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地劳动”，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上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重大理论指导，是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重大任务。

在2013年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历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者杰出代表，既包含体力劳动者，又包含脑力劳动者；既包含简单劳动者，又包含复杂劳动者；既包含物质生产劳动者，又包含精神生产劳动者。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一样，都是对劳动的性质规定，前者是强调劳动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后者则是强调劳动要素、方法和结果的发展性。

（摘自《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推进劳动教育》）

材料二：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立德树人的理念，对推动劳动创新、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在学校课程的实施中，存在“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等情况，劳动教育内容大多以活动的方式呈现；社会和家庭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推动全社会重视劳动教育，就要使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常规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形成劳动树人、协同育人的格局。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意见》强调，“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鼓励孩子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劳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意见》同时提出，“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包括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统筹安排课内外劳动实践时间，有序安排学生集体劳动，等等。而从社会角度看，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可以开放实践场所，工青妇、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可以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

在推动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理念的基础上，更应倡导创造性劳动。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注重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劳动实践的锤炼，培养孩子们的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近年来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出台《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等，就是着眼于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化诚实合法劳动意识，培养科学精神。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更能在劳动中拓宽个人成才、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说：“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动他们从小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之美，养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习惯，从而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用劳动之手创造幸福生活。

（摘自吕文利《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材料三：

人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方方面面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在教育中，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方面，让学生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主动分担家务，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在服务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校内外公益劳动、志愿服务，培育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参与社区治理。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强调让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丰富职业体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这样对劳动教育的进一步细化，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独特育人价值。

（摘自陈云龙《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不少人钟情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少人一方面拒绝着短视频对时间的吞噬，一方面又无法控制自己在闲暇时刻打开熟悉的短视频App。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有人下载了某类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强制锁机的模式让自己放下手机，专注学习进行自我提升。有人直接将手机丢入“手机监狱”——一种带计时的如手机大小的盒子，防止自己对手机的沉迷。这都是借助外界手段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但取得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显著，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深层原因。那么，为何我们会如此沉迷短视频呢？

App的精准推送只是将内容推送到手机程序中，我们完全可以拒绝浏览，但是恰恰相反，不少人抱着手机熬夜刷短视频。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呢？深层原因在于短视频给予我们即时满足的快感。短视频内容的轻松愉悦，对深度的放逐，对用户口味的迎合，使我们当即获得愉悦感。不需要“十年寒窗苦读”的漫长时间积累，也不需要如王羲之般苦练出一个墨池，只需要一个短视频的时间——长则几分钟，短则十几秒——就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种“低投资、高回报”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轻松愉悦，但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是不可取的。总是能听到身边人或者网友对自己长时间刷短视频行为的自责：闲暇时间都在玩手机中度过，每次都很后悔，但是下次还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呢？

我们应该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为更长远的满足放弃当下的即时满足。闲暇之余，阅读一本书、学习一项技能，不仅时间长，过程还可能枯燥无聊；这远远不如放逐深度、迎合用户趣味的短视频对我们的吸引力大。但刷完短视频的我们除了哈哈大笑，还能收获什么呢？几乎没有。而阅读带给我们的是苏轼所言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作家三毛所说的“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这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是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是一种延迟满足，它带给我们的是进步、充实和成长。延迟满足的培养，让我们从心理到行动来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而不是借助外物强制拒绝。

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算法技术。既然算法技术能通过播放、点赞、关注获悉我们的喜好，然后精准推送，何不利用算法技术为我们推送更多优质实用的短视频呢？如有意识观看、点赞、关注实用类、学习类、传播正能量的短视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让短视频App推送更多优质视频，从而脱离算法技术的陷阱。

（摘编自王园园《如何正确对待短视频》，有删减）

材料二：

如今，短视频以其个性化、碎片化、高黏度的特点，成为网民广泛应用的视频媒体之一。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大家记录生活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

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

据统计，2018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5.01亿人；2019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8.2亿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人。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短视频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种种乱象，短视频拍摄的花费问题日益凸显，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把公共场所当成取景地，公众成了“群众演员”，影响到公共秩序；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换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挑战。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一批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尽管审美风格不同，讲述方式各异，有的精致，有的粗放，有的安静，有的热闹，但都鲜活蓬勃，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时代需要更多把中国故事讲得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拍客”，用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取材于牛梦笛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简称“通语”，是一个国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代中国就是普通话和简体汉宇。通语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的，在现实社会中，通语使用范围和程度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通语普及程度高的地方，往往市场经济发达。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早在1966年，有语言学家就观察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有学者在基于统计数据作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11.62%至15.60%之间，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语言文字不只是语言文字，更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者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进步。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相关关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深度契合。在城市中从事着环卫、保洁、保安等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的人们，许多都操着较为浓重的乡音。在收入越高的职业中掌握通语的劳动者比例通常也更高，总体上呈现通语掌握程度与职业薪酬回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在脱贫攻坚战中，语言扶贫被当作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扶贫措施”。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语言扶贫举措。当前，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同时也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素质，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当然，在做好通语推广普及的同时，还应处理好通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形成通语推广普及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方言保护的有机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这本身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

材料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得以更广泛地应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对许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早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概念。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并已成为区域内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联结纽带。方言富有特色的表达，往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有关故乡的记忆。方言在长期的使用中，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论是出于情感传承，还是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考虑，方言都应当受到保护。

保护、传承好方言应当成为一种共识，但保护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层面。要实现“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切实可行的举措之中。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因而，保护工作必须重视起来。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湖北省早已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

保护好方言，还离不开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为例，调查团队分赴不同的汉语方言点实地调查，并进行音、像摄录和语料整理。每个调查点，寻找4名“方言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需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到外地较少，能说纯正地道的方言，调查团队将对他们进行语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相关依托新媒体渠道的保护举措，也正在推进之中。

