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无讼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都市中院提出的诉源治理。成都市法院2016年8月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辖区内21个基层法院结合当地实际就诉源治理工作进行创新探索。成都市大邑法院依据诉源治理和本县司法实践，倒逼出“无讼社区”建设，取得很好的示范效应。
大邑县地处成都远郊地区。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行政区划被打破，熟人社会环境瓦解，各种纠纷日渐增多。近几年大邑县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8年县法院受理案件6502件，而员额法官只有31名。相应的大邑县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传统的矛盾纠纷大多依赖行政化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用发挥削弱。
2016年8月，大邑法院开始探索将“无讼社区”的理念融入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并逐步在全县城乡社区建立和推广“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体系。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调解社会矛盾为突破点，高标准打造“无讼空间”，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公安调解和司法调解等社区调解的常设机构。针对不能调解和不愿调解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1+N”综合调解平台进入“诉调对接”的法律程序，并在大邑县法院、各分支法庭和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诉调对接”的三级网络平台。
大邑县首先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了《无讼公约》，其次按照民主决策议事程序，商议讨论形成村规民约。《无讼公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村民办事标准和行为规范，使大量纠纷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得以化解。并通过依法选举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使社区自治组织得以修复、完善和壮大，并发挥应有功能，助推社区居民将自我管理和服务、自我约束和发展的自治精神落到实处。
大邑县建立了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金牌调解员等为主体的72人调解专家库，根据入库专家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分为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11个专家组，面对面参与调解所辖区域内疑难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把与日常纠纷相关的法律法规常态化地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引导城乡社区居民知法守法用法。
大邑县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方式，引导各地德高望重、善于调解的居民成立品牌化调解室。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凝聚带动作用，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将德治的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自2016年8月“无讼社区”建设以来的3年间，诉前分流16358件，同期法院民事受案数6974件，70.11%的矛盾纠纷在镇、村（社区）得以化解，法院司法确认案件806件。据大邑县法院提供的数据，仅2018年通过“1+N”综合性调解平台调解案件6271件，调解成功5749件，涉及人数17743人，城乡社区居民对“无讼社区”的认可接受度稳步提升。
（摘编自包路芳《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费孝通看来，传统的乡土社会注重礼治，要求人们服膺传统规则；同时，地方官在维持礼治秩序时，应优先考虑教化。 |
| B．从材料一第四段列举的实例来看，乡绅进行调解的过程其实就是教育的过程，可见在乡土社会中，外在的监督不必存在。 |
| C．大邑县建设“无讼社区”的举措能够很好地节省当地的司法资源，也能够促进当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
| D．“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注重党建引领，包含不同的社区调解常设机构，在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A．费孝通以足球比赛来论述乡土社会对讼事的看法，如乡土社会中有人破坏传统规则的情况如同足球场上有球员犯规。 |
| B．从材料一可以看出，费孝通在论述中能够引用孔子的话，还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理深入浅出，观点鲜明。 |
| C．大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进行创新探索，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各种纠纷增多、基层调解组织弱化等。 |
| D．在“无讼社区”构建中，大邑县不仅考虑“德治”，还考虑“法治”的作用，如将各种法律法规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 |
| A．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说：“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门户之耻。” |
| B．明代王阳明在其管辖区内推行“十家牌法”，令“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 |
| C．宋代，江西等地的蒙馆开设讼学，用《邓思贤》公理杂字》等讼师秘本来教授生徒。 |
| D．明朝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
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应放在第
5．有学者认为大邑法院在开展“无讼社区”建设时，能够“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观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多主体多元化格局存在不平衡现象，国内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和存在感都很弱，西方媒体的遮蔽与忽略是其重要原因。 |
| B．与以欧美为中心的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面向他们的宣传效果会更好。 |
| C．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国民众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中国。 |
| D．李子柒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但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还要成为一名网红和特定的文化符号。 |
| A．材料采取总分结构，先点明“讲好故事”的三大主体，再分别提出具体策略。 |
| B．材料立足时代背景，基于大国立场，强调国家在讲好中国故事时的重要作用。 |
