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征，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进程。作为人类共同的探索和实践，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多样性特点。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但照抄照搬鲜有成功者。只有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出适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发展方式，才能平稳有力推进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对实现现代化有着强烈的追求，并为之进行了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驶入快车道。我们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张蕴岭《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形成的。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成立一百多年来所进行的一切奋斗，目的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摘编自曲青山《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材料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语言都是可靠的标志之一，能把原始人的文化行为与非文化行为区别开来。但是，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它是在漫长的时期中发明、积累并得到社会群体约定的。因此，人类文化的生成也无法以某一天为界，划出一条“生成线”来，它也是在漫长的时期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语言为什么这样重要，竟能成为文化生成的标志之一呢？

人类有了语言，才有可能进行高度抽象并具有比较完整的思想活动，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也就是说思维是借助语言材料，或者说以语言为载体来进行的。人类思维在反映客观世界方面共有间接性与概括性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与文化创造关系密切。思维的间接性是指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前一句是对感知的记录，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说明孟浩然夜间听到了风雨之声；后来他又运用思维活动，所以虽然并未直接见到落花，却能推测必定有多少花儿由于风吹雨打而落下来了，这就是间接反映。间接反映也就是运用思维来进行推想，可以推想前因，也可以推想后果。

文化不仅只有社会性，而且对社会群体的意识有引导作用。既然如此，就必须具备进行社会联系和社会引导的工具。这工具便是语言。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只有通过它，人们的思想观念、创造经验等文化成果才能得到传播与交流，文化才能获得社会性并发挥引导作用。文化因为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所以从横向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交际工具在社会上传播与交流，那么个体无论有多少精神与物质创造，都是没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个体的种种意识都难以成为集体意识，更难以在全社会中发生引导作用。相反，如果交际工具与传布媒介高度发展，那么不论是思维经验还是物质创造经验都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的纵向发展看，它具有世代相传的历史传承性。传承是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而传承又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而教育的内容主要也就是文化。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存在着有文化与没文化之分，同时也就存在着有教育与没教育之分。动物是没有教育的，所以它们虽然也可能学会一些本领，如牛会耕田，马会拉车，但都是人教它们的，而不是老牛、老马教的。动物只能根据本能做到有“育”无“教”，在“育”的过程中使下一代动物再依靠本能去生存和繁衍，它们不能“教”就因为没有语言，而没有语言也就是没有思维。所以既不能创造文化，更不能传承与积累文化。从古至今，动物的本领始终只是依靠本能去求得生存与繁衍，没有多大的长进。反之，从古至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本领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类不但能运用思维来创造文化，而且能借助语言来传教文化，使文化得到越来越厚的积累，越来越大的发展。

因此，思维、语言、文化、教育，这四者是密不可分的；缺了其中任何一环，其他三者都不会存在。缺少一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四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互生发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摘编自金开诚《语言与文化》）

自古迄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绘画作品在色彩表现上各具特色。以我国传统山水画为例，依设色不同大体分为青绿、金碧、浅绛、水墨见类。青绿山水画在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如《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画代表作品之一，画面中山的主体部分使用了石青与石绿，辅以赭石底色相衬，高饱和度的蓝、绿色与饱和度较低的橙红色之间形成美妙的对比，营造出绚丽的色彩效果。相似的蓝、绿、红色彩组合方式也常出现在如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壁画作品中。金碧相比青绿增加了金色，与石青和石绿共同构成画面中的主要色彩，金色泛出的暖棕黄色与蓝绿冷色形成对比，呈现出“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明代画家文徵明说：“余闻上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绿、中古始变浅绛，水墨杂出。”这段话概括出我国古代绘画设色由青绿向水墨发展的趋势。文微明认为不同时代的绘画作品各有所长，青绿设色的佳作属于“神品”，而浅绛、水墨佳作可归为“逸品”。浅绛设色以水墨勾皴为主，辅以赭石等颜色薄染，相比于青绿设色，浅绛减弱了画面中色相的对比，使之更趋近调和，表现出柔和、简淡、素雅的视觉感受。唐宋以降，水墨随文人画的兴起而快速发展，水墨画以墨色与水调和，将色彩化繁为简，“运墨而五色具”，利用墨色的浓、淡、干、湿等变化表现自然中的缤纷五彩，体现出文人画家淡泊雅逸的审美意趣。

