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十堰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东风汽车公司，简称东风）的建设是当年三线建设中成功的典型范例，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汽车工业文化将东风人、十堰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优良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见证岁月变迁的厂房、车间、机械、设备，和老一辈创业者们留下的“三大精神”——“马灯精神”“芦席棚精神”“干打垒精神”，共同构成了丰富厚重的汽车工业文化资源。

马灯照亮东风人的创业路。回首20世纪50年代，藏在山沟里的十堰是一幅偏远落后的景象。据十堰市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当时的十堰镇中心地带只有百十户居民、几家小商铺，现代工业一片空白，被人们形象地戏称为“重工业是铁匠铺，轻工业是豆腐坊”。

进入20世纪60年代，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在鄂西北的十堰拔地而起。经过了50多年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当年操着天南海北方言的数十万建设者们涌入这个曾经寂静的小山沟。从搭建芦席棚、点着马灯开始，再到干打垒建房，一锤一斧、一砖一瓦建立起了现代汽车城。艰苦创业、勇于创造、激情奉献是十堰的城市灵魂、血脉基因。一代代东风人奋发图强，克服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缺乏的重重困难，开创了“中国式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历经50多年的发展，十堰从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成为年均生产销售各类汽车100多万辆、国内生产总值1000多亿元的现代化汽车城。“汽车城”成为十堰的三张靓丽名片之一。

“三大精神”是十堰人的传家宝。建厂技术功臣支德瑜。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筚路蓝缕，擎起马灯，支德瑜带领技术人员大胆创新，在国内率先使用珠光体球墨铸铁取代锻钢制造EQ140发动机曲轴，并在新材料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汽车材料国产化和2.5吨越野车、5吨民用车的量产做出卓著贡献。“中国悍马”——“猛士”的缔造者、曾任东风汽车公司产品总设计师的黄松。自2002年起带领团队攻坚6年。冲破国际技术壁垒，创新5项理论方法，应用19项新工艺新材料，掌握75项专利技术。在全部15项战技指标中，“猛士”有12项超过美军“悍马”，经济性、生存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对“三大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芦席棚、干打垒、马灯，这些承载着东风人早期艰苦创业回忆的词汇，演化成“三大精神”——“马灯精神”“芦席棚精神”“干打垒精神”，这三大精神变成东风人的传家宝。二汽创业初期，领导和群众一起劳动，同一个食堂排队打饭，同一盏昏暗的马灯下工作奋战，在低矮的芦席棚里生活办公，用干打垒的方法建设厂房。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斗志昂扬，打下了汽车发展的基业。这种精神流传下来，经过提炼升华，概括为“马灯精神”“芦席棚精神”“干打垒精神”。

从铁匠铺、豆腐坊，到名扬中外的“东方底特律”，十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东风”的发展史，汽车工业遗产是城市的重要记忆。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代东风人留下来的“三大精神”，不仅是东风汽车公司的传家宝，也是十堰人的传家宝。

汽车工业文化成为十堰城市的灵魂。在十堰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巨大体量的厂房、车间、机械、设备等丰厚物质的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以“三大精神”为代表的精神财富，共同构成了丰富厚重的汽车工业文化资源。这种文化与十堰的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形成了十堰的城市基因和灵魂，深深融入十堰人的血脉之中。进入新时代，十堰在全市进一步宣传、传承和发扬“三大精神”，加大汽车工业文化宣传、保护和传承工作力度。

2016年6月，十堰市拉开了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序幕。市文体新广局组织开展“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在行动”图片展览，全面展示了十堰市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现状和成果，汽车工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十堰人熟知。2020年7月，汽车工业文化被纳入首批十堰“历史文化活化工程”名单。

（摘编自何利《历经50多年奋斗汽车文化融入十堰人的血脉》）

材料二   

为保留城市记忆，传承汽车文化，充分发掘、利用汽车工业文化资源，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3500万元，对东风小康老基地废弃的旧厂房进行改造，全力打造十堰汽车文化主题创意产业园。

在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东风小康旧工厂原涂装车间的外墙墙面进行装饰装修。远处的外墙已用有色漆做成了红砖墙体，迅速把人带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工业厂区的氛围中。

