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多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文艺作品次第涌现，《唐宫夜宴》《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等蕴含了浪漫悠久的东方美学品格，《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等塑造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这些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影视艺术作品，有效助力了中国之美的传播。

近期，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中“宽眼距、吊梢眼”的主角造型引发争议，与此相类似的，某产品广告中的“眯眯眼”造型以及部分摄影作品中的模特造型等，均被置于广泛讨论之中。一个文化群体的“美”到底由谁来定义，又应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出现，具有漫长的历史渊源，而对其进行厘清，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重要性。

很长时间以来，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一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的定义与描绘从未停止。这种定义和描绘却常常带有误解甚至扭曲，是漠视这些国家的文化本体与历史遭遇的结果。

从“傅满洲”到“陈查理”，在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西方流行媒介将东方人物形象塑造成“吊梢眼”的同时，衍生为一种“丑化”的印象、一种固定的偏见。在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下，泛化为西方社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共同想象。在艺术、时尚、电影等领域的人物造型上，通过化妆、拉扯眼角等方式形成“吊梢眼”，似乎符合了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东方人形象。而对这一类造型的批评性看待，并非歧视现实中人们类似的样貌，而是对这背后不平等的文化格局与机制的揭示。

中国形象、中国之美应该由谁来定义？它应该是怎样的、可以是怎样的？在当下世界传播格局下，尽快加强自身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不让中国形象全由西方想象、判断与决定，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一环。而正确定义我们自己、有效传播我们自己的前提，是真正认识我们自己。

中国的文化从业者，应加深对自身群体文化的了解，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本源、文化本体、文化构成与文化发展脉络，真正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真切知晓我们美在何处，因何而美，为何而美，为谁而美。从《永不消逝的电波》《高山下的花环》等在中国电影各个阶段涌现出的那些彰显着人民性光芒的优秀作品，到近年来《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弘扬了一部部璀璨的文化经典的电视综艺，无不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进行了深刻挖掘，它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文化纵深感的中国形象。

我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来自文化的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在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更应传播真正的中国人之美。

与此同时，文化从业者还应提升传播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能力。在数字时代，跨文化、跨国界传播更具技术上的便利。《遇见工匠》《伟大诗人杜甫》等一批国际传播纪实作品，表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塑造了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人形象，实现了在国际国内的有效传播。

（摘编自陈杰《文化自信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

材料一：

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资产形式的私人货币出现，企图替代流通中现金获取利益。为抵御私人货币对法定货币的蚕食，维护货币主权，世界各国的央行有必要利用新技术对流通中现金进行数字化。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也就是人民币纸钞的数字化版本。法定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等数字代币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信用背书，能否保证币值稳定。我国数字人民币具有价值性和法偿性，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发行的，与纸钞、硬币等价。纸钞能买的东西，数字人民币都能买；纸钞能兑换的外币，数字人民币也能兑换。数字人民币等同于现金，不是存款，放在数字人民币钱包里面的数字人民币不计付利息。

目前央行设计的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投放体系，一层是央行对商业银行，一层是商业银行对用户。数字人民币具有非盈利性，追求的是社会效率和福利最大化，所以央行建立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流通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客户收取服务费，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是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优势巨大，会逐渐取代纸币，但中国国情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现金仍将长期存在。数字人民币将与现金并行发行，央行会对二者共同统计，协同分析，统筹管理。

（摘编自《什么是数字人民币》）

材料二：

借助北京冬奥会，数字人民币完成了全球首秀，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冬奥场馆内，数字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的一种创新性存在形式，不仅为国内用户带来便利，也给国外友人提供了更多支付选择，同时还实现了非接触支付，满足了防疫要求。

如今，货币数字化正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截至目前，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央行数字货币相关工作。如尼日利亚政府2017年开始研究发行数字货币，2021年“e奈拉”的推出使尼日利亚成为非洲首个正式启用数字货币的国家，同时成为全球率先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

与传统支付相比，数字货币既继承了现金点对点支付、即时结算、方便快捷的优点，又弥补了现金在数字化流通和多渠道支付上的缺点，极大降低了发行和交易的成本，并且还能追踪交易，减少非法活动如避税、洗钱等。数字货币不依赖实体网点和人工服务，能以较少的人工投入获得较大的服务容纳量，从而增进民生福祉。从全球角度来看，发行数字人民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但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货币主权，实现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并不简单。

