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拓展并聚焦现实题材、发力主题创作以及书写“中国式童年”，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最突出的特点。

作家们敏锐地寻找到孩子精神成长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点，把过去很少涉猎的题材大范围地进行文学转化，蓄积了更多滋养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养料。这些题材从时代楷模、革命历史到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它们把深情的目光特别地投向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新中国成立以来闪亮的先锋人物（“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抗日战争中普通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史雷《将军胡同》）、青藏高原风雪弥漫中的边防战士（曾有情《金珠玛米小扎西》）、大兴安岭深处鄂温克族农民的驯鹿营地（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驯鹿六季》）、海南岛热带雨林里人与动物的传奇（邓西《秘境回声》）……这些生动故事，为孩子们带来丰盛的精神食粮。

儿童文学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小儿科”转向时代的重大题材和厚重主题，这种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和逻辑。从儿童文学自身的成长轨迹来看，21世纪之初，题材主要集中于校园生活和家庭生活，尚不足以涵盖不同地域孩子们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难以满足和支撑起千千万万小读者多元的阅读期待。从所处的时代方位来看，新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在引导少年儿童树立理想信念上，还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弘扬上，都需要从丰厚、生动、鲜活的题材中激发文学的感召力，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教育功能。从国际参照系来看，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已经达至被世界读者看到并认可的水准，儿童文学进一步“走出去”，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也急需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风范的童年好故事。

另外，正因为从熟悉的生活入手更容易写出好作品，新时代儿童文学出版更注重写作者的“亲历性”。在约请专业儿童文学作家通过采风完成创作之外，出版社也在寻找对生活有亲身经历的文学名家，“跨界写作”因而成为热潮。很多作品都是作者对自身童年往事的回望，有着清晰可辨的自传体性质。

（摘编自李东华《新时代儿童文学——扎根现实眺望未来》）

材料二：

这些年来，散文创作出现了不少伪“厚重”的作品。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篇幅长，絮絮叨叨，字数几乎没有上限。有些作者为了追求“大散文”的效果，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关系不大的短篇小品合在一起，给每个短篇冠以小标题，如法炮制而成的长文“形散神也散”，给读者留下了不好的阅读体验。

与失控的篇幅相伴的是不及物的高谈阔论。在“文化散文”热潮中，搭车蹭饭、东施效颦者不在少数。有些散文作家或者热衷于言说遥远的历史，或者一味地展示神秘、浪漫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有历史关怀、描写多样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类散文在立意上大多虚张声势，抒情上则矫揉造作，议论上不过是生硬的说教。在煽情、说教无以为继的时候，则往往以繁复的史料或冗长的考据代之，看似琳琅满目，实则臃肿不堪。这样的散文不是“厚重”而是“笨重”，它们失去了散文本应有的轻盈和灵动，也离文学美越来越远，不仅不能怡情悦性，反会给读者“添堵”。

而作家如果有丰富的学养、深刻的见识和灵活的笔触，其创作的长篇散文当然能打动人心，但短小的散文同样也可以产生“厚重”的气象。鲁迅的小品杂文往往微中见著、以小寓大，篇幅短小并不影响其博大精深、汪洋恣肆。正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

好的散文作品，是作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奉上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见证词。作家如果与时代声息相通，就拥有了最熟悉的题材，即使从身边琐事写起，也能通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即便所写的是凡人凡事，也可让人感到震撼和敬畏，厚重感自然也会随之而来。文学评论家王尧认为，日常生活是时代的肌理，时代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生长。确如其言，要想时代关怀不落空，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散文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俗世众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此方能看清时代的面容、倾听时代的呼吸。日常虽然简单、平凡，却是所有宏大和厚重的起点，也是其基本的组成要素，正是它们的叠加和联动，最终构筑出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汪曾祺的散文，或忆旧怀人，或谈吃论喝，或絮语家常，或记风土人情，看似琐屑，实则灵动舒展、情真意切，几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诗意和美，不可谓不厚重。

