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随着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的发展，以大团圆结尾的固定构成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明万历年间以后，以才子佳人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形成了必定是才子科举合格得以与佳人团圆的固定模式。据伊维德考证，明代刊印的元代戏曲，大部分都对原戏进行了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改编之一，就是把结尾都改成了大团圆。

这种“俗套”的结尾模式在当时就曾受到许多精英文人的批判，戏曲家卓人月说：“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最早将戏曲艺术的大团圆结局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挂钩的，大概是王国维，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团圆的迷信”充分暴露出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直面矛盾，缺少悲剧意识的国民性弱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借助通俗文学形式唤醒民众，以激发其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却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这是有悖于启蒙目的和革命目的的，因此得到精英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

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往往越是生活富足的精英阶层，越是嫌腻大团圆故事；越是贫苦的下层百姓，越是热衷大团圆故事。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越是理性的知识群体，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越是感性的口头文学爱好者，越倾向于非现实的幻想故事。民间故事和乡村演剧都是幻想色彩浓郁的通俗文化形式，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故事是刻意与社会现实保持着陌生化的距离。弗洛伊德也说：“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在虚构的剧作中却能够带来娱乐。”

由此可见，精英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标准与民间文学非现实的幻想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垂直的两套体系，当你用了这一套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另一套体系的时候，就只能得出“无价值”的结论。越是太平时期，市民社会越发达，文化市场的力量越大，市场需求就越倾向于大团圆故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注入一些幻想的亮色，不仅需要故事，而且需要能满足他们美好愿景的好结局的故事。所以说，“对于戏曲中的‘大团圆’，尽管鲁迅等新文艺人士深恶痛绝、屡加痛斥，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民间根基”。

问题是，我们在多年的文化学习中，逐渐习得了这些文化精英的启蒙判断，认定了大团圆结局与所谓“民族心理”之间的表里关系，普遍将大团圆故事模式误作中国特产，以为对大团圆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

（取材于施爱东《故事法则》）

材料一：

“网红一夜暴富，直播打赏千万”“我能不能火，能不能让我火？”此类标题充斥在网络平台上。其背后，隐藏着当前网络社会青年信仰的娱乐化、世俗化的影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逐渐转向旅游、休闲、娱乐、教育等非物质消费。同时，在娱乐消费市场空间和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面前，海量的商业资本涌入娱乐市场，掀起了一场场“娱乐至上”的大众文化的狂欢。

在传统的传媒方式之下，人们所获取的信息大多来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这些媒介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不良消息的清除；但是网络社会信息开放，会导致网络中的负面文化对人产生影响。新媒体技术使得网络社会下的青年群体从过去单纯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可以主动生产、传播信息，进行信息互动，因而传播的速度、效率更加便捷。但新媒体技术导致的泛娱乐化最容易误导的受众，也正是价值观可塑性强的青年群体。长期依靠这种快餐文化长大的青年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精神虚无、价值判断盲目等问题，最终沦为娱乐大潮的靶子。

娱乐性、猎奇性的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缓解紧张、愉悦身心的休闲方式，原本无可厚非。但戏说历史、恶搞英雄、戏谑文化、讽刺经典等行为，裹挟其他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导致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缺乏对道德、历史、法制、规则的敬畏之心，因而责任意识淡薄，道德认知欠缺，政治信仰迷茫。在网络世界里，没有约束，没有节制，每个人都可以匿名存在，喜欢怎样就怎样，导致人际关系淡漠、疏远，个人情绪压抑、低落。对青年来讲，在如上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与极化行为，做出违背伦理道德、信仰缺失之事，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随着西方商业文化的传入，以往崇尚“简朴”“节制”的传统生活态度逐渐被颠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抬头并逐渐蔓延和强化，甚至转向追求“放纵”和“享乐”。在网络的空间中，各种文化都能够自由地传播，也容易导致文化冲突程度的提升。比如西方霸权主义政治的文化倾销，一定程度影响部分年青网民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漠视，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卜建华《网络社会青年信仰泛娱乐化、庸俗化风险的“文化景观”与破解策略》）

材料二：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增多，我国传媒行业出现了较多的自媒体平台以及新媒体，这种状况的出现，促使网络文化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自古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说法，善于学习，本身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网络的出现更是加快了这学习创新的进度。

随着微信、微博、各种APP软件的研发以及手机等移动设备的增多，人们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资料的便利性极大地提升。各种文化产品大量出现，其中有深入浅出的文化精品，有深入深出的高端成果，有短平快的畅销书，有东拼西冻、模仿跟潮的赝品。虽然这些文化产品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实现了资源多样性的共享，为人们的生活、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信息。此外，网络平台的构建为人们创建了虚拟的空间，人们可以平等地交流，消除了传统的交往障碍，提升了交往的自由性。