（摘编自《央行数字货币未来可期》，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2日）

材料三：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2022年夏于成都举办，这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次举办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大运会官宣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据悉，大运会将深度打造大运会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融合成都本地历史文化元素、大运会口号理念、蓉宝形象等，创新推出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建设“三·六·五”数字人民币场景，即三大核心场景（大运村、赛事场馆、主媒体中心）、六大应用场景（管理、住宿、餐饮、医疗、购物、出行）、五大体验场景（天府国际金融中心、成都大学、东安湖体育中心、总部酒店、大运星餐饮样板餐厅）。同时，大运会将在闭环区域内，通过设立数字人民币体验咖啡机、数字人民币智能兑换机、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人民币体验活动等方式，做好数字人民币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工作。在大运会的自助银行服务区，设有数字人民币智能兑换机。在经过面部识别认证后，使用者可以将外汇现钞投入钞票识别口。屏幕上多语种显示，按实时汇率计算，得到兑换的人民币价值。在验钞通过后，机器从纸钞口送出相应的人民币，或者直接转换成数字人民币。

（摘编自《数字人民币再度亮相国际赛事！成都大运会官宣六大应用场景》）

材料一：

近来，“社会性死亡”话题在网络上备受关注。微博上“社会性死亡”话题有2.1亿阅读量，连相关的“猫的社会性死亡不过如此”“大型社会性死亡现场”等话题都有超过2亿的阅读量，让人不禁深思，这一网络流行语究竟有怎样的传播学上的意涵？

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们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遭遇窘迫和难堪。这可能是因误解带来的小尴尬，可能是因社交能力不善造成的误会，还有可能是行为不端引发的社会抵触，这种自身形象在社交场景上发生的折射、扭曲或反噬，被网友统称为“社会性死亡”。对于生活中偶发的“社死”，不妨以解嘲和放松的心态化解；而对于不分清事实，挥舞舆论大棒群起而攻之，试图以“社死”给人贴标签的做法，则要警惕其中隐藏的网络暴力。当“社死”成为网络热搜，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舆论生态、道德法律，也就有了现实意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02版话题“当‘社会性死亡’成为网络热搜”）

材料二：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网友的点击和围观成为一种力量，促成了一些问题的解决，有的冤案被平反，有的真相被披露，有些现象被批驳。这当中，所涉人员有的堪称被“社会性死亡”，比如一些人设崩塌的明星，一些行为失当的公众人物，一些舆情漩涡中的事件主角。但与此同时，问题也暴露出来，即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人人都当执法者”“人人想当裁判者”的趋势。具体来说，动辄曝光某人某事，让所涉人员“社会性死亡”成了一些人对待个人恩怨、解决个人问题的常用手法。

如此行为的涟漪效应正在显现——对被造谣、指责的个人而言，舆论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就算没有被“社会性死亡”，他们的名誉、生活、工作也会不同程度受损；于整个网络生态来说，这种随意曝光他人、动辄要人“社会性死亡”的行为显然构成了一种秩序扰乱和环境污染，网友被戏耍，节奏被带偏，最后一地鸡毛；而对社会来说，这种私人“审判”和网络暴力的影响已然溢出“屏”外，诸多人处理现实纠纷时首先想到诉诸网络、挑逗公众情绪，比如，觉得买东西物价贵要网上曝光人家；跟朋友吵架了，就到网上揭短指责；大街上随便拍下某一场景，就发到网上感慨、吐槽一番……长此以往，网络空间会越来越充斥鸡零狗碎的八卦、不明真假的“热点”、隔空对骂的戾气，这势必会大大消耗公共舆论资源，会拉低公共舆论空间的品质和成色。

       （摘编自工人日报文章《“社会性死亡”不能成为伤人利器》）

材料三：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这为制止“社会性死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实现网络舆论良性发展，需要各方形成合力。国家应从法律层面施以重拳，特别是要加大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惩处力度；监管部门要继续加强对平台内容生态建设的指导和督促，为在网络空间激浊扬清保驾护航；各舆论传播平台应充分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对引爆网络的舆论热点保持冷静，对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助纣为虐”的营销号，要根据平台管理规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身处网络空间，我们需要的是阳光充盈的“数字化生存”，没有人希望目睹更多冰冷彻骨的“社会性死亡”。作为网络空间一员的我们，尤其要从我做起，理性上网，理性对话，为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集聚力量。

       （摘编自人民网三评《“社会性死亡”之三：我们的担当！》）

材料一：

今年全国两会有关鼓励生育的提案数量与往年相比大幅增加，截至目前，相关提案已超20份。这些提案充分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于低生育率的关注和普遍焦虑。