绘画创作兼具描摹客观现实与表达主观情感意图两种诉求。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画家需要在观察研究自然的基础上“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无论是南北朝时期《山水松石格》对色彩冷暖现象“炎绯寒碧，暖日凉星”的描述，或是北宋时期《林泉高致》中对不同季节水的色彩呈现出“春绿、夏碧、秋青、冬黑”这一规律的阐述，都体现出古人对于自然色彩细致入微的观察；另一方面，画家主观的感受与思考在绘画创作中同样必不可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客观自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色彩参照，但绘画在描摹自然之外更需着意构建作品内在的色彩秩序，在自然的基础上融入主观体验并进行整合，进而表现出对象的“意蕴”与“骨气”。

中西绘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不断有交流互鉴，但在色彩理念和表现方式上各有其发展逻辑。西方绘画在中世纪后期的用色方式与我国青绿设色模式相似，作品中多使用石青、朱砂、金箔等材料，注重色相的对比，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画出于对自然主义视觉真实性的追求，发展出了在二维画面上表现三维空间错觉的绘画方法。描绘光影明暗是表现三维形体和空间错觉的重要手段，强烈的明暗反差能够凸显光感，营造出具有真实感的空间氛围，这一时期绘画作品大量使用黑、白和低饱和度的土色颜料来表现光影，相比中世纪绘画，整体色彩呈现出色相对比减弱、饱和度降低、明度对比增强的变化，形成了西方古典写实绘画色彩系统。

受限于颜料和媒介的物质属性，有的色彩会随时间而逐渐变化乃至消逝，正如秦陵兵马俑出土时表面鲜艳的色彩迅速暗淡剥落，古希腊纯白的雕塑曾经也绚丽多彩，许多古代艺术作品的色彩已不复原初的模样，今天人们欣赏时常需借助推断和想象。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作品往昔的色彩能够完整重现，从而让观者得以更为充分地领略到前人的才思与技艺。

（摘自黎独清《丹青：绘画色彩之美》）

材料一：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信息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安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多处重点提及地理信息技术，鼓励壮大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地理信息等产业发展，这必将为整个地理信息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在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的“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实施部际联席会议中，有近80项与地理信息产业相关，涉及交通强国、国家水网、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重大项目。多年来，基础测绘、卫星遥感以及重大工程，已产生和储备了海量地理信息数据，如何盘活这些数据，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将这些数据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是行业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

要推动共享化、资产化、市场化协调发展，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开放、流通和受益问题，才能实现“盘活”“赋能”“互惠”，进而切实发挥数据的关键生产要素作用。当前最紧迫的是制定法律保护国家的数据安全并进行高效利用，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和共享使用。同时，建立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数据资产的市场化。

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数量持续增长，吸纳就业人员作用更为明显。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截至2021年末，全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超过16.4万家，同比增长18.5%。地理信息产业市场主体中，企业占94.7%。2021年新登记市场主体约3.58万户，同比增长29.2%。截至2021年末，从业人员超过398万人，同比增长18.5%。地理信息产业通过“数实融合”，不断催生出新服务、新业态，成为各界看好的“时空信息新基建”。

（摘编自孙亚慧《2021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产值达7524亿元，同比增长92%——地理信息技术都能干什么？》）

材料二：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基础支撑，提供位置服务的地理信息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在疫情防控中，地理信息产业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导航定位等技术在保障疫情监测人口迁徙分析、交通监控、资源储备、医疗废物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向全球提供疫情动态地图服务。

在浙江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全国首家AI全科诊所“地理信息小镇智慧诊所”模式开始走向全国。德清智慧养老再升级，“健康小管家”配备福利院每位老人并在居家老人尤其是独居、失能失智老人中推广，老人信息实时反馈至医生，需要时上门服务。

解决老龄化、慢性病增长、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成为医疗信息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互联网巨头纷纷巨资投入。作为领先的病理行业服务平台，91360智慧病理网完成新一轮数千万元融资，领投的乾兆基金及其关联基金在体外诊断领域完成投资已近20亿元。91360创始人狄峰说，病理领域人工智能化将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诊断效率，使宝贵的病理资源惠及更多人。