网络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普遍具有无边界、大容量的特点，故而能够满足任何人群的上网需求，并为其合法提供数据信息。事实上，正是由于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自由性，才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限制，为网民的网上联系提供了便利，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对话的空间，实现了各民族、地区、国家文化的交流以及传播，并有助于促进各类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最终实现世界各类文化的通联与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也在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化输出。比如近期歌手费玉清《一剪梅》的小视频在欧洲突然火了起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两句文辞优美，节奏舒畅，让外国人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互联网传播具有跨时空、跨领域的先天优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整合、加工，最终实现现代传承与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人们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资料的便利性的提高，人们能够便捷获取多元化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打破思维的僵化模式。网络文化的某种冲击性，也能够进一步激发国人的创新精神。

（摘编自齐美国《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神话是先民的神圣叙事，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正如英国神话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论述的那样，神话是为了满足深切的信仰需要、道德渴望、社会服从、社会主张甚至实际需要而经由叙事加以再现的原始现实。中华先民创造瘟疫神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抵抗瘟疫与解救生命的诸种办法。这些神话不仅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根据《山海经》的记录，先民认为瘟疫是由跂踵、絜钩、蜚等精怪散播到人间的。这些精怪原型涉及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跂踵貌若猫头鹰却有着野猪的尾巴，絜钩像野鸭却长着鼠尾等。这和先民在捕猎过程中发现人类身染瘟疫有时与接触猫头鹰、野猪、老鼠、蛇、刺猬等动物有关。先民为了传承经验，创造了这些神话。后来又有瘟鬼散播瘟疫的神话，如颛顼三个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儿子散播瘟疫的神话。瘟鬼散播瘟疫的情节说明先民可能意识到了瘟疫的人际传播特征，瘟鬼喜欢作祟小儿，说明先民已认识到儿童是传染病易感人群。

中华民族先民对疫病已有一些初级应对措施和医疗手段。汉族叙事长诗《黑暗传》记录了神农尝百草神话：“神农疗病尝百草，为民除病费精神，七十二毒神，布下瘟疫症，神农尝草遇毒药，腹中痛疼不安宁，急速尝服解毒药，七十二毒神，商议要逃生，神农判出我姓名，快快逃出深山林。至今良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当时先民已对部分传染性疾病有了认知，寻找出了部分疫病的对症治疗草药。神话中，神农氏是因对抗疫病而牺牲的中华第一人。

先民慢慢认识到，比治疗更好的方法是预防。《太平御览》《庄子》都谈到，从前百姓常为传染病所苦，黄帝设立巫咸，使民众沐浴斋戒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以振奋精神，劳动身体迈开步伐，喝酒吃葱使五脏通畅。这些方法以神话方式相传，造福了不少民众，直到当代还在部分地区保留着年终岁末驱傩仪式。这种仪式，与其说是封建迷信，不如说它是对先民预防瘟疫经验的总结。

原始先民还创造了一个神——西王母。《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外形像人，却有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之神。“天之厉”就是指瘟疫。西王母的形象更像人类，这意味人类试图通过管理瘟疫来对抗瘟疫，这种设想，后来逐渐变成了现实。“五残”是五刑残杀，和“天之厉”一样均是损人性命之事。先民认为向西王母祈求可避免这些灾祸。我们可以此理解后来在西王母的信仰中所产生的护佑长生的内涵。掌管瘟疫与护佑长生其实是一体两面，健康无忧自然能长命百岁，这是瘟疫管理的终极目标。

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不是理性解释或艺术幻想，而是原始信仰与道德智慧的实用宪章。在中华早期抗疫文化中，处处可见先民为战胜瘟疫而付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也充满着他们对于最终战胜瘟疫的信心。

（摘编自毕旭玲《试论中华早期抗疫神话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材料一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可能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材料二

宋代的化妆以妇女为主体，其风俗与唐人的浓妆艳抹相比，更多地倾向于淡雅之美。在当时，妇人画眉、油面、涂面、抹粉、穿耳、涂脂、妆靥、斜红、额黄、花钿、点唇等是一种很平常的事。宋代妇女在脸、眉、唇、耳等面部的化妆上动足了脑筋，时有额黄、鸦黄、眉黛、轻煤、茶油、花子油、红粉、口脂、花钿、靥钿等名目。

崇尚眉目美，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传统，美眉目被文人士大夫视为女性的代名词。宋代也不例外，妇女们也竞尚眉间之美，她们将自己本身的眉毛剃去，再以石黛等颜料描画成各种样式的眉毛。

黛眉

宋人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载：“今妇人削去眉，画以墨，盖古法也。《释名》曰：‘黛，代也，灭去眉毛以代其处也。’”故称之为“黛眉”。