| C．材料在论述讲述主体的策略转变时使用因果论证，阐明了多方协作的重要性。 |
| D．材料通过比较，论证中国故事的接受主体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西方精英。 |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谈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需要深入解读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长期以来，学界盛行两种理论路径：第一种是主张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学的有益资源；第二种是主张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有益养分。而就在这一正一反的两种理论路径的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条融合路径。
②所谓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它必须建立在中西文学的立体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中西视域融合，才能借助西方文学的力量，有效地整合其价值资源，以此重构中国文学传统，达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机制甚为复杂，这里仅从文体层面粗略言之。
③迄今为止，中国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实绩，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比如，汪曾祺小说对唐人传奇文体的创造性转化受到普遍激赏，他所引领的当代中国新笔记体小说热潮至今未曾消歇。但只看到汪氏小说传承中国古代文体资源则未免皮相，实际上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对汪曾祺的艺术启示同样不可或缺。还有韩少功小说对魏晋志人志怪小说文体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好评如潮，其作品的文体资源不仅仅来自于西方词典体和随笔体的启发，而且直接脱胎于《世说新语》的文化关键词集束体小说。至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等人的小说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明清话本小说的文体资源。即使是新世纪小说界的后起之秀，同样也不难发现他们在吸纳西方现代派小说技法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体资源所进行的转化性创造。
④当代中国作家不再像初期那样热衷于直接制造外国文体的中国版本，不再满足于被西方中心赐予“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之类的所谓桂冠，而是想真正地做回自己。他们把西方文体资源“拿来”后必定要加以整合与重构，让中西文体资源在平等的“创造性对抗”与“创造性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于是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打破“纯文学”与“新文学”概念，开始大规模地致力于中西古今文体互渗式的跨文体写作，试图重建中国的“大文学”文体传统。
（选自李遇春《中西会通古今交融——重申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学界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是先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再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学的有益资源。 |
| B．学界盛行的两种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理论是对立的，所以文学界亟须寻找到第三条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 |
| C．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颇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中国作家并不热衷于直接拿来外国文体创造中国版本。 |
| D．虽然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内在机制非常复杂，但从文体方面来说，小说创作领域可谓成绩斐然。 |
| A．第①段先叙述其他两种理论路径，一番驳斥后引出自己的观点，点明了论述的话题。 |
| B．第②段是过渡段，紧承前段内容具体阐明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又引出后一段内容。 |
| C．第③段作者列举多个作家文学创作的实例，用事实论证第三条融合路径的客观存在。 |
| D．第④段紧承第③段，分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进一步论证了第三条路径的存在。 |
| A．只有跳出长期以来的那种对立理论路径的窠臼，才可能寻找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之路。 |
| B．汪曾祺、韩少功、莫言等人小说的成功，启示当代作家只有挖掘中国古代文体资源才能成功。 |
| C．中国文学传统复兴后的文学形态应是一种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当代中国文学新形态。 |
| D．越来越多当代中国作家“拿来”西方文体资源后，对中西方的文体资源实行“创造性转化”。 |
材料一
什么是湿地？湿地就是清波荡漾的河流、烟波浩瀚的湖泊、金黄无垠的稻田、野生动物聚集的沼泽地以及退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水区。
湿地可以将过多的降雨和来水存储、缓冲，然后逐步放出，发挥着蓄洪抗旱的功能；湿地所拥有的大量水面及其水生植物可以使周围地区的酷热降温，空气湿度增加；湿地植被可以完全防止水土流失，在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湿地可以防止海水入侵，防止土地盐碱化；湿地蓄水层的水是浅层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与地下水互为保存和补充；我国一级保护的珍稀鸟类，约有一半生活在湿地中，湿地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生态系统无法代替的；湿地植物能够对污染物质进行吸收、代谢、分解，起到降解环境污染的作用。
（摘编自郑北鹰《我们不能没有湿地》）
材料二
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对湿地生物有着强烈影响，如湿地污染会导致湿地水鸟种群数量大幅下降，在我国两次湿地调查期间，水鸟种数减少了39种；有些不合理的筑堤修坝等人为水利工程改变了河流的水文条件，阻断了水生生物的迁徙通道，增加了洄游性鱼类以及江豚等动物灭绝的风险。
湿地面积减少和功能退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围垦和占用。此外，破坏性捕捞、放牧和养殖，导致湿地生物群落结构的改变，使得物种日趋单一，严重影响湿地的生态平衡；外来物种入侵造成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旅游业的非理性发展、非法捕猎和人为捡拾鸟蛋等行为，也直接造成湿地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减少。
（摘编自崔丽娟《保护湿地，给野生动植物一个安稳的家》）
材料三
湿地生态系统的入侵生物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发生范围广。如此看来，呵护湿地这一“地球之肾”的生物多样性，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行动和更大的努力。