（摘编自梁建强《留下乡音留下方言，或许不能再迟》）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的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即知识拥有者将知识进行筛选和系统整理之后，通过平台向受众传播，而知识接收者则通过支付资金获得知识。作为适应文化市场需要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用户的知识焦虑、资本对新领域的寻找等“多方合力”的结果。知识付费在当前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中营造了全民学习的氛围，一个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知识传授可转化为市场行为并按市场逻辑进行交易，很显然，这种功利色彩的运作有悖于传统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的逻辑。就碎片化的知识传授、分享模式来说，也很难与传统模式相媲美。从本质上说，知识付费就是消费社会中资本操弄的一种商业现象。它成功地吸引了传统出版机构、新媒体、各大网络平台纷纷涌入这片红海，激烈厮杀。

（摘编自陈龙《作为文化奇观的知识付费》）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上十条干肉的，孔子就愿意收他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①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①编者按：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材料一：

到21世纪，中国法律人类学的学术脉络和基本主张渐成气象，为中国法治和法学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现实能量。与法学不同，人类学代表了亲历、切肤、在场和本真的生命原力——换言之，代表了扎根大地的诚实。人类学对生命细碎的关怀，对日用习常的熨帖，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对情景知识的敬意，使得那些关于人与人生之见的复杂性被一点点拨开，从而为我们理解合法性、现代性、统合，冲突等世间的诸多宏大观念，提供意义的载体、反思的条件乃至批判的可能。

理解了人类学与法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我们便能理解法律人类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对于域内而言，自新世纪开始，中国法学开始系统性地反思既往过度以城市为中心、过度以规范为定见，从而可能忽略了一线城市以外真实的社会需求，以及对法律运行的复杂过程相对盲视的价值取向。坦率地讲，现代法学的制度构造和知识体系舶来于西方，其作为一个移植性的秩序安排在中国现实土壤中，确实不可能仅仅通过立法过程对文本规范的建构来实现。法，不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甚至根本上不是一个规范问题，而是生命秩序。以高傲的西方经验自居，完全忽视了规则的文化维度，语境意义与地方性知识之特征，认为不需要去建构和孕育现代法律体系与中国现实深度咬合的社会根性，这是中国法学“本本主义”的显著问题。好在随着中国文化自觉的日益清晰，以及法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日趋拓张，中国法治建设在吸收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的同时，越发重视中国经验本身。当摆脱了“轮椅”状态的法律学人重新站在真实的大地上，在研究方法上便会越来越多地重视在场性价值，重视局内人视域，重视对基层与远山的温润关切。这一“接地气”的研究理路与价值主张，携带着法律人类学的力量，为理解复杂的中国不断积累着本土智慧与体验样本。

而如果将视野拉长到国际，“以世界为田野”一直是中国人类学人的梦想。如高丙中教授所言，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学人们当然知道人类学田野包括世界而非以国内为限，然而，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和国情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时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等）的人类学课题上。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的生命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当“以世界为田野”的研究无法有效发生时，其现实后果之一，便是在我们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缺乏在场性的深度理解，而忽略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文化意蕴和社会情境。

（摘编自熊浩《法律人类学的学术意义与中国价值》）

材料二：

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和农村传统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差异。在推广国家法律的时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需要直面这一差异。如果宣传的内容只涉及国家法律，当地农民会感觉到陌生。但如果只讲地方民众熟悉的习惯法，又失去了传播的目的。通常的办法，就是在宣传中嫁接现代法律与习惯法，达到“转生为熟”的目的。而小品《不能走这条路》则包含了两重法律逻辑及其嫁接关系。一重是农村习惯法的逻辑，它是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从这重逻辑来说，为了家庭生计日夜操劳的小珍，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而成天在外喝酒赌博的二狗，应该受到批评和教育。一重是国家法的逻辑，它是以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核心。在小品的开头，现代法律的话语并未出现，但描述了二狗喝酒赌博﹑经常打骂小珍的事实，警察将二狗及其赌友逮捕，村妇女主任忠告“这可不是家庭小事，而是侵犯了妇女权益”，从而实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嫁接。这出小品的逻辑和《白毛女》的逻辑基本一致，黄世仁首先是违背村庄伦理道德的负面人物，然后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阶级敌人。笔者把以上不同法律的关系称作“法律嫁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的彼此影响和交错状态，同时也看到，习惯法既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

“戏曲普法”蕴含着深远的人类学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心从“纠纷解决”转向“传播过程”。与法律史学家只通过文本探讨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同，进行当下“戏曲普法”田野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追踪普法剧本的写作、修改、演出以及效果等内容。“戏曲普法”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界未来值得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

（摘编自尹韬《“戏剧普法”的人类学启示》）

材料一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但可通过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选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二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现代阿勒泰地区的人们仍以此为雪地出行方式。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应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这个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

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室韦”“拔悉弥”等古代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且滑雪板的形状前部演化为尖翅状。而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尤其是北方各民族发展出了各类雪上民俗体育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都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唐代时期，北方民族以滑冰开展狩猎活动，有些以木棍为杖滑行代步，也开始制作一些冰车、冰橇等，形成了原始的滑冰器具；宋代以后，滑冰运动被称为“冰嬉”，并且以人力牵拉的“冰床”作为滑冰工具已非常成熟；元代时期，冰床扩展为动物牵拉形式，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狗拉冰橇的情况；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冰上活动广泛应用于军事活动中，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落时，依靠高超的滑冰技术赢得了数场战役，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满洲老档秘录》记载，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冰上比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地丰富。

我国传统冰雪文化运动留下的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风采。让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本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把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摊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了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还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布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同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摊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惟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哄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