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唐传奇，创作才真正进入自觉与成熟阶段。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不仅道出了唐传奇的创作背景，更是精准地概括了它的文体特征与艺术特色。特别是诗意笔法的运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化风格，使作品洋溢着诗的审美意蕴。

人物形象塑造的“诗笔”运用

虚实相生是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这种“诗笔”移植到唐传奇的写作中，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唐传奇塑造人物，通常是截取其重要生活片断，而把另外一些内容省略，留下大量空白让读者想象。如沈既济《任氏传》描写任氏，仅有“容色姝丽”四字正面叙写，但其美貌却如在目前，原因就在于作者全从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先写郑六一见钟情、不能自已；又写韦盎派遣家僮秘密察看之后两人的一段对话，先问之“容若何”，家僮答之“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简单的一问一答，让任氏的绝美之姿跃然纸上。

这些铺叙，全从虚处落笔，由虚入实，这正是诗歌意象创造中的虚实相生之法。其他像《莺莺传》《无双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都充分利用了虚实相生之法，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刀。

叙事节奏的“诗笔”推动

古代诗歌长于抒情，但不排斥叙事，它在叙事上讲究取舍剪裁，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策略。这样的“诗笔”体现在唐传奇的写作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叙事节奏与韵律。

具体说来，一是注重情境的塑造，突显人物的性格特征，演绎人物的不同命运。

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当宫中得知龙女的遭遇后“皆恸哭”，洞庭君听了非常惊慌，赶紧告诉左右的人：“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钱塘君还没出场，其性格已宛然可见。接着写钱塘君离去，“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乃擘青天而飞去”。文辞华艳，极尽铺排，创设了一种惊心动魄的情境，有力烘托了钱塘君的勇猛。

二是通过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历史叙事的节奏美。比如《霍小玉传》，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高潮迭起。但其情节的组织和推进既非建立在线性时间链条上，也不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而是借助空间的交错与转换，在平行化的不同空间背景上，演绎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从而完成小说叙事的时空转化。

含蓄情感的“诗笔”表达

唐传奇中“诗笔”的运用，同样体现出含蓄蕴藉的艺术追求。不论是小说中人物的痴情，还是创作主体的情思，都不是直露式的宣泄，而是充分体现出诗歌抒情的含蓄蕴藉之美。

如李景亮《李章武传》对人鬼之恋的描写，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比如王氏鬼魂与李章武相会之际的一系列动作语言描写，极力烘托出王氏真挚热烈的感情。“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连臂”可见依依不舍，“呜咽”正显悲情难抑。

用字不多，却言简意丰，含无尽的悲情于举手投足之间，读来让人悲不自胜。这样的含蓄之美正是“诗笔”艺术特色的体现。

除了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作者主观情思的表达也往往十分含蓄。比如皇甫枚的《王知古》对张直方残暴跋扈的刻画，采用了夸张的笔法，“洛阳四旁翥者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鸟兽尚且如此惊惧，人民的水深火热也就可想而知。作者对张直方没有任何直接的评判，但其感情态度显而易见，批判的锋芒因“诗笔”的运用而更显犀利深刻。

总之，“诗笔”的运用，使唐传奇呈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而这一点是传奇小说最为独特的审美特征之一，并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摘编自韩伟《唐传奇中的诗意笔法》）

材料二：

唐传奇中的所谓“诗笔”叙事，是指以诗歌穿插于小说叙事过程中，或对叙事活动进行干预，或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或进行环境氛围的渲染、情感抒发等，具有很大的叙事作用。

在很多传奇作品中，诗歌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游仙窟》中，人物对话皆由酒令诗来完成，男女主人公以诗歌答问，而故事的情节也在这一唱一答中，不断向前推进。诗歌还常成为塑造人物的手段。如《莺莺传》末尾，莺莺赋诗赠张生，自叙别后为君消瘦，容颜憔悴，而今却又羞见张生，复劝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用情至深却为情所伤又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物形象立现纸上。诗歌的嵌入为唐传奇塑造了一批才情容貌俱佳、情感细腻丰富的人物形象。唐传奇中环境氛围的渲染也常借助诗歌来完成。《陈季卿》一文中，书生陈季卿归乡途中吟道：“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连花一峰立。”以诗写眼前所见之景物，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唐传奇的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石月清《唐传奇中的“诗笔”叙事简论》）

博陵崔护，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还。崔亦眷盼而归。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锁扃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岂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妻之。

（《崔护》）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上世纪三十年代，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大型中心居址、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文物考古专家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材料一：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淑”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科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虹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三：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

材料一：

诗歌传情达意有两大基本手段，即音韵节奏和意象形象。诗的音韵节奏作用于人们的听觉感受和内在的节奏感受，而意象、形象则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想象和知解力。要完美地鉴赏、理解一首诗，必须充分调动人们的这两大类感觉能力。任何一类感觉能力的缺乏，都会导致对诗歌理解的障碍。