我国现行的动植物检疫法和卫生检疫法等只针对已知特定有害生物进行检疫，农业法、种子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尚未明确涉及如何防范外来生物入侵，因此，我国缺乏统一的防止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应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外来物种引入者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依法管理生物引种过程。
检验检疫是防御外来生物入侵的首道关口。随着国际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口流动，有害生物随物资及运载工具出入境的风险越来越高，及时掌握入侵物种动态，健全、加强检验检疫制度，构筑严密的防御体系，是阻止外来生物侵入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关键。
治理湿地外来生物入侵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要加强对入侵物种生长特性、风险评估、科学治理和跟踪监管的方法研究，创新技术手段，探索长效治理和防控机制，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入侵情况反复，打好防范外来生物入侵“保卫战”。
外来生物入侵尤其是湿地生物入侵问题涉及面广，其防控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针对各类有害生物入侵问题，有关部门应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公众对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的认识，特别是出境旅容、科研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意识。
（摘编自杨舒《呵护湿地，防控外来生物入侵》）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们不能没有湿地，是因为湿地植被可以完全防止水土流失，湿地蓄水层的水与地下水互为保存和补充，湿地植物能够起到降解环境污染的作用等。 |
| B．仅仅将野生动物聚集的沼泽地理解为湿地，是不准确的，退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水区及我们熟悉的烟波浩瀚的湖泊、金黄无垠的稻田也是湿地。 |
| C．改变了河流的水文条件的筑堤修坝等人为水利工程，使得水生生物的迁徙通道被阻断，从而导致了洄游性鱼类以及江豚等动物的灭绝。 |
| D．我国只针对已知特定有害生物进行检疫的动植物检疫法和卫生检疫法等，可以说，难以全面防范种类多、数量大的外来生物入侵。 |
| A．湿地发挥着蓄洪抗旱的功能，可以使周围地区的酷热降温，空气湿度增加，可以防止海水入侵，防止土地盐碱化，保持生物多样性。 |
| B．我们对入侵物种生长特性、风险评估、科学治理及跟踪监管的方法研究必须给以加强，因为治理湿地外来生物入侵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
| C．破坏性捕捞、放牧和养殖，外来物种入侵，旅游业的非理性发展、非法捕猎和人为捡拾鸟蛋等行为，都是造成湿地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 |
| D．重视提升出境旅客、科研人员和涉外工作人员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意识，自可消除有害生物随物资及运载工具出入境的风险。 |
作为新兴事物，数字货币的试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目前央行在深圳、苏州、上海、成都、雄安及未来的冬奥场景等地进行数字货币试点，未来将继续通过不断测试优化和完善相应功能。
央行的数字货币拥有政府信用背书，是法币并能利用交易留痕大数据来追踪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我国微信和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手段比较发达，但国家仍致力于探索数字货币研发与推广，走在了世界前列。2020年深圳罗湖发放1000万元数字货币红包和苏州“双十二”购物发放2000万元数字货币红包，都是很前沿的探索。
在安全性、便捷性、金融稳定性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数字货币必要性得到了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启了数字货币研发工作。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20年1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在全球66家央行中，80％的央行开始研究和测试数字货币，较2018年上升10个百分点。其中，40％的央行进入试验阶段，10％的央行进入数字货币测试阶段。
我国推出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发展、居民日常实际支付需要和反洗钱等政策有着极大帮助。首先，数字货币对我国经济良好发展起到重要助力作用。作为电子化人民币，数字货币能满足央行随时计算社会流动现金量的需求，有助于更好地制定货币政策、避免货币超发。其次，数字货币更为便捷，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实际支付需要。一方面，数字货币不同于纸币，更便于存储，使用寿命更长，不用担心假币风险；另一方面，在移动支付当道的今天，一些网络信号较弱的偏远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无法享受智能终端支付的便捷，可见电子支付包容性较低。数字货币则不然，双离线支付手段可以免去对网络的依赖，操作简单，即便不使用智能手机也能完成支付，有很强的普惠性。
过去，人民币以纸质形式出现在支付交易中，数字人民币则是将人民币电子化，和纸质人民币具有同等效力，数字人民币和现有支付软件有什么区别呢？央行曾表示，如果把微信和支付宝比作钱包，那么数字人民币对应的是钱包中的内容。在数字人民币发行后，大家仍然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只不过钱包里增加了央行货币。数字人民币将省去在各个网络平台绑定个人账户或者线下办理多张银行卡等不必要的麻烦；支持匿名支付，大大提高支付安全性，保护个人隐私；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它使跨境支付变得更加方便，将降低过去跨境交易中的手续费，提升跨境交易和支付清算速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人民币和纸币将长期并存。数字人民币是中国在金融创新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相契合，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选自颜色《数字货币将如何改变日常生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货币的“数字”特性，决定了在没有网络信号的地区自然不能使用数字货币。 |
| B．虽然数字货币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但毋庸讳言，数字货币将和纸质人民币长期共存。 |
| C．央行在各地进行数字货币试点说明数字货币还不成熟，使用时可能会有较大风险。 |
| D．无论是纸币，还是数字货币，都能利用交易留痕大数据来追踪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 |
| A．文章通过比较数字货币与微信、支付宝的不同，让人们增加了对数字货币的认识。 |
| B．文章介绍世界66家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的进展情况，说明数字货币面世指日可待。 |
| C．文章对数字货币的优越性及数字货币是怎样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进行了论述。 |
