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外交礼仪上践行“厚往薄来”，朱棣亲自定夺“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虽加厚不为过也”，对于各国贡物并无太多要求，赏赐物品的种类与数量由皇帝决定，且质量和数量远超贡物数倍。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比较》
材料二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中方代表与非洲部分国家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60年代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在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的同时援助坦赞铁路的修建。70年代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很大贡献。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机制化成效的推进，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中非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后中非关系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非关系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当我们考查19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摔下来的幸运之果。
——据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是现代文明所赐》
材料二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总统成，皇帝灭，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新教育兴，旧教育灭，弓矢灭；新礼服兴；剪发兴，辫子灭……天足兴，阴历灭；鞠躬礼兴
——据1912年3月5日《时报》刊载的文章《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为什么说“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古代“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据《礼记》记找，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为：“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嶲于市。”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软（熟）爝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唐律疏议》云：“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於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材料二 英国第一部食品安全法是1860年《食品与饮料挎假法》，这是在医生约翰·波特斯盖发起的以直接要求英国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法令、强化食品安全为目标的食品改革运动的浪潮下促成的，他推动了伯明翰的开明议员，以伯明翰为中心，联合其他城市要求中央政府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法令。在食品改革者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又制定了1872年的《食品与药品掺假法》。直到187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近代英国第一部得到有效实施的食品安全立法，即《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由此，英国初步确立起以地方政府事务部为主导，地方当局和公共分析师分工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食品安全管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确立的背景。
材料一 三省六部制是唐代职官设置的整体,三省是对重要最高权力的划分,将以前属于宰相的政府决策执行权分开,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承担。中书、门下两省是以皇帝的名义草拟和颁发诏令,且门下审复的第一个手续就是向皇帝复奏画敕,最后一个手续是用皇帝的宝玺进行“印逢”,就是说其工作运转受到了皇帝的严密控制,其权力完全是皇帝所赋予。在以皇帝和三省为核心的最高领导机构之下,政令的具体执行由六部与尚书省具体负责。唐代的六部设置于尚书省之下,分别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在每个部下面又设置了四个司,这样中央的领导机构为皇帝和三省,重要的执行机构就是六部和二十四司,这些机构统领着全国的行政事务。
——摘编自赵冬云等《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设置及其发展》等
材料二 英国革命是民族国家首次对绝对王权的民主化改造,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这样一个全新的政体。这一创新是在英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开展的,其主要变化是:通过立法,实现了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议会的权力大幅提高形成了对王权的有效约束;在议会内部形成初步的权力分割和制衡机制,这包括两院制的沿袭、政党的分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尊重,包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肯定和对人身自由的保护。由此可见,英国革命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但其民主化改造有许多不足,尤其是高额财产资格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革命后的英国国会、自由实际为少数人专享,英国的政体更大程度上处于贵族民主制的水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君主立宪制相较于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其成因。
材料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甘薯，蔬菜作物番茄、辣椒、南瓜等，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各洲。美洲作物外传的同时，也有很多欧亚作物传入美洲，主要有粮食类的小麦、大麦、水稻，水果类的苹果、葡萄、甜橙、柠檬，蔬菜类的黄瓜、豌豆，经济类的甘蔗等。除农作物外，欧洲移民还把牛、驴、马、猪、羊、鸡等畜禽传入了美洲，或用作役畜，或用于食用。
材料二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粮食，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农作物引进中国，最为重要者为甘薯与玉米。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初入中国时，地方官员当作歌收时的救荒粮，玉米亦是如此。两者皆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且不拘土壤与地形，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变为农田。……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并说明16世纪以来物种传播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玉米、甘薯在明代传入中国并得以广泛种植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杂处，春秋时期，秦、楚因杂用夷狄之礼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秦、楚不仅与其他诸夏并列，且因势大境广而有统一诸夏之势。秦汉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汉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至此，“汉人”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 “中华”一词诞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早出现的“中华”意近“中原”。北齐魏收撰《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到唐代，“中华”成为常用词，唐高宗永徽年间撰定的《唐律疏议》卷三为其下定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摘编自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材料三 “中华民族”一词初出晚清，抗日战争时期则是“中华民族”理念深入人心的重要阶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含义逐步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高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国本部”之名亟应废弃》，引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摘编自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华夏族”在西周到秦汉的演进历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一词在魏晋至唐朝之间内涵所发生的变化。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族”一词含义的确定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
材料 咖啡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6世纪传入阿拉伯半岛，15世纪后传播到欧洲，被称为“阿拉伯酒”。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咖啡移植到锡兰岛，后传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18世纪初，咖啡传入拉丁美洲，这里成了日后世界咖啡的主产区。19世纪末，在西半球、东南亚、非洲等适宜种植的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体系和供应链。20世纪咖啡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进一步加速。浓郁的咖啡香味不能掩盖它所承载的“黑色”历史。除了早期的不光彩之外，现代咖啡业也存在巨大“黑洞”。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广泛推广种植“日照咖啡”，通过更多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咖啡更加耐晒，生长周期大为缩短，咖啡产量大幅提高。《粮食战争》就列举了一个乌干达咖啡农的生产链，经过层层加价，当咖啡研磨成粉时，其单位价格已是种植园咖啡价格的200倍。据21世纪初的统计，全球咖啡销售带来的年总收入额在550亿上下，其中只有70亿（约13%）归于咖啡生产国。咖啡生产国的相对贫困化和咖啡产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在现有国际体系下仍难以根本解决。
——摘编自潘宏胜《咖啡的传播与贸易》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咖啡传播的特征，并分析推动咖啡成为世界饮品的影响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咖啡承载的“黑色”历史的表现。
材料一 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兵工厂在我们的城市和港口建立起来；矿山得以开发；电报线网络连接国内各省和京城；悬挂中国国旗的轮船在沿海和内河的航道上进行贸易往来。
——摘编自（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
材料二 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李鸿章）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摘编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
材料四 （洋务派是）经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新封建军阀……（洋务运动直接后果）加深殖民地化。
——摘编自范文澜（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近代史》（1947年）
请回答(1)材料一和材料二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为什么大相径庭？如果把材料一、二作为研究洋务运动的证据，使用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材料三和材料四对洋务运动存在不同的解释。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史实，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解释”做出解释。
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方案的利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地方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中国地方管理制度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铁路建设的状况，并对其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