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项目负责人王涛介绍说：“改造建筑立面突出工业风格，以传统的红砖厂房为基础，采用玻璃、金属板、钢构架为主要改造材料，在原厂房的两端重点改造，增加厂房现代感和通透空间，以适应现代文创产业园的需要。”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83亩，主要分两块：东侧以商业开发为主，用地约59亩，拟新建商业综合体、住宅、四星级酒店、市民服务中心及人防广场；西侧以引入投资建设汽车文化创意园为主，用地约124亩，主要对老厂房进行改造升级，通过艺术景观雕塑及小品打造汽车文化客厅，充分展现开发区深厚的汽车文化历史底蕴。

汽车文化主题创意产业园以“汽车工业文化”为主线来活化历史，保留城市记忆，传承汽车文化，通过汽车文化主题场景把工业老厂房和城市新商业有机串联，打造一座商业餐饮、文化展示、公共停车场、企业创意孵化、政务服务、人防工程等多元融合的文化创意园。该项目将在最大限度保留原车间生产线设备的基础上，引进以汽车文化产业为主的文化创意投资项目，包括汽车创意雕塑、汽车文化博物馆及中小学生汽车文化校外实践基地等。

据介绍，汽车文创园改造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将打造一座城市魅力独特、汽车文化浓郁的创意园。

（摘编自关前裕、刘爱理《十堰投资3500万元，打造汽车文化主题创意产业园》）

材料一：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穿汉服也从一种行为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500多万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成为消费时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潮”。

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独特呈现，其创意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则吸纳并融汇了当代大众审美。这种先锋与复古碰撞的创意，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青少年群体之中颇具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搭上国潮的列车。除了已经流行起来的汉服、破圈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大景区标配的特制文创雪糕，白酒、口红、家具、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费品也都推出了各自的“国潮款”。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加速推进。在后现代社会，商品不再是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号价值，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和消费国潮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国潮产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被唤醒，希望通过时尚的形式走进并了解传统文化。国潮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可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潮产品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仍然是浅层次的，往往重其表而轻其里。比如，一些品牌对于国潮的理解还停留在龙凤、图腾、繁体字上，甚至从古代随意挑选一个物件并将其化作具体“符号”印在服饰上，再染上年画风格的配色，就为自己打出国潮的噱头。这些附庸风雅的产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潮产品，不过是把传统文化当作装点门店的“包装纸”。还有一些国潮产品在设计中跟风猎奇，把诗文字词、典籍图画、车马舟船等古风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胡乱杂糅，通过所谓后现代艺术化处理装饰门脸以示复古。更有甚者，张冠李戴，把日韩风当成国潮范。如此的国潮产品，降低自身文化品位事小，阻碍文脉传承事大。

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包装，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种精神哲学和文化信仰。国潮产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度提炼萃取，同时还需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解决好文化内涵与文化运用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到底是产品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还是品牌营销的策略手段。如果把传统文化当作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把国潮产品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国潮的社会价值与精神意义。

国潮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它应该是人们潜意识对自己文化产生的一种虔诚信仰，对自己历史的自觉传承。中国品牌的潮流之势兴起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理应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筑牢品牌自信、反哺当代文化，拉紧彼此共生共荣的纽带。因此，国潮产品不能投机取巧，其发展的动力及意义应该落脚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用现代商品的新颖形式实现文脉的自觉传承。

（摘编自唐尚书《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材料二：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为中国自主品牌汇聚了葳蕤蓬勃的发展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恢复一枝独秀，充分展现出大国实力，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为“国潮”势如破竹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今的中国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开始替代日韩、欧美品牌，成为市场主力。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体现了国家实力壮大后民族自信的巨大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双创”复兴，为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无论是承载着华夏千年文化与审美的汉服出圈，还是今夏各大旅游景区文创雪糕的刷屏大战，抑或是走红的黄鹤楼诗词瓶，近年来备受大众追捧的国潮热点，几乎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子。国货品牌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既实现了品牌自身的革新重生，也助力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碰撞融合。备受关注的“国潮”文化，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自信提高的同向同行，本质上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成果与反映。