| D．文章从央行避免货币超发和满足居民支付需要两方面阐述了数字货币的优越性。 |
| A．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是世界各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
| B．越来越多的国家研发数字货币是因为其有安全性、便捷性、金融稳定性等特点。 |
| C．央行发行的纸质人民币和数字货币，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都具有同等效力。 |
| D．随着数字货币应用的普及，数字货币取代微信和支付宝应该是早晚的事情。 |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正所谓“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其要旨就体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当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鲜明的实践特色，彰显着饱满的时代精神。法治时代，离不开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其中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制度文化是法治的重要渊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借鉴了传统中国法律和制度话语。我国有着悠久的法制文明史，有一套独特的法律和制度话语。这些话语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充满传统智慧，对此进行实事求是的挖掘、整理和吸收，摸清传统法系的骨骼脉络，以传统法律和制度话语为底色，补充加入现实的元素，才能凝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话语。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和照搬照抄。简单的拿来主义只能造成“未必皆能深明其法之原本”。对待西法应秉持着“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夫必熟审乎政教风俗之故，而又能通乎法理之原，虚其心，达其聪，损益而会通焉，庶几不为悖且愚乎”的观点。由此，方能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将法治思想转变为廉洁从政的行为习惯；才能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才能实现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结合，使中国达到“正义看得见、公平可预期”的善治状态，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除了依靠法律强制性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之外，还需要把那些人人知晓、个个懂得的生活道德法则转变为法律规范，使法治精神更好地体现道德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条文只有转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才能得到相对彻底的认可和遵从。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独立地位的法学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下功夫研究古代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其中的文化精华。在此基础上，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完善巩固已有成果，系统挖掘整理传统法律与制度话语，研究成败得失，借鉴传统法律中的有益部分，汲取精华、择善而用，结合新时代社会现实，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创建富于传统又有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法律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法文化支撑。
（摘编自《挖掘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价值》）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的法制道路和法制体系，而一个国家有了良法才能达到善治。 |
| B．简单的拿来主义只能造成我们不能深刻明晓西法的原本，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
| C．只要将法律条文转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就能使其得到相对彻底的认可和遵从。 |
| D．传统法律是法治的重要渊源，是全面依法治国可资借鉴的重要的传统法文化支撑。 |
| A．文章首段使用引用论证，是为了证明国家的法律应当充分考虑时俗，考察国本，否则会造成国家混乱。 |
| B．文章明确反对依法治国时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方式，并提出了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正确做法，富有启发意义。 |
| C．文章在论证道德和法律的辩证关系时，强调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道德往往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 D．文章在阐述挖掘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价值时，还论及了对待西法的态度，使论证更全面严谨。 |
| A．法治社会，离不开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法治的渊源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制度文化。 |
| B．我国法制文明史有着独特功能，充满传统智慧，应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挖掘、整理和吸收。 |
| C．搞法治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
| D．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法律，法律的强制性约束了社会成员的行为。这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 |
材料一：
地名是一种文化，地名的起源与人类的语言、生产、社会活动同步。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地名驻留在大地上，成为一方百姓的记忆，也见证了一方民生。全国的地名汇合在一起，则成就了一部恢宏的长卷。仔细推敲，地名长卷中不仅有文化，有历史，更有多彩的民生与一段段难忘往事。
一个地方获得名称，最初大都属偶然且随意，比如胡家窝棚，应是最初迁入此地的内地胡姓移民，临时搭起的暂居之所，并由此成为地名，这样的地名偶然且随意。可以想见晚清时期的东北大地，地广人稀，每一座窝棚都会成为一处标识，于是翻开地图我们会看到许多被称为某某寓棚的地名。至于张家庄、何家屯等，这是乡间最通常的地名，其得名或是与当地始迁者的姓氏有关，或属于本村大姓，这类地名的形成同样具有随意性。现实中以三岔口作为地名的也不少。三岔口即三条路的分岔之处，特征鲜明而自然，用于地名简单明了，无疑具有随意性。此外，还存在大量具有地理指示性的地名，如湟源、泾源、孟津、天津、湖口等，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湟源、泾源都属于河流的源头所在，而孟津、天津则位于渡口，这类地名不仅标识了一个地方，而且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透过地名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地理信息，有的还可成为研究过去环境变化的依据。
