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4年，梁启超发表《新大陆游记》，文章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1918年12月，梁启超与好友游历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态度大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衰衰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等

材料二   1922年，罗素撰写《中国问题》，剖析中国社会现实，对中国前景作出预测。当时中国学者们正急切寻求建立共和政府可以借鉴的西方现代思想。罗素参与了当时中国应采取何种政体的辩论，他认为中国应走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和革命式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罗素认为，中国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值得骄傲的文化。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有潜力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强国。虽然中国迫切需要西方科学，但在罗素看来，传统中国文明提供了关于美好生活的另一个视角，这或对西方世界的不破不立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摘编自[加]路易斯▪格林斯潘《罗素在中国》

4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书中的时代·时代中的书

表1、表2是晚清某位思想家(1809～1874)代表作的目录摘编和版本情况。

表1

表2

       ——据《江苏艺文志》等

材料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既相互碰撞又融合的结果。佛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人自身的修养，推行一种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这比较适应于东方特别是儒家修身为本的道德哲学，所以在东方得到广泛传播。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别的外来文化不能企及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到处可见佛教的影响，人们常说的世界、实际、绝对、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等，都来自佛教用语。佛经存在着“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使中国的评书、戏曲、文学深受其影响，由此才会有《西游记》《封神演义》这类经典作品的产生。随着佛教的传播，寺、塔等建筑物逐渐增多起来。洛阳白马寺、苏州寒山寺、西安大雁塔、杭州六和塔等不再只是一些宗教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中的艺术结晶。以云岗、龙门、敦煌三大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石窟艺术，遍布全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宝藏。佛教对中国民间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修行成佛”等一套说教，这些说教逐渐形成了庙神膜拜和超度亡灵的信仰民俗。

——摘编自王霁主编《中国传统文化》

材料一   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材料二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道心”禀受于天地，为“理”之体现，至纯至善，虽下愚小人亦皆有之。“人心”则生于形体之私，善恶相混，驳杂不纯，虽上智君子亦不能无。道心、人心既集于一人之身，即须以“精”“一”功夫加以扩充制约。精，一之道，其一则在“内省”“居敬”，其二则是“践履”“格物致知”。

材料一   中国人长期专注于内部事务，自秦汉以来几乎都采取向内发展的模式。对外部的态度并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多以政府和侵略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中国历代统治者绘制地图多用于疆域、政区、土地分配、交通水利、攻势防御等。明代的“世界地图”《四海总图》中，天下以中国为核心，中国的四周环绕着一些岛国，岛国再向外扩展则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摘编自王霜朱文涛《试析中国古代地图的美学观念和形式表达》

材料二   清末湖南浏阳人卢形编绘了一套以“中国”为图名的《中国历史战争形势全图》。从图集中对战争英雄的谱系叙述来看，绘者多奉黄帝、岳飞等汉族英雄为圭臬。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就批示道：“该著考据确凿，图说详明，以之列于文武各学校，不独开治史之门径，兼可收尚武之精神。”同时，民初以来国民教育中有关历史疆域与沿革地理的内容，无不以统合中华民族、振兴爱国精神为归旨。这一时期历史疆域地图的编绘，也已开始摆脱“汉族空间”主义，注重边疆历史地理的书写，呈现出民族化与多元化的风格。

——摘编自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