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实行单休制度，对大多数人而言，既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旅游成为少数人的“幸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国家休假制度日益完善，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过去的59天增加至现在的115天。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更是稳步增长。中国人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居民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加至2018年的28228元，实际增长近60倍。人们不仅有“闲”了，而且有“钱”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几十年来，中国的旅游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大众的生活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人的假期不仅有假日经济，还折射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国人素质的提升，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的开花结果。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摘编自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武汉三和融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摘编自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很享受这样一种消费方式。现在购卡也很方便，可以在黄州买，可以在网上买，还可以在景区门口买，即时买，即时激活，即时使用。”

“破除景区门票依赖，本质上要求旅游市场化发展充分，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促进利益共享。”市大别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拥华介绍说。基于这样的理念，该公司按实际收入、单次刷卡收入科学测算，“一票通”收益率为挂牌价的108.5％，大大高于景区预期。

旅游年票倒逼门票经济转型，游客叫好，景区点赞。这是因为，只有摆脱“门票经济”，才能促使旅游业转型，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加快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把观光式旅游逐步升级为体验式、娱乐式、休闲式的复合型旅游，促进黄冈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罗玉蓉、吴娅婷《旅游年卡如何倒逼门票经济转型》）

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根据内涵的不同，文化挪用可被归为“实物挪用”与“非实物挪用”，前者通常是指对有形物体的占有，而后者更为抽象，通常表现为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内容挪用指某文化中的文化成果被其他文化中的创作者借鉴、利用，又可具体分为风格挪用和母题挪用，两者都指异文化对本文化中文化成果的挪用，只不过前者会主动地表明挪用对象的出处并以此进行自我标记，而后者则是利用异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来创造性地再现本文化。而主题挪用指在文化塑造中有意地借用其他文化中的个体与机构。

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傅满洲”“陈查理”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把“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称为现代诗经学或现代诗学。它的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对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劳作、军事题材的诗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普遍说明不够不透甚或阙如。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其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及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几乎是看不到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2年09月24日11版乔清举《论＜诗经＞“经”的意义》

材料二：

《诗经》是“诗”，是原始先民的古老歌谣集；而作为“经”，《诗经》更有着建构、传承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化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钱穆说：“故向来经学家言《诗》，往往忽略其文学性，而以文学家眼光治《诗》者，又多忽略其政治性。遂使《诗》学分道扬镳，各得其半，亦各失其半。”郑振铎把《诗经》注疏比作“重重叠叠的瓦砾”，认为必须扫除，而《毛诗序》“是一堆最沉重、最难以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不可否认，《毛诗序》《郑笺》以经学论《诗》，过于强调诗篇的政治性，的确压抑了诗歌的文学特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样的解读方法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毛诗序》《郑笺》自觉担负起了传播儒家伦理、和谐人际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历史责任，将先秦儒家所崇尚、所宣传的礼乐教化贯穿于诗解之中，伴随着《诗》的传播而行使“化下”“刺上”的双重职能。《郑笺》偏重美刺、多有附会的解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偏离了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表现内涵，如今看来也未免迂腐牵强；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郑笺》对《诗经》文本的这种“误读”“曲解”恰有其必然成因与重大意义，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3日11版边家珍、徐瑛子《作为“经”的＜诗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李梦阳的边塞诗记录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的边政、生活和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他在西北生活多年，多次参与处理边务，他的边塞诗作表达了他对边务的观点和对边民的深切同情，具有较为鲜明的“诗史”特征。

明中期边患日重，而自明初以来建立的军事制度日益败坏，将官贪腐横行、军纪涣散，这又使得边疆形势进一步恶化。有感于此，李梦阳在诗作中对边政的积弊多有揭露。《诸将八首》就集中对将官的问题一一指摘。《其一》指出明军将领指挥呆板，“胶柱谈兵”，徒有武勇，终至丧师辱国。《其五》指出军爵世袭之病。诗人认为世袭制度下，将领虽众，但多是靠祖荫得官的纨绔之辈。《其七》讥刺了伪造军功致使奸佞之人升官晋爵的现象。