其实，随意性、偶然性并不是所有地名的特点，将人们的意愿包含在地名之内，是大多地名命名的特点。如淮安、泰安、雅安、惠安、吉安、西安这类有“安”字的地名，含有人们对安定生活的祈祝。中国地名中也会嵌入各种信息，如吴堡、十里堡这类带有“堡”字的地名，往往是元代以来国家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军事驿站——急递铺的设置地点，用在地名“堡”与“铺”相通。灯市口、珠市口、鱼市口这类地名的地方，往往曾经是某种商品繁华的集中销售区。地名中不仅含有文化，也铭刻着历史中人们难以忘怀的英雄。山西的左权县为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左权将军，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都有张自忠路。因他们而命名的地名，就是后人追念他们以及那段历史的一种方式。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地名文化》）
材料二：
我国地名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特殊记录与见证，是世界文明史的记录与见证，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华优秀传统地名文化蕴含着多重价值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名文化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地名文化演绎历史文化发展。地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特定历史事件、乡风民俗、文化迁徙、政治变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比如，河南修武县，相传商末周武王兴兵伐纣，途经宁邑，遇暴雨不能行，就地驻扎修兵练武，改宁邑为“修武”，延续至今，成为我国最古老的县名之一，已经被联合国授予“千年古县”称号。
地名文化蕴含传统审美观念，地名是人们对特定空间位置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在这种符号意义的表达过程中，体现了传统审美观念。比如，采取方位对称的形式命名，常用东和西、南和北、上和下、左和右等，地名如山东和山西。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中正之美，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中正对称美的特征。
地名文化承载人们的价值追求。地名文化是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符号和价值传递系统，承载了人们的价值追寻，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例如：中华民族对于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与期许，对国家和人民充满了善意的祝愿，在地名文化中常用宁、安、吉、泰、康等字眼。可见，中华民族将价值追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凝集在地名文化中。
地名文化是增强文化归属感、提升爱国热情的重要途径
地名文化承载浓厚的文化归属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地名文化形态万千。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眷念、国家的热爱，一种特有的“寻根文化”情结。地名文化是每个人都熟悉的文化，富有浓厚的情感基础，成为吸引人、凝聚人的特有精神资源。地名文化中可以找到共同的记忆、找到心灵共鸣、找到文化精神的归属。例如：湖南炎陵地名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不再是简单的湖南一个县城的地名文化传播问题，依托于炎陵祭祖文化的广泛传播，这种地名文化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祭祀祖先、传承中华文化、传播国家主流价值导向的重要载体，是海内外华人寻求文化归属的重要载体。
地名文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是一种归属感、尊严感和自豪感的统一，爱国主义精神是激励中华儿女为国家、为民族做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包含了爱故土、爱人民、爱国家的最基本要求，这几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层次要求。爱故土是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必然会念于斯、归于斯，是对故土的无限热爱与眷念。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情感的基础首先起源于爱自己的美好家乡。
（摘编自田定湘、蒋伟《中华优秀传统地名文化的价值内涵何在》）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起初一个地方的得名大都偶然且随意的，但仍有其意义，一个地方若改名，则可能会被赋予其新意义。 |
| B．被联合国授予“千年古县”的河南修武县原名“宁邑”，是我国最古老的县名之一，“修武”得名跟当地乡风民俗分不开。 |
| C．我国许多地名十分形象，令人一看就知道其地名意义，如三岔口即三条路的分岔之处，特征鲜明而自然。 |
| D．地名其实是一种特定符号，人们透过这种符号语言可以找到共同记忆，产生心灵共鸣，进而体现文化认同。 |
| A．材料一与材料二均谈到了地名得名原因，不过前者侧重其价值内涵，后者侧重其特点。 |
| B．江西湖口因处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而得名，这一地名极具地理指示性特征。 |
| C．湖南炎陵这一地名具有一种特有的“寻根文化”情结，让海内外华人有文化精神的归属感。 |
| D．山西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具有激励中华儿女为国家、为民族作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 |
| A．承德，旧称“热河”，1733年雍正皇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称“承德”。 |
| B．广东和广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名采取了地理空间方位对称的形式进行命名。 |
| C．开封，春秋时期取名“启封”，西汉时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名为“开封”。 |
| D．湖北恩施自治州的来凤县，传说因县境翔凤山有凤凰飞临得名“来凤县”。 |
5．济南原本位于济水南岸，但由于历代黄河改道与泥沙淤积，将济水湮废，这条河流便不存在了。那么，今天我们保留这个地名还有怎样的意义？
理性，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能力。探究自然，把握世界，追求“真”，是一种理性能力；研究社会，认识自己，崇尚“善”与“美”，也是一种理性能力。前者为“科技理性”，后者为“价值理性”。两种理性共同构成了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
追本溯源，在人类古代的朴素思想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东方儒学，都暗含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初始合一的样态。
