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摘编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一   20世纪初，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清朝“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为此，他主张“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是他建设一个资产阶级近代化政治国家的理想的高度概括，是他政治近代化理论日益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对中西文化“因袭”“规抚”而后有所“创获”，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结晶。

——摘编自王玉祥《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评析》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立“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新就新在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关于如何保证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因素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保证。

——摘编自杨胜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18世纪末19世纪初，重商主义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普鲁士有相当的市场，许多官员主张按这一理论去构建新的经济模式。但相对于西欧其他国家，普鲁士经济落后，同时企业主也不习惯于竞争，缺乏创新动力。因此必须以适当的立法行为促进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这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进行。普鲁士的官僚阶层在国家生活中向来承担着领导者的角色，随着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他们最早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并调整了新时期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官僚阶层代表国家在经济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动力。1820起鲍特开始在普鲁士实行企业促进计划，并由此掀起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改革。其内容主要有

（1）兴办企业学校和企业研究所。

（2）在企业中引入竞争原则。

（3）鼓励发明创造，为了推动技术的进步，国家奖励设计和安装新机器。

（4）获取技术情报及传播和交流技术。

（5）组织企业协会，鼓励私人业主参加国家企业促进计划。经过改革，普鲁士的企业及企业主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工业文化氛围逐渐形成，对普鲁士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徐建《转型时期普鲁士官僚的经济改革思想和国家企业促进政策》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的理性精神，在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达到顶峰。布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开启了活字印刷时代的先河，军事著作家曾公亮和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数学家贾宪在其《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中所创造的开方作法本原和增乘开方法，600年后才有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达到同一水平。天文学家苏颂在其《新仪象法要》中，描述了他与韩公廉等人合作创建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有十几项属世界首创的机械技术，包括领先世界800年的擒纵器。建筑学家李诫著《营造法式》（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以其权威性作为建筑法规指导中国营造活动千年左右。

——摘编自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材料二   17、18世纪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实质性时期，它以本身的科学成功影响并成就了这一实质性的转变。自然科学给这个时期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科学孕育的理性思维及其原则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引起了新的变革。17、18世纪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而是科学精神。科学在改观旧世界面貌的同时，也紧紧依持当下的社会史境。尤其是科学与宗教，它并不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无关的，在17世纪它只是一种基于神学的根据而进行的分化，而对神学的摆脱则可能标明科学已经取得了同科学的女王（神学）的分离。17世纪历史的中心点乃是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它以鲜艳的理性的光辉照耀着将临的未来。

——摘编自赵立坤《论17世纪科学革命的理性思潮》

材料一   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防止了专制而强暴的政府出现，在相互牵制中消弭了潜在的政府权力。三权分立制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法治的目的而确立的，这种机制维持的是三种权力之间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的动态平衡，使美国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法治价值得到不断的保障和实现。但三权分立使联邦政府三个分支相互敌对，讲究以野心对抗野心，却忽视了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效运用，这给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造成了阻碍。

——摘编自张文博《浅析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设计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时，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特别不接受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孙中山认为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完备，存在着许多弊病，运转效果也不甚好。他指出：“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不难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职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们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