李梦阳对边务弊政的揭露，归根结底是为了安定边疆。除扫除积弊外，安边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派遣良将守边，因此，李梦阳在边塞诗中也借名将之典，积极建言，如《秋怀·其二》先对故乡庆阳的悠久历史和壮美山川表达了赞美，尾联却笔锋一转，指出西北边患严重，期盼有郭子仪一般的良将来守边。李梦阳希望明廷能知人善任，对才华出众的将领，能够效法前朝，不循常规，大胆起用。《其六》借东汉末年白马将军公孙瓒之典，盼望有良将早日破敌，扫灭寇氛。另外，他在《秋望》《李广》等诗作中也反复表达了这一愿望。

同时，李梦阳也深知单靠武力难以彻底平定边患，因此，他还提出要师法前人，善用和议之策。如《诸将八首·其八》云：“安得即时寻魏绛，务农休甲报皇天。”李梦阳借用典故，希望明廷能借鉴历史，并期盼出现有能力主持和戎政策的将领，使边民脱离征战之苦。与此相对，他对边将错误执行和戎政策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也给予了批评，《秋怀·其五》诗云：“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

因为具备史家的品格，李梦阳在一些边疆事务上也表现出高于一般士大夫的眼光。如对明武宗亲征一事，大臣多视之为鲁莽举动并反复劝止，而李梦阳通过《圣节闻驾出塞（二首）》，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武宗的亲征表达了支持。《其一》描写了满朝文武和外国使臣在京城翘首期盼武宗回朝的情形。诗中借周穆王西征犬戎之典而反其义，表达了对武宗早日奏捷归来的期盼之情。《其二》诗云：“万乘时巡万寿临，銮舆漠漠碛沙深。非忘殿阙呼嵩日，应系单于款塞心。”既表达了对皇舆亲履险地的担忧，也对武宗的亲征表示理解。“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明史·鞑靼传》），也用事实证明武宗亲征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戍边生活的描写方面，李梦阳的一些诗作不让盛唐名家。这固然是由于他出众的诗才，但更重要的是诗笔中所饱含的深情。多年在西北的生活经历，使李梦阳对边地人民悲苦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而他在用诗歌记录、反映这些生活时，除了真实地描述之外，还在字里行间渗入了深切的同情，从而让他的边塞诗具有了动人的力量。这也说明李梦阳的边塞诗不仅是从诗歌的题材、手法上向杜诗及其他盛唐诗作学习，更是在内蕴上继承了杜诗悲悯、忧民的精神。

（摘编自李锋《李梦阳边塞诗的“诗史”特征》）

材料二   

唐代边塞诗在中国诗歌史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边塞诗内容丰富，边疆雄奇壮阔的景色、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慷慨从军的英雄气概、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活、立志保卫边疆的历史变化等，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雄奇壮美。唐代边塞诗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多样的艺术手法，展现出唐代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和边地风情，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雄浑奇异的风物民情，将边塞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唐王朝建立之初，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经常侵入、骚扰边疆。杨炯的《从军行》体现的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的报国理想和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初唐边塞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少年行》四首，刻画了一位甘赴国难、武艺高强、舍生忘死，充满爱国情与英雄气的游侠少年的形象。卢照邻在《上之回》中主张立足于民族和睦，停止边境上的民族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让边塞上的各族人民能分享和平欢乐的太平盛世。在李益的《过五原胡饮马泉》诗中，边疆奇风异物，壮伟奇丽的风光景色，多民族聚居的风俗民情都给诗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总之，爱国主义豪情是唐代的边塞诗的基调，围绕这一基本主题，又有多方面的开拓，赞美边疆雄奇瑰丽的风光，描写边塞多民族聚居地的民俗风情，讴歌各民族间和睦友好的生活，以高昂乐观的时代精神，积极进取的豪迈气概，谱写出唐代诗坛最辉煌壮丽的诗篇。这些震撼古今、吟诵不绝的沙场名篇，闪烁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着极大的鞭策力和凝聚力。

（摘编自王晶晶《唐代边塞诗的雄奇壮美》）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人们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业、农村、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作为最富革命性格的生产力，改造着世界，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日益增多的方便与享受，使人类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相当多的人把科学技术视作全知、全能、全在的救世主，以为所有难题，包括精神、价值、自由都可以经由科学技术获得完满解决。

但由于科学技术是从研究自然界（尤其是物理世界）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物质化”方法，或“非人格化”方法，其应用显然不足以解决人的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用池田大作的语言来说，“科学之眼”自有其限定性，因为“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倾向，容易忽视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风貌”，因而有赖人文的思想及方法的补充与矫正。