“文如其人”，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有个人的气度和温度。从人到文，诗歌的格律、节奏，小说、戏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都影响着作者个人面貌和性情的呈现。相反，散文以写实求真为能事，形式自由，也撤去了虚构的帷幕，因此散文中的个人和自我比诗歌更为亲切自由，比小说更为直接明快，特别是现代白话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于其他文类，散文是一种更具私人化、个性化的写作。而个性与共性是相互成全的，具有个人精神印迹的散文，往往能深刻地传递出人类共有的厚重情感。以此观之，一篇散文作品要达到“厚重”的境界，作者必须深入地解剖自我，在思考和表述中张扬个人的气质和胸襟，展示个人的人格与智慧，如此方可“思接千载，视通古今”，成就万千气象。

（摘编自王炳中《“厚重”散文的品相与质地》）

2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宿范氏水阁

洪朋

枕水凿疏棂^①，云扉夜不扃。

滩声连地籁，林影乱天星。

人静鱼频跃，秋高露欲零。

何妨呼我友，乘月与扬舲。

[注]①疏棂：栏杆上雕花的格子。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岩（节选）

杨益言   罗广斌

下了公共汽车，成瑶匆匆忙忙地向中山公园走去。她尽量沉住气，有时又不自然地回头四顾，怕背后跟着“尾巴”。

她不知道谁要找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从在学校里接到秘密通知时起，进城的路上，她一直默念着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唯恐忘记了或者错过了找她的人。她的情绪有些紧张，因为她对地下工作，还缺乏经验。

她走在公园里浓荫遮蔽的林荫道上，心里不住地告诉着自己：“假山后面，第三条石凳。记住，第三条！”前面就是假山了。她一条一条数过去，眼前不远处，就是第三条石凳。

成瑶谨慎地看看，石凳上果然坐着个人，可是，报纸遮住了他的脸，能看到的，只是那身灰绸夹袍和黑呢便鞋。这个人是谁呢？成瑶四边环顾着，看着没有人注意自己，便走了过去。她正盘算着，对这个陌生人怎样开口时，正好看报的人，放下了报纸，和成瑶打了个照面。

“啊！李大哥！”成瑶高兴地叫了一声。找她的人，正是二哥的好朋友李敬原。

“瑶妹，你怎么这样慌张？”李敬原递了块手绢给她，让她揩揩汗。

“你不晓得，汽车挤得要死！”成瑶掠了掠额上的刘海，“差点还赶不上呢！”

李敬原微笑了一下，慢慢站起来，带着成瑶离开林荫路，在公园里散步。他默默地走着，过了好一阵也不讲话。

成瑶自然不清楚李敬原的心境。她等了一阵，不见李大哥开口，心里难免有些纳闷。既然从沙坪坝把她找来，为什么见了面却不谈话。成瑶张了张嘴，想要问他，又不知怎样问起。这时李敬原似乎已看出她的急切心情，就低声地颇有深意地问：

“成瑶，你相信自己是勇敢的吗？”

“什么？”成瑶感到他问得奇怪，“我什么都不怕！”

“不，我说的勇敢，还意味着坚定、顽强和果决。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志，他从来不怕困难，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从不要求荣誉和酬劳；甚至连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担负着秘密的任务，连他的亲人也未必了解他的工作。后来，他不幸被捕了。当他被捕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党和同志的安全。敌人眼看就要破门而入了，他却神色不变地把约好的警号——一把扫帚，挂到窗口上去。他虽然被捕了，同志们却因此脱险。你说，这种忘我的无畏精神，是不是勇敢的表现？这位同志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李敬原的问话，引起了成瑶的担心，因为她的好朋友孙明霞，昨天下午到未婚夫刘思扬那里去了，约好今天上午回校开小组会，可是她竟没有回来，莫不是她遇到了危险？

因此她急切地问：“这个勇敢的同志，叫什么名字啊？”

“他就是你二哥。”李敬原注视着成瑶秀丽的眼睛，慢慢地说，“你二哥今天被捕了。”

“啊？”成瑶脸色一变，她不敢相信这件意外的事情。这个星期天，她留在学校里参加活动，没有回家，完全不知道二哥被捕的消息！心里一阵绞痛，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对勇敢的人，泪水会玷污他的名字！”

