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摘选自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材料二：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境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惟妙惟肖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中国影视剧作品的美学变化呼应着时代大潮，与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可以明确区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在美学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明确可感。其中前一阶段，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反复摸索出来的“人民美学”范式。这个范式，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的，它在要求艺术家 “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更要求“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美学”范式下的创作，以塑造英雄形象、先进人物形象为目标，以此作为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模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范式一度走向了极端，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

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恢复了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描写，但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文艺和知识界一度出现过“告别理想、躲避崇高”的极端之论。经过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形成了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值得强调的是，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电视荧屏上出现了《觉醒时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等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视剧佳作。他们将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表现的重心也从都市日常生活和儿女情长转移到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工作者的生产、生活和斗争。扭转了塑造都市瑰丽新人物、平民小人物、世俗人物的潮流，转而刻画先进人物和英雄，展现他们的崇高美。《跨过鸭绿江》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山海情》的扶贫干部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自然环境，但同样有着必胜的信心；《觉醒年代》表现中共建党的初心时刻，充满革命激情和“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的必胜信念。这批作品在新时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背景下，显示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共和国美学”的典型作品。

（摘编自刘海波《〈觉醒年代〉等热播主旋律剧的启示》）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米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描写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沥、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人类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制作不够精良、特型演员的形与神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问题。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依旧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长征途中，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些年，又何尝不是一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一直都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季琳欢《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也不到30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所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是国人从情感和理智上认同和维护民族共同体、将爱亲敬长这一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报效国家服侍黎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操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为根基，以天下为己任，竭诚担当，勤笃作为，谦恭自律，严谨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泽百姓的勤政善举，书写着绵长醇厚、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和闪亮因子，是华夏儿女最真挚的情感归宿和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与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曾做精辟阐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换言之，家国情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出经世济民的中国古代文人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人格追求，而这种人格追求又是以齐家修身为前提的，正如《大学》所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是家国情怀传承流布的内在动因和基本条件。有鉴于此，古代许多开明之家贤达之士恪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信条，注重以家训家规来教诫家人和子弟，以诗词家书来蒙养门生和后人，启发和引导他们勤学奉公、崇德向善、敬业乐群、恤民效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抑或是《病起书怀》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驱动，家国情怀往往与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紧密相连，与情真意切的诗意表达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文人是在几千年风雨水火中熬炼出来的特殊分子，家国情怀不仅融进他们的血液里，而且递嬗为他们的人文基因。这些基因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使中国古代诗词既潜蕴着眷顾家庭的孝悌，又凸显着报效国家的忠贞，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道”统。

（节选自刘金祥《中国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6 . 材料一：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顺利将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首次载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浩瀚星空再添访客，中国航天再创辉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根据任务实施计划，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活动，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升腾的火箭，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镌刻的是一个国家的前行脚步。回顾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展历程，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实现了天地往返的无人验证，神舟五号实现了载人天地往返，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天地往返活动，神舟七号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神舟八号到神舟十号突破了无人交会对接和有人交会对接，神舟十一号实现了航天员的中期驻留。向浩瀚宇宙的每一次进发，振奋的是越来越昂扬的精神和气概，夯实的是越来越厚重的自信和底气。

此次神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可以说集齐了全任务全模式天地往返所需要的全部技能点，开启了逐梦空间站的时代。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首次绕飞空间站，并与空间站径向交会；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靠；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风着陆场的能力；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有专家形容，此前的星际探索就像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一看”“住两天”，这次是要在太空的“家”里“住下来”“走一走”。客观来说，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任务更重。在谈到入选飞行乘组的心情时，航天员汤洪波语气坚定：“有压力更有信心。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压力难免会有，因为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多未知，空间站任务也充满风险和挑战。但我坚信，压力就是动力，信心保证成功。”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嫦娥奔月”到“祝融驭火”，从“天和筑穹”到“墨子传信”，从“北斗联网”到“天舟穿梭”……生动形象的名字，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也是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心怀梦想、奋勇拼搏，攀登科技高峰、探索宇宙奥秘，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

（摘自向学笙《为浩瀚太空留下更多中国身影》）

材料二：

2021年7月4日14时57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空行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员离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入太空的活动。这是载人航天的一项关键技术，是载人航天工程在轨道上安装大型设备、进行科学实验、施放卫星、检查和维修航天器的重要手段。美国曾通过太空行走修复了刚发射上天就出现重大故障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使它“起死回生”；苏俄航天员则多次出舱活动修理“和平号”空间站，使它转危为安；当前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更是由航天员通过多次太空行走才完成在轨组装的。