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作为重要范畴与核心概念，有两个来源：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与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逻各斯”对自然界本质规律的探究与“努斯”对心灵自由的导引，构成了理性认识外部世界与追求心灵超越的双重意义与功能。虽然古希腊文化尚未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作出明确界定，但这两种理性在先哲的论述中是合一的。对于东方儒学，有人认为它过度注重价值理性，造成了科技理性的缺失。其实不然，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东方儒学传统中从未分离。当然不可否认，儒学文化系统中的科技理性是以价值理性为目的的，但这并不代表对科技理性的排斥。实际上，儒学在求“善”与“美”的同时包容了求“真”的成分。比如，《易传》在“天人合一”价值基础上，究万物之理，就内嵌着自然观、科学观与方法论。
然而，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对自然界征服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出现某种失衡，表现为科技理性的片面凸显与价值理性的日渐式微。
科技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等问题，探究自然规律这一“真”的领域，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并通过主观能动性对其加以运用，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的主导，科学技术几乎成为人类文明的代名词。正如美国科技哲学家普特南所言：“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们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
与科技理性相对，价值理性主要回答的是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等问题，赋予世界以“善”与“美”，表达的是一种主观价值合理性。科技与价值是理性天平的两端，科技理性的过度凸显带来了价值理性的式微。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它在给人类带来便利、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苦恼。比如，由于缺少价值理性的规导，科技会成为盲目的力量，不顾自然生态，肆意征服、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运用科学技术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容易造成精神家园的荒芜与意义世界的干瘪。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只有彼此平衡，相互融合，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功能。脱离科技理性支撑的价值理性犹如“空中楼阁”，会因地基不牢而坍塌；缺少价值理性引领的科技理性犹如“没有罗盘的舵手”，会因方向不清而迷失。为避免“坍塌”与“迷失”，我们应秉持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合一的理念，推动物质世界的创造与精神家园的构建。
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科技理性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窄化为科技化，并不意味着人文价值理性就没有现代价值，现代化要建立在科技理性“动力工具”与价值理性“方向指南”合一的完整理性基础上。我们应以完整的理性文化把握实存的与应然的人类社会，以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互济共缔“真善美”的新时代。
（摘编自牛绍娜《推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后者能够引领前者，显得更为重要。 |
| B．“逻各斯”“努斯”为古希腊哲学重视，二者可分别被视为“价值理性”和“科技理性”。 |
| C．东方儒学对价值理性的重视超过科技理性，但后者也内蕴于儒学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中。 |
| D．价值理性衰微，会削弱其规导作用，从而使科技理性过度膨胀，使科技成为盲目的力量。 |
| A．文章先阐释核心概念，再以时间为序展开论述，揭示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对策。 |
| B．文章用“其实不然”“当然不可否认”等词语，表明价值判断，彰显论述的严谨性。 |
| C．文章引用普特南的话语，突出了科技理性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
| D．文章在阐述两种理性的关系时，综合运用了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说理透彻形象。 |
| A．儒家认为“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这种观点表明儒学蕴含着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独合的思想。 |
| B．科技理性重视客观必然性，价值理性关心主观价值合理性，二者相互融合才能“真善美”兼得。 |
| C．尽管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彼此之间都不可缺少，但在当下社会，应该更加重视价值理性的弘扬。 |
| D．若要改变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局面，使二者相互融合，就需要复兴东西方的某些源头文化。 |
材料一：
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才使得其在千年的风云际会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瑰宝。
讲好敦煌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和包容性。而善讲故事又是一种高明的对外传播手段，也是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所以讲述好敦煌故事，对于支撑中国文化“走出去”意义非凡。
文化的传承不是空泛的，也不一定要高端、抽象。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一种容易理解且愉快轻松的传播方式。所以文化传播和故事叙述要剥离复杂和抽象的部分，让大众在一种更易接受的体验中去认知。
古老的文化就放在这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挖掘它，如此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生态。而文化的删繁就简，就是让人看得见，也让人看得懂，如此才更能激发人们了解一种文化的兴趣，也更便于人们去探寻敦煌与众不同的美。
(摘编自陆玄同《让敦煌文化在自信和包容中更具活力》)
材料二：
在敦煌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要给予支持和扶持，保护好我们的国粹。敦煌文物种类繁多，莫高窟更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世界艺术宝库”，虽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坚守，但长期保护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敦煌文物进行监测保护，让文物“延年益寿”；另一方面，要有效处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合理控制参观游客的人数，不断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被保护好了，才能更好地“诉说”曾经的沧桑和辉煌。