“不，我没有哭！”成瑶眼泪盈眶，可是她倔犟地抬起头来说，“我是他的妹妹……我，我应该给他的名字增加光辉。”

“对。”李敬原的声音带着激动，“我们有这样的同志和亲人，应该感到自豪！”

接着，李敬原又告诉她：除她二哥以外，还有几位同志同时被捕了。

“许大哥？小余？”成瑶反复念着熟悉的名字，不禁脱口说道，“这……太可怕了。”

“唔？你说什么？”

“不，不，我是说太，太可惜了。”成瑶心里阵阵紧缩，感到难忍的悸痛。“我并不怕，我只是难过，我心里痛苦……”

过了好一阵，成瑶才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慢慢地说：“许大哥、二哥、小余，都是我的哥哥……不久以前，我对二哥的谨慎还不理解。李大哥，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冒着危险找我……”

“我找你，并不是冒险，而是对同志，对党负责。”李敬原从容地把有关成岗的情况，告诉成瑶。他一边谈着话，一边不动声色地留意着周围的环境，他像父亲一样，挽着成瑶的手臂，慢慢走着，轻轻耳语着……

他讲的许多事情，对成瑶来说，全是初次听到。不过他没有提到在出事以前，党已决定成岗不再办《挺进报》，准备派他利用厂长身份，以及和总厂厂长的良好关系，去加强兵工厂的斗争。

“你多么地了解他啊！李大哥，你心里一定比我更难过。”

成瑶久久地默不作声，她咬着自己苍白的嘴唇，清楚庄重地说：“我心里多么羞愧。现在我才知道，就是二哥，在印《挺进报》。”她抬起明洁的目光，宣誓般地诉说着：“不，我不能只是心里难过。我要像你……懂得深沉的爱和恨，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自己走路，也能够自己走路了……《挺进报》不能停刊，李大哥，让我来做这项工作。”

李敬原领着成瑶，又折向动物园。他没有正面答复成瑶的要求，却低声说：“一个人的作用，也许是渺小的，但是当他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品质。”

成瑶默默地咀嚼着李敬原话里的含意。这句话，像一道甘泉，深深地注进她的心田；又像一道明朗的阳光，照亮她的灵魂，使她从沉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感受到一种严格的要求和力量，也使她从今以后，在困难的环境里，永远不忘这庄严的启示。

沉默了一会，成瑶望着鬓发斑白的李敬原，低声地问道：

“我们能和二哥他们通信吗？”

“暂时不行。”李敬原说道，“等打听到他们囚禁的地点，党一定会和他们联系上的！”

“李大哥！”成瑶轻轻叫了一声，从她的声音和目光里透出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期待的感情。“《挺进报》……”

李敬原仍然没有回答。虽然成瑶急切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严峻的脸上，他仍然深思地缓缓走着，什么也没有说。

“李大哥！”成瑶突然抓住深思中的李敬原的衣袖，使他终于转向这年轻的姑娘。他再次看了看直视着他的那对急切的无畏的眼睛，涌塞在脑际的思路中断了，却又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挺进报》交给我办吧，继承二哥的工作，就是牺牲生命我也情愿！”

成瑶终于站住了，固执地倔立在李敬原面前。她的眼眶里，凝着滚滚的泪珠，充满着庄严的、自我献身的激动。

在这时刻，李敬原外貌的平静虽然掩盖着内心的感情，但他明显地感到，这姑娘的一切，他已经完全了解，并且深深地喜爱了。

“《挺进报》当然继续发行。我们的斗争更不会中断！”李敬原说得满怀信心，强烈地鼓舞着年轻姑娘的斗志，但他接着又说道：

“你二哥说过：一个人要么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你要记牢二哥的话。要成为和他一样勇敢无畏的革命者。但是，革命的目的不是自我牺牲，而是消灭敌人，发展自己！”

李敬原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没有。”成瑶坦白地承认。可是她立刻又说：“在斗争中，我可以学会斗争！”

李敬原点点头。终于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的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多叫做“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在《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瞻”，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露”，《汉书》“文赡而事详”。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蠖胜”，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有删改）

材料二：

《史记》与《汉书》中“列传”内容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