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加坡最初是马来土著部落的领地，后来葡萄牙、荷兰相继入侵过这里，19世纪初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殖民地。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人很早就来新加坡谋生，使新加坡成为华裔最多的国家。多种族带来了多种宗教信仰。华裔多信佛教、道教；马来人多信伊斯兰教；印度人多信印度教、锡克教；欧洲人则信基督教、天主教。因而新加坡面对复杂而又分化融合的种族群体，提倡“以东方传统文化来强化维持和谐和服从权威的意识，以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来鼓励公平竞争、勇于开拓和遵纪守法的意识”。新加坡人对当今流行的各种“星”十分热衷，特别是对港星，对各种“星”极具渲染，给人以一种正义感很强的感觉。但是新加坡的华人有些还是很迷信，不少人相信“命运”“风水”，对于这种“俗”文化，新加坡更是表现出宽容。
——摘编自陈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材料二 在我国当前社会文化发展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好莱坞电影作为文化消费的首要选择，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快餐视为家常。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发展也相伴而来。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跨国公司最充分地体现着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但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战略目标和实施行为的矛盾，多元的国际文化环境和文化摩擦，使得我国经济文化市场面临困扰。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欧洲人注重权力和地位，美国人欣赏创新精神和成就；在东方的中国，人们崇尚谦虚谨慎，追求随遇而安，同时倾向于照顾大众情绪。为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击中获得成功，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摘编自罗静《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思想文化冲击与策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加坡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受到冲击的表现及应对举措。
材料一 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绝大多数是建国以来大规模社会主义投资建设形成的。建国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1958年权限首次下放，1961年上收部分权限，1970年第二次下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扩权”、“让利”的重要文件，并于1983年和1984年将企业实现利润的一部分以所得税和调节税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由此，以“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为特征的经营方式。1986年后，随着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了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等经营形式。1996年后，以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为标志，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更逐步走向涉及委托代理关系的改革。
——摘编自郭燕嘉《如何看待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
材料二 21世纪初，无锡市进行企业改制，企业改组改制、产权结构调整是一项关系复杂、矛盾较多、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工作，要做好该项工作，首先要制订总体方案，统一政策口径，协调处理问题，规范操作行为。积极扩大社会融资，探索将国有资本向本企业之外的社会法人、自然人、外商等转让。根据不同企业，采取不同操作方法。对人员少、债务轻的企业或长期微利、亏损企业按“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向全社会竞价拍卖。工商、房管、国土等部门要对改制企业实行“一条龙”服务，提高工作效率。帮助改制企业解决好进出口权重新申请、商标重新登记、货款担保等问题。
——摘编自蒋兰珍《有进有退改制重组——无锡市大力推进企业产权结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革的阶段性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无锡市国有资产改革的措施。
材料一 1086年至1384年间，英国城市人口从125万猛增至400万。农业生产中三圃制更加盛资料显示，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谷物收成可以投入市场中去交易。在约翰王时期，约翰王的权力扩张贵族们无法容忍的地步。贵族终于无法忍受，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大宪章》诞生，它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在关于封地继承金的确定上，《大宪章》规定镑，是一个定额，不再由国王全权定夺，任意确定数额；《大宪章》中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决或遵照内国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捕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搜索或逮捕；国王及其官吏不得强取任何人的五谷或其他财产，不得强取任何人的马匹或车辆；输，不得强取他人的木材以建城堡或作他用等。
——摘编自齐越《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与英国<大宪章>比较
材料二 1906年，清政府发布“预备立宪诏”，宣布仿行立宪，《钦定宪法大纲》中写明自天子以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在附则的第三条中还规定了臣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卧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摘编自王志安《简析<钦定宪法大纲>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大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并分析《大宪章》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并简评《钦定宪法大纲》。
材料一 江南蚕桑丝织业，起源颇早，但直到东汉末年，仍仅见于少数个别地区，至唐朝，仅长江下游28州中，蚕桑区已达85％。其品种涵盖绫、罗、锦、纱等，纹理样式也由唐初18种增至中后期的38种，如《元和郡县图志》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中后期，江南丝织业也改变“艺桑鲜而布帛疏滥”的境地，跃进全国最先进行列，其特殊、高级丝织品也成为宫中服饰的首选，甚至唐皇为此下诏：“禁断（江南）织造淫巧”。
——摘编自卢华语《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织业之发展》
材料二 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元代，华北、四川等地的丝织业依旧发达；至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少数城市还保留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潞州（山西），织机数约为9000张，年产潞绸约10万匹，仅相当于或不及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因此，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16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发现诸多银矿和新航路开辟，丝—银贸易成为中日、中欧、中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在清前中期以前，江南丝织品始终在这一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南京的“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朝江南丝织业的发展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的发展变化，并从政治、经济方面简述其影响。