当我们仅专注于意象的显现和内涵时，往往就会对音韵节奏的表现作用“听而不闻”，甚至把它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面对那些没有什么意象，而主要诉诸音韵节奏的诗时，我们就会显得木然无知，处于一种所谓的“失语”状态。这种能力的缺乏还容易导致出现另一个毛病。由于对音韵节奏的感悟本是一种关系性的、整体性的感悟，这种能力的缺乏就会带来对诗歌的整体感受、把握能力的缺失。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诗歌解读现象，往往在一些局部（通常都是意象或所谓象征）大加穿凿，大加发挥。在诗歌的理解中经常出现的那种“阐释过度”的毛病，就常常是由这一原因引起的。

与音韵节奏感悟能力缺乏的毛病相对，在诗歌理解中出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对意象的领悟能力欠缺。一旦诗有一些稍深厚复杂的意象或象征，就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一些诗主要并不依赖于音韵节奏而主要借助意象的新颖深厚以及意境来表现时，他们就基本失去了领悟诗歌的意旨及其巧妙之处的兴趣。这样一种对待诗歌的态度对于理解诗歌，尤其是理解新诗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障碍。这样对待诗，对待那些缺乏音韵节奏的诗，实则也是偏颇的。因为诗，本来就是音乐因素与造型艺术因素的混合物。它有时这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有时那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对诗而言都属于正常现象。当一首诗主要诉诸意象等因素时，我们就应当主要从意象、形象的角度去欣赏它，而不要再计较于它的音韵节奏是否优美。

当然，我们也希望，诗能够在音韵节奏和意象两方面总是能和谐统一，但我们也要知道，诗作为一门混合型的艺术，它有时候的确能够做到如此，但有时候的确会有所偏重。那么，我们欣赏诗，就应当具有两副眼光，而且有时候要更多地用这一副眼光，有时候要更多地用另一副眼光。

（摘编自谭德晶《现代诗歌理论与技巧》

材料二：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远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摘编自杨景龙《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文本一：

曹丕提出了“文气说”，并且用这种观点来评论作家，指出他们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上的主要特征。他在《典论·论文》中论“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又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徐干时有齐气”。在《与吴质书》中评价刘桢“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这些评论都是比较确当公允的。清人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盛称“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又称徐干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这里“体气高妙”与“卓荦遒亮”，显然都是赞他的文风气格奇高；而“雍容静穆”也自然是纡徐舒缓的“齐气”了。应该说，曹丕“文气说”中，对作者个性、作品风格的差异的探讨是极有意义的。

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代文学批评影响极深远，文气之说从他一直到清代，都是我国文学批评上的一种重要理论。刘熙载指出：“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其实不唯韩、柳、刘勰，宋之欧、苏诸公直至清之桐城派，都很看重这个“气”字，就是刘熙载自己，在《艺概》中，不拘论诗文，论词曲，论赋，就连论书法也常常强调“气”。他在论文时说：“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他在论诗时主张“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他又这样论赋：“邹（阳）枚（乘）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邹阳狱中上书，气盛语壮。”当然他所说的“气”，有的是指文章的气势，不完全同于曹丕的“文气说”，但这也足见“文气说”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何等巨大。虽然曹丕注意到了作家作品的风格独特性，但他过分强调了作家的气质才性，而没有看到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就是对作家的气质才性，他也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是“不可力强而致”的。人的气质不等于个性，气质只能使人的个性带有一定色彩，个性是个人的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方面心理特征的统一体。个性特征是在人的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影响下，通过其本身的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是气质特点也能在外界影响下，通过实践活动而有所改变。曹丕把作家的气质才性看成是不能变更的，并过分强调它对创作风格的决定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他之后的人们，一方面接受他文气说的正确部分，另一方面也逐渐注意到并弥补了它的不足。

（摘自李树吉《由<典论·论文>简论曹丕的文气说》）

文本二：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个以文气论文学的。他在《典论·论文》中论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命题。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音乐曲调节奏虽然相同，但一到行腔运气，便有或巧或拙的千差万别，这是先天禀赋造成的，就是父兄也不能传授给子弟。曹丕在人们已用“气”来评述人物、用“气”来说明与文有关系的乐和言辞的基础上，用“气”来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指评论对象总的风貌、给人的总的印象与感受。曹丕以“气”论文同样如此，所谓“气”，类似于现在所谓个性、风格，当他说某位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的，但也兼指作家本人的气质个性。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个性是一致的。这从他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便可看出。曹丕“文气说”说明了文学与人、文学与自然环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要求作家尽情地显示自己的气质个性，抒发自己的情怀，形成独特的风格。这反映了汉魏之际经学束缚解除之后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也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重抒情、重个性的特征的理论概括。他提倡“文以气为主”，是对长期统治文坛的依经立体、讽上化下的传统理论的突破。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代影响极大，自他以后，历代以“气”论文者代不乏人，文气遂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论也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摘自陈碧娥《<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价值》）

