮食生活中保持淡泊素雅的风度。
——摘编自陈文华《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材料二 清朝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率使团访华，在其秘书乔治·斯汤顿的日记中有对中式饮食礼俗的记载：御前宴会人们彬彬有礼，足见“东方人对帝王的敬礼，不亚于欧洲人对宗教的敬礼”。随行的英国商人在沿海曾受到清朝政府的强烈抵制，所以英国商人的记述中对中式宴饮负面的描述居多，如礼节复杂，餐具古怪。加之乾隆皇帝严词拒绝了英使团的通商请求，“落后”、“繁复”逐渐成为西方对中式饮食礼俗的理解。
——摘编自刘征宇《明清时期中国上层社会传统饮食礼俗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饮食文化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使节对清朝饮食习俗的印象，并说明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拿破仑在执政初期的1801年开始了其雄心勃勃的法律改革计划，以此来确立法律系统的标准和司法公正的准绳。拿破仑的法律改革主要依赖一批优秀的法学人才。专门起草法典的这些人都是法国当时杰出的法学家、政治家、律师。他们前后共开了107 次全体会议，而拿破仑至少主持了55 次。每次开会时间都很长，有时候会议甚至从中午开始，到深夜才结束。他们的讨论也很深入，拿破仑经常参与讨论,还会问“这公平吗?这有用吗?”等问题。拿破仑除了在文风上给出一些指示外，还要求把当时法国的法律、法令凝合成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一元法律体系，规定普遍的原则，给予法官以明晰的裁判空间。1804 年，《法国民法典》最终通过的时候，其体量之大超乎想象，竟然长达2281条、493页。
——摘编自马建红《拿破仑与他的法典》
材料二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段。为了适应社会客观实际形势的发展需要,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司法部宣布举行法官考试。第一试测国文和三民主义;第二试测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宪法;口试为最后的考试，注重测验应试者的政治态度。其次，司法部创办了“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训练时长定为四个月,训练目的是给司法人员灌输革命知识，讲授的科目着重于三民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而关于法律问题的讲座，则占很少时间。此外，司法部整改了原来分设的审检机构:审判方面,在中央设大理院,在各省市设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检察方面，在中央设总检察厅，在地方设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等。但是改革很快就不了了之。
——摘编自黄晓东《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法国民法典》能够颁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武汉国民政府司法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广人稀、治安稳定,北方流民趋之若鹜。史载：“时百姓遭难……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当时户口隐匿问题十分严重。移民迁入长江、淮河流域，最远迁到闽江、珠江流域。宋朝史学家路振的《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动荡)，衣冠(士族)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南迁移民中不乏中原世家大族和政府官吏,许多官员连同原来治所内的人民一起迁徙过来，受南方政府鼓励在侨置州郡县内继续行使职权。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
材料二 唐代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北方经济地位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数量和空间的变动是连带在一起的。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人口向南移动，反过来说，人口向江南迁移，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移加速了边远地区的开发，但他们这种开发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唐后期较之唐前期，文人逐渐向南方移动，南方文学家逐渐增多。比如，诗人在浙西、婺、衢、皖南之宜州、池州和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相继涌现。
——摘编自任宏国《唐代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民南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皇帝为了表彰、纪念、鼓励或笼络现任及前任官员，常常赐给这些官员以各种特殊身份。这种代表着特权的特殊身份通常是用官品来表现的。由于不可能将所有表示特殊身份的官赋予实际的职权，因而，必须将表示职务与职权的官与仅表示身份等级的官区别开来。为此，从唐朝开始，中国社会就形成了系统的官职分离制度。有实际职务的官被称为职事官；没有实际职务，只用来表示官员的个人身份等级的官分别被称为散官、勤官成加官。职事官、散官、勋官的等级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均分为九品十八级。这使得许多并不参加实际行政管理工作的人享受着免纳国家赋税并分取国家赋税的特权。
——摘编自武乾《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材料二 北洋政府废除了古代九品十八级制，但仍实行文官等级品位分类制。1912年10月16日，北洋政府颁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该法将行政官分为特任官、简任官、蒋任官和委任官4级。特任官由大总统以特令任命，简任官由大总统直接选任，蒋任官由各主管长官推荐并呈请大总统任命，委任官由主管长官直接任命。前3种文官被称为高等文官，委任官被称为普通文官。除特任官外，简任、荐任与委任官共分为9等。其中1～2等为简任官，3～5等为荐任官，6～9等为委任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以来中国官员品位分类的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中国古代品位分类制相比北洋政府中央行政官品位分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