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几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道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节选自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型塑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节选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在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则分别适用着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节选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小题。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话，作者是南北朝梁代的钟嵘。他模仿班固品评人物高下的《汉书·古今人表》，把五言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又模仿刘歆按照学术流派把书分类的《七略》，分别五言诗人的渊源流派，即所谓“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他结合分品和分流派来品评五言诗人，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诗品》的价值不在于分品和分流派，在于发表的论诗见解。当时有一派诗喜欢用典用事，堆砌成篇，毫无情味。钟嵘竭力反对这派诗，称为“蠢文已甚”。他提倡“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要求作者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达到“自然英旨”。这是他要纠正当时诗歌创作的流弊之一。从刘宋以来，清谈风气影响到诗歌创作。“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温）、庚（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派诗人把诗写得像理论文，是概念化的诗，钟嵘也反对，这是他要纠正诗歌创作的流弊之二。当时学诗的人，“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次有轻薄之徒，笑曹植刘祯为古拙”。他们不分好坏，不辨真伪，“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针对这种使诗歌庸俗化的趋向，这是钟嵘要纠正当时诗歌的流弊之三。

就这三点说，钟嵘在诗歌理论上确实有卓越见解。他又从文学体裁的发展观点指出四言诗在当时作者“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歌的形式发展到汉魏六朝，五言诗已经取四言诗的地位而代之，比起李白说的“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的复古观点来，就显得高明多了。钟嵘强调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染，强调诗的感染作用。他论诗的渊源，能够打破形式，这些使他成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诗品》又是讲五言诗发展的诗史，它不仅是诗论和诗史，本身也是文学作品，文字有文艺性。因此，它给后代文学家以很大影响。

此外，《诗品》还反对声律论，反对讲究四声。事实证明，当时的声律论发展成为唐代的格律诗，在格律诗的创立上是有作用的。还有，钟嵘讲到“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兴是托物起兴，比是比喻。钟嵘把“兴”说成含蓄，显然不符合“兴”的原意。

《诗品》里的分三品和分流派，引起后人的驳难。钟嵘认为五言诗有三个渊源：《国风》《小雅》《楚辞》。他说：“故知曹植为建安之杰，刘祯、王果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为辅；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钟嵘认为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是最好的。清代王士祯认为钟嵘分到上品的陆机、潘岳，宜在中品；分到中品的陶渊明、鲍照和下品的曹操，宜在上品。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钟嵘评文，眼力初不甚高。论诗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最尊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婉，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可见，不少人不同意钟嵘分流派和分三品的见解。

（摘编自周振甫《中国第一部诗话—<诗品>》）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真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 20 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比如在党的早期的许多重要的会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以及党在白区的斗争活动等，由于当时斗争的严峻形势，或出于安全原因，没有留下书面材料。今天，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事人或知情者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下，就必须大力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基于这一点，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也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段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所以，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小说《地泉》是作家阳翰笙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地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泉》“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有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为人作序，像茅盾这般指出作品不足，而且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多见。在再版后的《地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全文收入这篇序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

焦菊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总导演，曾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也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肯，并不怕驳了那些熟识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表明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与良药。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对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对读者观众来说，通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评论者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20世纪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摘编自徐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

材料二：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原本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行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却总是存在的。鲁迅在文章《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现在，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文艺评论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众号、微博、短评、短视频、评分、跟评、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爆款”“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第一印象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

虽然骂杀和捧杀的现象常见，但是真正被“骂死”的好作品和被“捧火”的差作品却几乎没有。我们要通过各种制度、措施、争鸣，抑制骂杀捧杀乱象；同时为理性、专业、独立的评论提供舞台。在这种“正与反”的较量中，在对媒介素养和评论素养的普及中，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读者会练就“火眼金睛”，不会忽略一部好作品，也不会迷惑于一部坏作品。在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读者心里有杆秤”。

（摘编自尹鸿《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倡风清气正之评论》）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术基础是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并取得目前的成就，缘于其研究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揭示了创造中华文明起源的先民们与这片土地真实的互动。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这片土地的地理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起源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大型河流为农业的稳定提供基础，二是生活环境周边有天然屏障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保障。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依托两河流域，在伊朗高原、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波斯湾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埃及依托尼罗河三角洲，在沙漠、地中海和红海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印度依托印度河流域，在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的包围下发展起来。而古代中国的文明尺度，却不是一两条河流的流域和一块拥有天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可以概括的。

中华文明诞生的舞台空间广阔，地形多元，以高原以及大海为天然屏障，内部拥有高原、盆地、平原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中华文明起源依托的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又因为流域地形的多元而拥有丰富的支流水系，塑造出自成一体而又融汇连通的地理空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正是在这若干大河及其支流流经的无数个地理空间内，诞生了“灿若星斗”的早期中华文明∶湟水、洮河流域孕育了马家窑文化，渭河、泾河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孕育了良渚文化等等。在这片广阔而又独立的空间里，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的，不只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所在。

中华文明诞生的这片土地空间广阔而多元，水系丰富而汇通，又因主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主导的太平洋西岸地区而多水旱之患，所以自古就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水利、救灾、交通等公共领域开展广泛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群体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达到“天下太平”之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统一”和“大同”的追求由此发端。

无论是良渚古城气势恢宏的水坝，还是秦始皇辐射天下的驰道，抑或是隋炀帝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都是中国人数千年不变的文明初心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的痕迹。当我们通过考古工作重新认识它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感叹于祖先为文明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可以坚定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是文明的过往，其成果却昭示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进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对此依然重任在肩。

（摘自高逸凡《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意义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之路》）

材料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体系。与此同时，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放眼世界其他原生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区，更是由于接受了周围地区业已成熟的文明影响，从而加快了本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例如，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在自身基础上发展缓慢，进入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周代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进入公元一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此，中国汉文化传入日本，稻作技术、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陆续被其接受，大大促进了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大力吸收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和理念，特别是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令中国考古学焕发生机活力，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并从中提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加之中国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文化精彩纷呈，地下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我们采用这些技术手段研究出的成果，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它们所得到的信息量。这是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拥有考古沃土的得天独厚之处。比如，关于良渚水坝的建筑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论，通过对水坝建筑材料“草裹泥”中的草茎进行测年，确定了水坝是在约5000年前修建的。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变化都充分说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的法宝。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摘自王巍《从中华文明探源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材料一：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相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了意义。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

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杏帘在望

林黛玉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米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