敦煌文化瑰丽奇特、博大精深，除了要加以保护，还要做好现代化的传承和弘扬工作。讲好敦煌故事，需要继续挖掘整理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现代精神，不断满足群众需要和高标准的审美需求，开发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多彩融合的文艺作品，增强敦煌文化的艺术吸引力。同时，要借助数字化、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开发更加多样的传承载体，拓宽传播渠道，将敦煌故事打造成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
(摘编自孟庆川《把敦煌故事越来越自信地讲给世界》)
材料三：
自敦煌学兴起百余年来，学界从社会、历史、宗教、考古、艺术等角度对敦煌进行持续研究，成果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对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层面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阐述。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也是东西方各民族相互交流的通道。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敦煌文化，一方面保持着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开放纳新中进行文化再创造，逐渐形成了丰富内涵和独特性格。
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敦煌文化的发育过程中，社会变迁十分复杂，有过战争和杀戮，也有过贫穷和饥饿，但是敦煌文化的基调一直是崇德向善、从容乐观、积极向上，不管洞窟外的自然环境多么单调、严酷，洞窟里总是色彩万千、活力无限。千百年间，这种价值取向一直得以坚守。从敦煌的典籍、壁画中可以明显看出，敦煌文化积累和展现的永远是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观照现实的人本情怀。敦煌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例如，唐宋时期的敦煌壁画一直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凸显了人自身的现实感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此外，敦煌的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也大多聚焦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这里，现实的生存和生活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内容。可以说，敦煌的文化精神包含着关于生活实践的思想主张，也在向人们倡导一种过好当下的生活方式。
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敦煌本土文化、中原传统儒家道家文化、各民族文化、西域文化等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共同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敦煌文化。值得关注的是，敦煌文化并不是将各种文化简单相加，而是将这些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依存、多元统一的文化整体。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敦煌文化的独特优势，我们应从整体上理解敦煌以及敦煌文化。
大盛融通的精神气象。“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虽偏居一隅却气度极大、气象极大。敦煌文化是融合、吸收了各种文化营养而形成的“美美与共”“和谐共在”的文化，其因融而通，因通而盛，因盛而大，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其中蕴含的交流、理解、包容、共赢等价值共识，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对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接受历史启迪，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应转换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从宏观和精神的层面入手，揭示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时代课题提供支撑和帮助。
(摘编自黑晓佛《弘扬敦煌文化的精神传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敦煌文化能够成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四大文化体系之一，与敦煌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
| B．之所以要传承弘扬敦煌文化，是因为敦煌文化是外界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支撑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有非凡意义。 |
| C．保护敦煌文物，要从利用现代科技对文物进行监测保护，处理好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提高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等方面入手。 |
| D．只有对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思考，才能让我们接受历史启迪，增强文化自信。 |
| A．讲好敦煌故事，需要挖掘和整理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现代精神，在讲述的过程中体现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包容。 |
| B．敦煌文物的长期保护任重而道远，但并不意味着只进行保护，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敦煌故事打造成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 |
| C．材料一和材料二均提到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材料一重点论述讲好敦煌故事的意义和如何讲好故事，材料二只重点论述了文物保护问题。 |
| D．材料三与材料一和材料二的侧重点不同，其侧重从四个角度阐释敦煌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性格。 |
| A．编制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以及室内情景体验剧。 |
| B．培养高素质的讲解队伍，向游客讲述敦煌文化的深厚内涵。 |
| C．建设“数字敦煌”项目，满足人们欣赏、研究等方面的需求。 |
| D．设立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保护受损严重的壁画和雕塑。 |
材料一：
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高于200万年以来的任何时候。201l年至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09摄氏度，其中约1.07摄氏度的增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0摄氏度至5.7摄氏度。未来20年，全球温升将达到或超过1.5摄氏度。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进行全球范围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大幅减排，温升将在本世纪内低于2摄氏度。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许多区域出现并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复合型事件的概率将增加。同时发生极端事件的情况会更加频繁，例如高温热浪及干旱并发，极端海平面和强降水叠加造成复合型洪涝事件加剧。