材料一 战国时期，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并认为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必须善用权术，才能治理天下。秦始皇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兼并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然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使后来者认识到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可行的，转而在表面上施行“仁政”以笼络民心，并推动这一专制体制不断强化、完善。但是，这种君主专制下的王权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不断强化但又逐步僵化的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矛盾的累积与激化，这一制度的消极作用则表现得更加明显，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从根本上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消亡，仍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戕巳《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以后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体制下制约王权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消亡的根源，并谈谈你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便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微外”的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并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公元前221年后，嬴政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直至郎州（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此外，嬴政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并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如《史记》中载：“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材料二 自窝阔台至忽必烈，蒙古人先后灭亡了大理和南宋，建立元帝国，并在西南地区积极开疆拓土，开辟交通路线，如在云南地区新辟通达内地的要道。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与内地并无很大区别，它既是赋税来源，也是对外扩张、交流的基地和门户。为管理西南，元政府迁移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在当地屯田，扩大矿藏的开采，至于蛮夷腹心之地，则“制兵屯旅以控扼之”。此外，元政府在委派行省大员的基础上，兼用土酋或宗教首领充任土官，统摄军民。土官虽世袭，但遇纠纷，仍要接受行省官员裁决。在教育上，元政府广开学校，并立文庙、塑孔子像，时人称为：“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在这一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摩擦，而过重的赋税、兵役及边疆官吏的民族歧视、贪赃枉法等，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
——摘编自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经营西南地区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经营西南地区的特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古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经营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 元朝海外“蕃商”涌入中国，他们在元朝享有优良的待遇，尤其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对元朝的统治多有贡献，其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也随之进入中国。这使得元朝统治下一度出现了多种世界性宗教，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并存，尤以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密切的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突出。元朝政府在借鉴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元朝的实际特点与需要，通过政策、法律及统治策略改革进行宗教治理。对于帝国领域内的各种宗教都持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于各类宗教基本都不设禁令。为各宗教设立规章，明确其权限与归属。在树立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对各宗教实行“代理人治理”。中央设掌管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宣政院，还通过诸如“提举市舶司”这样的地方职能机关管理来华外国人的宗教争端和相关事宜。
——摘编自王思杰《试论元朝的宗教治理策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宗教治理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宗教治理策略的内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01年1月，清朝统治集团迫于统治危机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新政”。晚清的统治阶层始终固守君主专制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希望通过多领域、宽范围的改革措施来达到迅速缓解矛盾、重振权威、巩固皇位的目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国库亏空，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实行，筹集资金的办法以强制捐献以及巧立名目的税收等惯用的方法来对百姓进行搜刮，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纵观晚清70多年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情性所淹没，最后不了了之。
——据董自稳《浅议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等
材料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居民收入从1978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7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已覆盖4亿多农民，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摘编自王俊骏《筒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与宝贵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并简析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材料 18世纪以前，英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18 世纪以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在丰富的煤矿产区，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须住在近处，甚至在工厂的近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资本家和工厂主为获取廉价原料、劳力和销售市场，赴乡村不断建设新厂，围绕这些新厂不断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它们在旧的工业城市周围接二连三地聚集起来，形成了工业城市带。由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新的交通工具，在交通沿线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城市。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同时，资本家、地产商大量的以谋利为目的出租空间。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当然，城市的盲目扩展、城市化的无序开展，也造成了城市布局的混乱，形成大量的、紊乱的人流、物流，造成车辆剧增和交通堵塞。
——摘编自 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西方城市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城市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