凤凰网财经对话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

以下内容摘自凤凰网财经与梁建章对话内容：

凤凰网财经：2021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15，这个数字准确吗？ 1.15 代表了什么？对整个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梁建章：去年国家公布的2020年总和生育率是1.3，而去年年初的新生儿数量从1200万下降到了1060多万。按这个数据推算的话现在总和生育率应该就是1.15。这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

凤凰网财经：以目前的政策力度来说想达到日本的1.4和1.3都是比较困难的？

梁建章：对，在人口预测报告里，未来的人口生育率基本取决于我们鼓励生育的力度。如果真的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就要拿出GDP的2%-3%鼓励生育。换算到中国的GDP绝对数就是几万亿。

凤凰网财经：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实力拿出1%-2%解决生育问题吗？

梁建章：一般来说生育率偏低的国家都会拿出国家的GDP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中国是个资源、财力非常雄厚的国家。而且中国人特别愿意为未来投资，从我们世界最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就可见一斑。

其实国家可以用鼓励生育的方式刺激内需，让有孩的家庭投资孩子的未来，这样既能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也可以消化很大一部分投资的需求。这说明中国恰恰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能力或者财力投资未来孩子的。

凤凰网财经：现在压在育龄女性身上的三座大山分别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大和没人带孩子。我们最近也看到您和任泽平等几位学者一起发表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在生育成本方面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梁建章：中国的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生育成本相比于其他国家高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中国的教育成本比较高。在10年义务教育之外，托儿所设施建设以及中学和大学的国家福利不足，也就是学龄前和高等教育的财务成本相对较高。

另外，中国家长择校和升学的焦虑程度应该是全球最高的，现在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考研的压力都很大，补课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对家长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育儿福利相对较少，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生育转成完全开放，还没有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而其他国家都拿出GDP的1%、2%、3%，最多甚至拿出4%来鼓励生育。

以上这两点导致中国现在的生育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最高的。

（摘编自凤凰网财经《对话梁建章：如何打消生育焦虑？鼓励生育为何这么难？》）

材料二：

在5月1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最显眼的数据笔者认为有两个，一个是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18.7%， 另一个是家庭规模缩小，平均每户只有2.62个人。从这两个数据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的后继乏力。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按照专家的话来说，我们国家应该尽快彻底放开生育限制，最起码应该先放开三胎生育。那么问题来了，就算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我们年轻人会提升生育意愿吗？

针对上面的问题，笔者觉得年轻人很难提升生育意愿，究其原因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患有“生育焦虑症”，这不是局限在大城市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不分地域的普遍现象，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那么什么是“生育焦虑症”呢？其实就跟工作焦虑症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预期生孩子可能给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纠结于是否要进行生育的一种心理状态。造成生育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生孩子的经济考量，另一个则是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针对上面造成生育焦虑的两个主要因素，我们分别来探讨，首先是生孩子的经济考量，主要有这么几点，分别是医疗成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即使是一胎都会让他们的日子过的“紧巴巴”，如果要是来个二胎，可想而知如果要是小夫妻双方的父母不接济，真的是无法承受，所以“生育焦虑”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除开经济问题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当今社会早已不是那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代，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现代年轻人的正常生活状态。生育小孩对于宗族观念比较淡化的今天，实际上来说并不是年轻人的生活必选项，有很多的人，并不愿意为了生育小孩而放弃自己相对小资的生活品质。对于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更不能强加干预。

所以综上所述，年轻人的“生育焦虑症”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家庭经济成本上，“没钱养小孩”“生活品质与生育成本不可兼顾”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笔者觉得不应该把生育率与社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都抛到年轻人身上，毕竟大家肩膀能扛的责任都差不多，与其抱怨年轻人思想“太野”，不如整个社会一起想想办法，“如何让年轻人增收，如何让养育小孩减负”，才是硬道理。

（摘编自百度新闻《看了人口普查数据，就能知道中国人的“生育焦虑”到底有多严重》）

材料三：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o，低于2020年的8.5%。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生育政策，但结果仍不容乐观，人口出生率不断创新低。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党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建议，减轻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尤其可以从缓解教育焦虑入手，缓解生育焦虑。

结合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如今都达到了历史较低水平，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丁金宏表示，三胎放开政策后，很多人表示“生得起、养不起”。从专业研究角度，生育率是一个长期缓慢调整的过程，需要重视，但也要避免过分的焦虑。