《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国货消费中，“后浪”积极性明显高于“前浪”，90后年均支出5307元购买国货。身穿“中国李宁”LOGO的卫衣、脚踩回力鞋，成为当下青年人彰显时尚与个性的一种方式。新消费背景下，“网生一代”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认知和理念不同于从前，不再盲目追随国外品牌，开始选择“潮流时尚”与“品质、性能、价值”并重的中国品牌。他们以此来表达自我主张和生活态度，获取价值归属和身份认同，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品牌星火燎原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光明网《“国潮”澎湃如何更好彰显文化自信》）

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坚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观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主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拍好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是这个时代的使命，也是一个行业的全新发展机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史诗电影《长津湖》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深刻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志气，是对这个国庆节最好的献礼。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长津湖》“讲好中国故事”做到了多方协作，一起来讲：剧本达13万字，筹备期有两年多，三位导演率领三大组人马投入拍摄，超7万人次群众演员参演，近百家后期特效制作公司支持。该剧在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方式传承了中国战争电影一贯史诗风格传统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也取得突破，达到了国产战争题材影片的新水平。

长达3小时的《长津湖》能够引燃观影热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是激发了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让观众看到属于不同时代的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每一位英雄都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爱国情怀，每一个生动的中国故事都迸发出震撼人心，超越时代的力量。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伟大胜利振奋了民族精神，也与世界达成共情的情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电影要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以历史真相的力量、传递中国故事的力量，助力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选择正确方向。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拍好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①科技创新在不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能给予文化发展思想创意、内容资源和技术手段的支持，不断丰富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提升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对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带来图书生产方式的革命；19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使视听产品生产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信息技术革命使新媒体成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

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信息大爆炸，传播大变革，多元文化碰撞冲击强烈，社会急剧转型，使得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更多冲突与困惑。以新的技术手段促进文化发展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通过科技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文化内容、艺术样式及其生产创造、传播扩散、接受应用和社交互动的方式，促进消费、生产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如当前流行的各种网络文化、电竞文化、创意文化、创客文化等，已经与工业时代的文化完全不同。在这一时代潮流下，我国文化事业不断繁荣，涌现一批利用科技手段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提升了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表现力、感染力，大幅增加了文化创新的有效供给，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例如，用数字图像复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将静态的绘画转化为动态的影像，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大放异彩；去年热播的《国家宝藏》节目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巧妙结合，一改历史和文物的严肃面孔，将过去在博物馆束之高阁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生动、亲切，引发了广大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也间接推动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③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一是科技对文化发展的供给不够，尚未形成支撑和引领文化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文化创意不多，文化产品缺乏特色；产业发展方式单一，优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不强。二是文化发展需求对科技创新的带动不足，文化科技制作的关键技术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率相对偏低。三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由于文化和科技分属不同行政管理系统，导致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文化各自发展融合不够。总体而言，文化外和科技融合是一种创新行为，产生的是新技术、新产品，面临的是新兴市场，因此具有与其他创新活动类似的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类主体开展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

④为解决上述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8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强调，“找准文化和科技两种思维缺乏交融的软肋，补齐文化发展缺少核心技术支撑的短板，以体系化思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指明了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方向。

（摘编自眭纪刚《以科技创新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作为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清楚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的产生并非伴随人类的起源就出现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进化而来的,属于群居型动物。这一进化过程,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个体的生存难度,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发展的族群观念,因而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二是由于生存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这一进化过程中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氏族组织应运而生,于是,地域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随之产生。

距今一万年前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并扩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早期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上的村落向群团化发展,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的地缘一体化趋势。由此,国家应运而生,中华大地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从血缘到地缘,进而再到文明的重组与整合。

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缘、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人丁强弱和经济收入的多寡。因此,村落作为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乡遂制”,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伴随国家对村落的实际认同,“村”的概念在东汉随之出现。至唐代,国家更是构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体系,可见,国家视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作用。

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属于血缘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也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产生。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以来的村落共同体逐步转型发展。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迁,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力和富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瓦解,传统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在探索一条现代转型之路。

(摘编处胡彬彬、邓昶《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