当然，也有不用青黛点眉法的，宋代美人莹姐就发明了轻煤点眉的技法，而且还在五代“十眉图”的基础上创造了花样繁多、奇巧多变的百眉图，时称“莹姐百眉”。

眉黄

宋代妇女还往往在眉间施以鸦黄。鸦黄又称眉黄，是指在眉间施以黄粉。杨大年《真宗游春词》：“和风吹去眉间黄。”苏轼《好事近》词：“临镜纤手上鸦黄。”

黄云、却月眉

苏轼《眉子石砚歌赠胡訚》诗：“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这里所说的“横云”“却月”亦为当时流行的两种眉式。

倒晕眉

“倒晕眉”盛行于宫中，是一种画成宽阔月形的眉式，在一端由浅入深，逐渐向外晕染，直至黛色消失。这种眉式在宋人所绘的《历代帝后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材料一：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的人民军队也是一个诗的军队。从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诗随征途吟，歌伴战斗唱。一个农村热血青年，1976年入伍，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从南疆的“猫耳洞”，到北国的“地窨子”；从京城军事首脑机关到晋北塞上的“战神劲旅”，从“大漠孤烟直”的乌海地区，到林海雪原的呼伦贝尔……这就是马誉炜的军旅之路，这就是一个当代军人诗的轨迹。《诗意军旅》是他从戎30余年的短诗选集。诗意与军旅同行，这也应了宋代杨万里的一句名言：“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诗意军旅》中凝聚着战士的忠、孝、爱。忠——忠于人民忠于党，这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和不变的军魂。作者入伍第一首诗《从军》就写道：“今朝踏上从戎路，男儿有志当报国。”《从军三十周年赋》写道：“转战南北三十载，四海为家无怨忧。卫国戍边洒血汗，甘愿奉献壮志酬。”《西行诗》（之二）写道：“黄河故道日西斜，大漠绵绵沙如雪。从军何惧走边关，志在西部建功业。”忠，是军人道德规范的核心，忠于职守，才能精忠报国。

孝——孝敬父母，孝老敬亲。在《诗意军旅》中，孝敬父母的诗就有20多首。马誉炜出生在河北景县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1976年入伍时写的诗《不忘妈妈的嘱托》，到2006年母亲去世，他在呼伦贝尔写下《哭娘》“盼到阳春月，未料噩耗截。北疆隆冬长，泪眼空对雪”，前后相隔30年。马誉炜转战南北，卫国戍边，但他一直生活、工作在父母的目光里，父亲去世后的每年清明节，誉炜都以诗句寄托哀思，化悲痛为力量。在战士心目中，忠与孝是叠合在一起的。自古忠孝难两全，人民战士却要将忠孝担在双肩。

爱——爱人民的生命、财产，爱子女，爱士兵。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活，铸造了人民战士的骁勇雄风。其实，战士的爱更深，情更浓。马誉炜的女儿2003年6月参加高考，当时正值“非典”流行后期。马誉炜时任乌海军分区政委，千里的牵挂，只能以诗《遥寄女儿》为女儿助阵。一个月后，女儿被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系录取，誉炜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闻讯喜泪纵横。2006年5月1日，在内蒙古巴尔虎草原，时任呼伦贝尔军分区政委的马誉炜，乘车下连队正遇见两位徒步巡逻的士兵：“他们背着闪亮的钢枪/脸蛋儿冻得通红/大衣上粘着潜伏留下的草根/军帽下是两双警惕的眼睛/我连忙走下车来/将辛劳的士兵兄弟相拥/让体温传递着战友深情……”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生动镜头，却把我军官兵友爱、团结如钢的瞬间化作永恒。一肩担负着战神，一肩担负着爱神，爱是人民战士的情根。

《诗意军旅》中洋溢着真、善、美。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把真、善、美化作诗的“三个轮子”，三者并驾齐驱。作为形象思维的诗，应该给人以真、以善、以美。誉炜的诗，酸甜苦辣都是真，喜怒哀乐皆是善，风花雪月全是美。他亲身经历、有感而发的，才有声有色、惟妙惟肖，真实感人、真情动人。《诗意军旅》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新型军事人才的成长和崛起，是新边塞诗的新成果。我坚信，担负着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一代精兵，是热爱诗意军旅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定能够一路奋进一路歌，为保卫祖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创造新的辉煌业绩和英雄史诗。

（摘编自石祥《诗意与军旅同行》）

材料二：

艾青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还是在解放后的生活里，写作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说道：“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一个诗人，始终渴求着写作，坚持着写作，这一点，深深地感动着同为写作者的我这样一个晚辈，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对于文学至死不渝的热爱。

——铁凝

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艾青随之扩大了政治视野和精神天地，他所创作的长诗《向太阳》和《火把》，以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振奋精神和英雄气概。

——张同吾

艾青诗歌创作具有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他诗歌中最主要的两个主题是对祖国和土地的热爱以及对光明美好生活的追求。感情的表达，艾青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即以朴素的语言抒写饱含忧郁的深情。

——郭纪金

（摘编自各名家对艾青诗歌的文学评论）

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