（摘编自澎湃新闻《丁金宏：建议从缓解教育焦虑入手，解决生育焦虑》）

材料一：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

①满足碳水需求必须靠种地吗？二氧化碳和氢气在一起会发生怎样的反应？

②9月2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本年度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该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在人工合成淀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该所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电解产生的氢气为原料，成功生产出淀粉，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使淀粉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取得原创性突破。

③淀粉是“粥饭”中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是面粉、大米、玉米等粮食的主要成分，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目前，淀粉主要由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进行合成。在玉米等农作物中，将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涉及60余步的代谢反应和复杂的生理调控，太阳能的理论利用效率不超过2％。农作物的种植通常需要数月的周期，使用大量的土地、淡水、肥料等资源。“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改进光合作用这一生命过程，希望提高二氧化碳的转化速率和光能的利用效率，最终提升淀粉的生产效率。”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直言。

④那么，除了光合作用外，还有没有效率更高的二氧化碳生产淀粉的方式？为解决这一难题，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从头设计了11步主反应的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与人工合成淀粉新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

⑤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联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利用化学催化剂将高浓度二氧化碳在高密度氢能作用下还原成碳—（C₁）化合物，然后通过设计构建碳—聚合新酶，依据化学聚糖反应原理将碳—化合物聚合成碳三（C₃）化合物，最后通过生物途径优化，将碳三化合物又聚合成碳六（C₆）化合物，再进一步合成直链和支链淀粉（C_n化合物）。“这一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淀粉合成速率的8.5倍”，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蔡韬说。

⑥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推算，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土地玉米种植的平均年产量。这一成果使淀粉生产的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模式转变成为可能，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⑦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琪在发布会上强调，这项成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后续还需要尽快实现从“0到1”的概念突破到“1到10”和“10到100”的转换，最终真正成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重大问题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和工具。

⑧此外，该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外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科学》杂志新闻部执行主任梅根·菲兰认为，该研究成果将为我们未来通过工业生物制造生产淀粉这种全球性重要物质提供新的技术路线；中科院院士赵国屏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顶天立地”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德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曼弗雷德·雷兹称，本项工作将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将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推向了国际顶尖水平。

（《科技日报》2021年9月24日）

材料二：

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淀粉，人类一万年来最伟大的发明？

①人类能够人工将二氧化碳合成为淀粉也就是粮食吗？对这个问题，中国科学家历时6年多科研攻关，给出了肯定和详细的答案。

②继上世纪60年代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蛋白质）之后，中国科学家又在人工合成淀粉方面取得重大颠覆性、原创性突破——国际上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化学——生物合成。

③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TIB）主导完成的人工合成淀粉重大科技突破进展成果论文，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线发表，从而为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生产的工业车间制造“打开了一扇窗”。

（“腾讯网”2021年9月24日）

最早的青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逻辑联系。比如《小子卣》（出自《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的是青铜器主人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于是制作了青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他希望通过青铜器铭文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因此，此类铭文的叙事往往是完整而逻辑严密的。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建立的功勋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由此可见，“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记功、记赏为主。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铭文出现了变化，比如开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为例，这篇铭文除了开篇与结尾为常见内容外，正文以四个“王若曰”或“王曰”领起，详细记录了周王对青铜器主人的训话，其中既有对商周换代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周王及青铜器主人祖先功勋的称颂，还有对青铜器主人的夸赞、期许与封赏。青铜器主人将此类言辞完整地书写于铜器之上，除了彰显其家族的荣誉外，显然也有传承历史经验的意图。又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也如实记录了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青铜器主人“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场训诰。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特殊的铭文，其全篇都包含在引文之内，实际上可视为大段言辞的抄录。如西周早期的《沈子它簋》，全篇铭文都包含在由“它曰”领起的引文之内，且开篇即谓“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青铜器主人通过铭文进行“昭告”的意图。这类形式特殊的铭文产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趋于兴盛，春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至战国时才最终消亡。

西周铭文的这一变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之说。孔颖达说：“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铭文无论是将上级（特别是周王）的训诰做了如实记录，还是将自己的想法书写于铜器，都是基于其言辞有“可传”的价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其铭文以“作册益作父辛尊，厥铭宜曰”开篇，自陈作铭之宜，更体现出明显的“立言”意图。