（摘编自《地理信息服务成为民生新需求》）

材料三：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筑牢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屏障，我国科学家、学者便开始了国产自主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科研之路，有力推动了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融合发展效应显著，产业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整体技术水平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细分行业和领域已经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地理信息产业国产化替代条件已经成熟。

为加速我国信创产业发展，地理信息产业需要做的是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生态，实现全产业生态化。信创产业拥有一条庞大的产业链，地理信息产业亦是如此，主要涉及CPU芯片、服务器等IT基础设置，操作系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办公软件、政务应用等应用软件，边界安全产品、终端安全产品等信息安全部分。

实现全产业生态自主的必由之路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肩，资源整合，共同发力。可喜的是，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生态链上一些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有识之士已经就此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

2020年6月，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龙芯中科、统信软件、达梦数据库、烽火信息集成、中地数码、安天信息等七家国家地理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发起组建了GIS产业联盟地理空间信创产业生态专业委员会，旨在促进地理空间信创产业链的建议和发展，推动地理空间领域的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自主创新。

（摘编自《信创产业发展迫在眉睫地理信息安全该如何守护》）

身体美学这一名称是由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率先提出的。舒氏尝试性地给身体美学下了一个暂时性定义：身体美学就是对一个人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自我的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

盛行西方的意识美学强调灵魂、理念等非身体的范畴，身体美学立足于以身体来反对意识美学的独白，对意识美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囿于意识美学沉重的历史传统，西方身体美学不仅具有各执一端、见仁见智的特点，而且其更多地着眼于“解构”而非“建构”。中国美学非常重视身体践履，注重身体力行，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美学就是直接从身体出发的美学。笔者以为，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意识—概念—宇宙”为思维模式的意识美学的话，那么中国美学则是以“身体—两性—族类”为思维模式的身体美学。

在中国美学看来，意识美学以先验的范畴来整理外在的审美对象，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美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和失去时间维度的僵化之物，而中国古典美学对于认识论的致思进路采取了存而不论态度，放弃抽象概念的讨论和对美的本质的追寻，直抵事物本身，从而达到“身与物接而境生，身与事接而情生”的审美境界，使得外在生机盎然的感性事物灿烂呈现，而这种呈现不仅仅是自然的感性体现，更是生命的象征。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美学的很多审美范畴，譬如文论中的形神、气韵、风骨、肌肤、血肉、眉目、皮毛、肥瘦、刚柔等等，其直接就是身体的写照。

中国古代美学还体现在“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的两性关系的对话中。正是基于两性对话的身体美学使我们看到中国美学没有西方美学决然的对立与冲突，而是对话与互补。而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强调的“虚实相生”“刚柔相济”“高下相形”等无一不是两性对话在文学艺术的生动体现。再者，这种两性的对话还体现在“和”这一中国美学审美范畴里，这种“和实生物”，既是两性对话的体现，又是一种“亲密的差异”，这一既本体化又两性化的身体既体现在“嘉会寄诗以亲”（钟嵘）的人我之“和”，又体现在“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的物我之“和”，还体现在“大乐与天地同”的宇宙之“和”。

中国古代美学是一个族类化的过程。这一族类化的思想来源于《周易》的“君子以族类辨物”“万物睽而其事类”的古老思想中。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虽然是对个别殊象的描绘，但是通过殊象却通达了一般和典型的共象，从而使作品既是原发生命机制的“互文之象”，又是在“族类之理”主旋律下作家生命的绵延变奏。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人讲“诗人感物，联类无穷”“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此外，这一族类化思想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核心审美范畴“意境”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因为意境虽然是作者的应时应景之作，却因其将人类的古与今、瞬间与永恒相互沟通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曹丕称文学艺术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成为不朽之盛事，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尼采也把文学艺术看作“形而上学的慰藉”。

总而言之，从“身体——两性——族类”这一思维模式出发，让我们别具慧眼地看到了中国美学特异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也为我们实现中国美学的返本开新提供了新的阐释视野，并从中可能昭示出身体美学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摘编自张再林《西方和中国的身体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