未来温升由历史累积和未来排放的温室气体共同决定，实现净零碳排放将有助于控制温升。要将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需要限制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并至少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在低排放情景中，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目标，需在2050年之后实现净零排放；而实现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标，则需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并在之后采取强有力的负排放措施。
（摘编自庄国泰《气候变化前所未有，灾害防御未雨绸缪》，《人民日报》2021年08月20日）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从认识、理念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务院新闻办27日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和发布意义。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一项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为此，党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近日刚刚发布，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叶民介绍，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约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过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至45%的目标。同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公众意识不断提高，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持续推进的良好局面。”叶民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包括：将‘十四五’碳强度下降18%的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加以落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落实，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在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高排放行业；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叶民表示。
（摘编自《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8日）
材料三：
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司长介绍，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灾害风险管理，中国气象局将强化基础性工作，通过科技创新支撑气候治理。
在中国气候系统关键区，协调推进气候观象台和大气本底站建设，拓展温室气体立体观测网络功能与布局。加强气候变暖对我国典型脆弱地区影响的监测，推进青藏高原气候系统综合观测能力建设，加快冰川站网建设。
建立全球百年以上时间尺度地面温度序列。建立完善全球区域一体化大气和陆面再分析系统。基于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研发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产品，研制全球和中国区域植被、海温、冻土、积雪长时间序列气候数据集。
推进气候系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持续开展气候变化检测归因研究。深化气候系统多圈层、多时间尺度相互作用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与异常的影响过程与机理的认识，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响应与城市效应，分析气候系统突变与反转点等前沿科学问题。
发展地球系统模式，实现不同圈层分量模式的高效耦合，继续参与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提高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模拟与预估水平。研发中国10至30公里高分辨率精细化区域气候模式。
开展中国区域极端事件未来预估，关注未来10年至100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变化，以及可能的“阈值”和突变点。建立中国区域精细化网格月——季——年际预测业务，提高月、季预测和年景预测水平。建设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平台。开展面向农业、水资源、海洋、人体健康、基础设施等重点方向的早期灾害预警和风险预估技术，加强城市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和新需求，针对气候变化关键、热点问题开展决策服务。强化气候变化专业服务，例如研发推广适应需求的精准气候保险类产品、建立全国——地方巨灾气候保险模型试点示范区等。
（摘编自刘毅《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人民日报》2021年8月24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类活动促使气候前所未有的变化，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 |
| B．气候系统的变暖预计仍将持续，未来二十年全球地表温度将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1.5摄氏度甚至更多。 |
| C．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导致更多极端事件和复合型事件的发生，例如高温热浪及干旱并发。 |
| D．限制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并至少达到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可以将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 |
| A．为了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
| B．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8.4%，超过了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 |
| C．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等，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
| D．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就能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高排放行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