随着太空行走技术的发展，太空行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按出舱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验证类出舱活动；第二种是组装类出舱活动；第三种是维修类出舱活动；第四种是有效载荷类出舱活动，即回收、修理和释放卫星或在月面安装实验装置、采集月岩标本等。

2008年航天员翟志刚进行的我国第一次太空行走属于验证类出舱活动，而这次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进行的太空行走时间更长，任务更复杂。他们要进行首次人和机械臂的协同配合，用机械臂把航天员载到舱外作业点去完成复杂的舱外安装任务，难度比当年翟志刚的首次太空行走大许多。

太空行走的难点主要在于：一是舱外环境十分恶劣，必须使用复杂而可靠的出舱活动系统来克服空间环境的影响，以保障舱外行走航天员的安全；二是航天员在失重状态下无法用腿行走，主要是靠手把扶住周围的某些物体来维持行动；三是太空中缺少可辨识的参照物，航天员很容易迷失方向。

处于真空状态的太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温度变化很大。太阳照射时温度可高于100℃，无阳光时温度可低于-200℃，同时存在各种能伤害人体的辐射。为保障航天员在出舱活动中能安全、有效地完成任务，出舱活动时，航天员需配备航天服、舱外机动装置、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固定身体的设备及安全带等装备。其中舱外航天服是出舱活动中最重要的装备，它将航天员的身体与太空的恶劣环境隔开，并向航天员提供大气压力和氧气等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保障。同时，为了解决在太空行走时因缺乏参照物，无法分清物体的远近大小，判断其速度快慢等安全问题，航天员在太空行走时都会用安全带将自己与航天器连接起来，以防自己丢失在茫茫太空中而成为人体卫星。

本次出舱任务圆满完成，航天员们不仅给14亿国人传输回了太空视角下的地球绝美照片，同时也宣告了我国更为成熟地掌握了太空行走这一核心航天技术。

（摘编自庞之浩《航天员为啥要出舱？太空行走有多难？》）

材料一：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概念，谈论者必须从逻辑上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考辨分析，才能说得清其人文意义。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从语法关系上看，“时代精神”核心词是“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没有了“精神”，文学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花瓶；就连唯美主义的理论鼻祖康德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崇高）成分，文学只能产生纯形式的平庸之作。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文化上的影响而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涵“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

（摘编自张清民《时代精神与高峰文学作品》）

材料二：

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民族精神，以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基调的革命精神和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为动力的创新精神的集合体，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艺术创作都应跟上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命题。新时代的影视创作应该努力观照并颂扬时代精神，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视生态家园永葆青春与活力。

以时代精神为航标，提升创作格局

影视创作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文化自信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艺术定力，在作品中展现时代精神赋予的气度、胸襟和情怀，把个体命运、寻常生活置于格局更大的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之中。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故事讲述七十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其中有大事件的史诗气魄，也有小人物的朴素情感，成为献礼电影的扛鼎之作。电影《流浪地球》以观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在硬科幻的类型范畴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东方审美。这些作品视野开阔、情怀高致，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把时代精神深刻融入创作格局之中。

以时代精神为灯塔，发掘创作主题

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孕育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不朽的精神丰碑。2020年，在抗击疫情中孕育的“抗疫精神”又为时代精神注入新的内涵。这些精神财富为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主题。

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成为诠释时代精神的重要契机。《在远方》等剧讲述改革开放40年间，筑梦未来的普通人为改变国家面貌和个体命运，开拓事业、成就出彩人生的故事。《花繁叶茂》等剧聚焦脱贫攻坚的时代命题，深情刻画新时代新农村的山乡巨变。这些作品，高扬当代中国的精神风帆，深入挖掘创作主题，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阐释和深情礼赞。

以时代精神为源泉，汲取创作灵感

当代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产生的思想碰撞和社会现象，为影视创作激活了灵感。在影视创作中，如何把时代精神灵活且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这考验着创作者的艺术智慧。电视剧《都挺好》聚焦原生家庭的苦乐年华，深入探讨由于家庭观念、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冲突矛盾，并试图以亲情化解芥蒂，用理解消弭隔膜。这些作品从时代精神中汲取创作灵感，走心、动情、努力地描摹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怀和烟火人生。

（摘编自杨洪涛《时代精神是影视创作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