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类的生命意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健康走向，有赖人文精神指引。诚然，科技是“价值中立”的，但是作为社会人的科学家却不应是价值中立的。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联袂反对使用原子弹，便是从人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出发的。

科技需要人文文化弥补的又一理由是：科学技术可以提供日益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求，总之，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扰，往往发生在“价值理性”管辖的领地，发生在“意义危机”烦频袭来之际。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传统，尤其是在道德层面，有若干超越性的意义，可以成为文明人类公认的生活准则。诸如不忍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都是贯通古今、中外认可的。“人无信不立”，何尝不是成熟的现代市场交易所应遵循的经济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须臾不可脱离的黄金法则。

人文文化的不可或缺，还在于它能够提供人类所心向往之的审美情趣，这便是中国人将其与“礼”并称的“乐"。这种功能并不能用现金额度核算，但对于人类而言是绝对需要的。从人类整体而论，必须协调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对立，是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产物，但二者间达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又是完全可能的。费孝通借鉴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展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研究，便是人文学者借鉴科学实证原则的成功一例。二者之中，人文文化发展尤其需要关注。科学将继续长足进步，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理性”已经赢得了无可阻遏的前行势能；而人类的“价值理性”还较为脆弱，我们并未寻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便是古人所云“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而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有此“百年积德”的自觉。

(摘编自冯天瑜《两种文化协调发展的随想》)

材料二:

半个世纪前，斯诺《两种文化》一书指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以及各自代表的文化正日益分化，彼此逐渐疏远，有无法沟通之势。今天，这一隔膜却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深研究。与此同时，人文学界开始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仔细审察科学在人类世界的角色。库恩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指陈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受社会的制约。

相对地说，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中借用诗人布莱克的诗句，形容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在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他认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就像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呢?

我们注意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观念。我们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学们，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

(摘编自许倬云《人文与科学之间》)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最近，围绕某流量明星被国家话剧院录取，获得一级演员岗编制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中间穿插关于“小镇做题家”和流量明星作比较的讨论，推动着舆情急速升温。随着7月15日公示结束，国家话剧院给出的情况说明并没有起到平息舆情的作用，反而再度把舆论推向了第二波高潮。

当然，在这样以亿计的参与者大规模讨论中，肯定会有一些杂音，一些情绪化的声音和各种趁火打劫蹭热度。如果尽量排除情绪，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认真讨论这件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里面涉及的公平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合规意义上的公平。做这件事有没有依据？当事方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就录取这件事而言，这次国家话剧院的声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合规性来看，至少目前的调查结果看来，这套流程客观上没有违纪违规之处。

但是从舆情的反应上来说，我们发现，人们追求的公平不仅仅是这种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很多时候公平作为一种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某种结果——这种结果不仅是客观状态还有主观认知。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我们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对于考试作为阶级上升的通道，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中推动公平所起的作用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这种特殊的认知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是嵌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平时也许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被激发，就会出现这次事件刺激之后涌现上来的那样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加持下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除了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新中国，就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里面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公平。

不说它是全部，也不说它是唯一，但它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离开了它，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正因如此，网上很多讨论者认为这件事“关乎国本”，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重要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案。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大众的基本认知，是群众的心声，这种心声必须得到尊重和有效的反馈。

我对这一类事件的基本认知是：如果一种现象、一种做法，它的程序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它导出的结果是不好的，大家是拒绝接受的，但是这套做法却符合规定的，那么这种“合规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就是所谓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里的“矛盾”。我们需要去面对和改进，即使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种合规化的不公平涉及到微妙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利益调整。但是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而不能无视、甚至蔑视它。

我们的社会始终在自我完善中前进，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一种制度，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存续就需要具备自我校正错误的能力，这种自我迭代的能力也是中国从1840年、1949年以来的独特比较优势。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民众对于公平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这种追求的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沈逸《明星入编，我们要警惕“合规的不公平”》）

材料二：

最近，因为顶流明星考编事件，以及一些媒体的“神助攻”，“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也被引爆网络。这个词背后所涉及的教育公平、阶层流动、就业难等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