材料一：

传统节日研究中，节日起源是热点，也是难点。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讲，传统节日的起源并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的起源神话，这与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毫无关系。在逾越节上它被当作起源神话，它已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通过回忆，历史变成了神话。由此，历史不是变得不真实了，恰恰相反，只有这样，历史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才变得真实。因此，从文化记忆视角讨论传统节日起源，不在于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强调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如何转变成传统节日主体生活中有意义的历史，如何发挥“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这才是传统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意图。

在民众看来，他们对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是有意义的历史。湖南省资兴县茶坪村瑶族盘王节，是为祭祀、追忆瑶族祖先盘王而设立的。盘王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同支系的瑶族有自己的解释，但是，盘王的来历以及围绕盘王诞生的盘王节是历史的，这些历史究竟始于何时、何地并不确定，其间贯穿了瑶族民众选择性的文化记忆。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断被文献记录，由此成为传统节日起源的可靠性依据。比如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出现在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中，后来又被诸多文献转录记述。于是，人们依据《续齐谐记》的记录，肯定端午节及食粽子习俗起源的明确时间。然而，文献记录的记忆只是确定端午节食粽子习俗在南朝已经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一时期才诞生。

传统节日起源于民众集体性的仪式活动，以仪式为核心形成民众生产生活秩序的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循环生活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融入神话、传说及习俗，在内容上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在形式上是具有“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日，媒介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形式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这些仪式活动将生活固化在记忆里，并且年复一年地重复上演，所以，每次节日活动的传统就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文化记忆的“重复”。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传统节日的仪式、事件把民众头脑中与传统节日起源及相关的文化想象、自然地理空间凝固为具体的生活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字记录对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许多确认民族、地域认同和强化身份的知识得以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断巩固，实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常常以“实物的记忆”形式呈现，这些实物成为传统节日记忆场关系被延续和重建。与记忆场有关的事物、事件，关涉到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每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过去的事情，过去使用过的器物、住过的房子，走过的道路，如此一来，传统节日记忆场内的物质化的景观便会延续民众的生活关系，建构、拓展和丰富区域的历史传统。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区域性生活的传承实践，节日仪式与群体活动记录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比如侗族农历三月十五摔跤节只有在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四寨村和寨高村举行。摔跤节期间，两个兄弟村寨的人要“祭萨岁”。所有人在鼓楼前集合，参与节日活动的牛也被装扮一新。小伙子们摔跤较量后就要斗牛。这种以“斗”为主的传统节日成为两个村寨的特殊历史，侗族人在解释摔跤节起源的时候包含了村落、村民丰富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具有根基性。比如瑶族的“祭盘王”、彝族的“火把节”、侗族的“祭萨岁”等等，这些传统节日起源中出现的人物、事件成为关键性内容，既是传统节日中心思想的来源，又是民族基本生活传统和核心文化元素的表达，他们在传统节日活动过程中被清晰地记忆，成为民族、地方历史的根脉和文化诞生的原点，并且出现在民众的生活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摘编自王丹《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材料二：

皇姑信仰及其皇姑节是云南文山广南壮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节日，其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皇姑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胞妹安化郡主。

相传清顺治八年，清军攻占肇庆，永历帝向广西、云南败退，其年方十六的胞妹安化郡主不愿降清，随兄西逃，入滇途经广南并患病。安化郡主被广南壮族民众安顿在城西郊区的火烧寨治病，永历帝离开广南赴黔，安化郡主抱病送其胞兄至现今广南城区的马蹄井，之后天天到马蹄井遥思胞兄，终因病情不断加重而逝于井旁，“火烧寨”群众根据郡主生前请求，死后将其安葬于寨旁的山丘上。说来也怪，从此以后，火烧寨就一直风调雨顺、平安无事了，“火烧寨”也从此改名为“太平寨”。大家认为这是皇姑保佑的原因，修建了皇姑庙，并商定在每年农历四月皇姑去世的那一天举行隆重的接皇姑仪式活动，以此来纪念和感恩皇姑，祈求皇姑保佑，于是就产生了“皇姑节”。从此，每年农历四月的第一个寅日，太平寨的壮族群众身着盛装，抬着一乘空轿，敲锣打鼓来到马蹄井祭拜，之后到皇姑庙纵情对歌，欢庆皇姑节。

（摘编自黄彩文、于霄《地方节日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表征—以广南壮族皇姑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