铭文至西周中晚期达到鼎盛，出现了《史墙盘》《毛公鼎》等登峰造极的名篇。此时的铭文中出现了较多对祖先美德与自身品行进行歌颂的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史墙盘》。该铭文采用双线叙事，先铺写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伟大功勋，接着又按顺序叙述器主家族历代祖先的各类美德，最后归结到铜器主人自身，强调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终都以“德”作为核心。铭文的此种变化，应与当时社会对“德”的重视有关。总之，西周中晚期铭文强调与后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对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颂美，也有对青铜器主人自身之德的显扬，可见“立德”的价值观在此时已基本形成。

（摘编自姚苏杰《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

能救命的“浅水效应”

想象一下，你此刻正坐在冲浪板上观察海面，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探知波浪会在何时何地开始断裂。当波浪接近岸边时，因为遇到了浅水而开始减速，但这也会提升它们的高度，这便是浅水效应。海水越浅，浪头越高，直到波浪的陡度达到不稳定的临界点。因为它实在是太陡了，你便可以借助冲浪板滑下来，就像顺着山坡向下滑雪一样。

如果你想沿着波浪去冲浪，就需要波浪的一部分在其余部分之前先破碎。这就意味着，海床的轮廓要沿着海滩逐渐倾斜，因为波浪破碎的时间点取决于它行进途中的水深。你还需要了解潮汐，它会根据月亮以及太阳产生的引力，让海水的深度在同一天内发生变化。总而言之，要想抓住海浪，需要海上掀起一场风暴，形成足以穿越海洋的大浪。大浪在一天中最合适的时间抵达一片海床形状合适的海滩，与潮汐一致。

即便你不是一名波浪“鉴赏家”，了解浅水效应也是很有用的，它也许能救你的命。2004年12月26日的早晨，泰国普吉岛的观光客们在海滩上行走时，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海水迅速退去，露出了平时淹没在水中的岩石。孩子们看到这一切感到奇怪，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而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股巨浪，一股他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海浪。不过，这一次他们开眼了。这也是由波浪形成的浅水效应，只不过这股波浪大得惊人。它是一场海啸。

在这场海啸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位于印度洋中间的地壳发生破裂，引发了一场里氏9.0级的地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大地震。据估计，地震释放的能量是广岛原子弹的一万倍。然而，因为发生地离海岸很远，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直接损失或人员伤亡。但是地震不仅切断了地壳的板块构造，还使海床升高了好几米。于是，大约30立方千米的水被挤了出来。这水量大得惊人，相当于1000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里的水。就像人在浴池中突然移动会造成水来回流动，地震也让巨量的水开始流动。

波浪就是波浪，它们开始向四面八方运动，横穿海洋。当海啸发生时；如果你从飞机上向下看，也许不会感到过于担心。波浪在这么深的海水中扩散了如此远的距离之后，只有一个小“鼓包”可以被辨别出来。但是，你也许还是会对它们行进的速度感到警觉。由于这场地震强度大并在短时间内释放的能量巨大，这些波的传播速度与喷气式飞机差不多，达到了每小时480至1000公里。靠近安达曼海的海岸以及岸边的浅水时，波浪的速度变慢，却变得更高了，离海岸越近，浅水效应就越强烈。因为海浪有数百米长，所以海滩上的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海水被吸出了海面。如果他们了解这种现象，那就还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跑到更高的地方去。然而，悲催的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还待在原处的人被第一股巨浪袭击，那可是抵达海岸时有10米高的巨浪。

最终，这场海啸造成沿岸15个国家的227898人死亡。之所以海啸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它倾倒在海岸上的大量海水，还有水对它触碰到的一切事物所施加的作用力。它把小屋、树木和汽车撕得粉碎并将其摧毁，横冲直撞。它卷起油罐和房屋，将它们摔到桥梁和高压电塔上，这些建筑物倒塌后引发致命的火灾。被拖入海浪中的人们，被这些快速流动的碎片裹挟、撞击、旋转或挤压。很多人因此失去意识，或是受伤，很难保持漂浮的状态。当第一股波浪（此时已经抵达内陆2千米的地方）被第二股靠岸的波浪拉回时，水流逆转，又将它们在行进途中捕获的人和碎片卷入了新一轮的袭击。不幸的是，那些在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还要面对灾后的诸多挑战，水污染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受海啸袭击的地区，淡水供应系统因下水道毁坏及海水侵入而产生毒性；受海浪袭击而死亡的数十万人必须尽快掩埋，以防疾病和害虫蔓延；由于海水长期侵入这一地区的耕地，庄稼也无法继续生长。

（摘编自马克·米奥多尼克《迷人的液体》，孙亚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