“小镇做题家”最早诞生于网络，大致指的是那些出身于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子，埋头苦读，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进阶，却缺乏一定的视野和社会资源，即使靠多年苦读，也很难追平原生家庭和出身带来的差距。而“小镇”，则成了普通家庭或者寒门的代名词。

笔者以为，“小镇做题家”确实不应被嘲讽。古今中外，每个人出生后所处的环境、拥有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人生路上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求学和生活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的，这不能怪个人，个人也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出生于“小镇”没有什么不光彩，中国有无数个“小镇”；通过“做题”来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也没什么不好，“做题”是学习文化知识、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不管怎样，没有一种追求更好人生的努力可以被轻视。即使来自“小镇”，通过不断努力，人生的舞台依然可以很大。

高考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高考制度从恢复到巩固发展，经历了几次重要改革和完善，为我们国家一路高歌猛进提供了源源不断、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可以说，高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公平的制度之一，必须坚持。在这种以考试主导的人才选拔体制下，中国绝大多数优秀学生都具备“做题家”的特质。不可否认，高考制度固然有其一定的局限，但对普通家庭来说，高考依然是孩子改变命运最公平的途径，是社会实现阶层流动最有效的方式。也正是因为“不看面子看卷子，不拼关系拼分数”，出生“小镇”的人，通过“做题”找到了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才有了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可能。“做题家”就意味着“高分低能”吗？显然不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很多人都是通过“做题”，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坚力量。谁说“做题”就一定选拔不出来优秀的人才？所以说，从本质上看，“小镇做题家”这五个字其实有污名化之嫌，暴露了一些人的傲慢和偏见，其本质上是个“伪标签”。

如果有人拿“小镇做题家”来给一个群体贴标签，犯的就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因为它背后隐藏的下一步逻辑就是：当面临人生的一切不顺心、不如意，都可以归咎于你的所谓“阶层”和“出身”，刻意忽略了人的成功与失败，有很多因素，不能一股脑全部归咎于学生时代的经历。

被一些人瞧不起的“小镇做题家”，恰恰是生活的强者，在现有资源条件约束下，他们拼尽全力攀登突围，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奋斗”二字。有多少大师巨匠、科技巨擘不也是来自乡村城镇，是“小镇做题家”出身吗？这种不肯向命运屈服、不愿向寒苦低头的精神，难道不值得鼓励吗？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说小了，这就是真正的“指责型人格”；说大了，很有制造争议话题、搞社会撕裂嫌疑。

（摘编自之江轩《嘲讽“小镇做题家”？谨防傲慢和偏见》）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根据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玉米自交系继续自交不再引起衰退现象，但杂交能产生强大的优势。而天然的自花授粉植物品系（天然自交系）自交也不退化，为什么杂交却不能产生杂种优势呢？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国际上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决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摘编自《喜看稻发千亚浪》）

材料二：

中国是大豆起源国，但20世纪80年代初，大豆单产每公顷只有一吨多，不到美国的一半。而提高单产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杂种优势利用，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豆是严格的自交作物，闭花授粉。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大豆花不能产生可有花粉而只能通过异花授粉才能结果的不育系；再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从而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之后再通过反复试验，获得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再经过大量配制杂交组合，最后研制出大豆杂交种。

1983年，孙寰回国后，就开始了在一些科学家看来“不可能”“不现实”的大豆不育系研究工作，以实现大豆强国。在研究之初条件非常欠缺，他只能靠国家资助的1万元留学回国人员经费开始做起。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的大豆种质资源，他分别在福建泉州、湖南长沙、浙江杭州、河南郑州、江苏徐州、吉林公主岭等地搞试验。1985年，通过反复试验，他的课题组发现了一个组合杂交一代高度不育的情况，研究初获成果。

1993年，他的课题组又成功培育了世界第一个野生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通过测交和回交，于1995年实现了栽培大豆“三系”配套，初步培育出“杂交豆一号”。“杂交豆一号“比常规对照品种增产20%以上，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经过正式品种审定、可以商业化应用的大豆杂交种。

（摘自《吉林新闻》）

材料三：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又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殷殷爱国情，拳拳赤子心。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场老一辈科学家家胸杯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才能更好地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也就一定能汇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磅礴力量，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光荣业绩。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更加需要大力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做出贡献。”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强化担当作为，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我们就一定能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所以要首先弘扬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