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1年3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正式颁布，到2025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标杆城市。

智慧城市是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为基础的城市、其“智慧”体现在及时捕捉并报送信息、快速而精准地分析海量数据、迅速给出应对方案等方面。就像一个“智慧”的人，能通过感觉器官敏锐地获得信息，通过神经系统迅速传输给大脑，大脑马上作出判断并形成处理问题的策略。智慧城市的感觉器官是包括摄像头、传感器等在内的信息收集系统，神经系统是互联网等数字信息通道，大脑则是城市智能运营指挥中心。

建设智慧城市，能有效提高政务管理效能。比如，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一处井盖损坏，打开“大城管”APP，拍照，上传井盖信息；网络后台调用城市大脑相关数据比对研判；处置单位收到工单，赴现场更换井盖。整个过程仅用三四个小时，而以前处理此类情况最快也要一天。

【材料二】

智慧城市强调技术，但不是被技术制约，而是人在利用技术，更是以人为中心，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服务。生活在智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便利。

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跑腿”，办事减少了程序，节约了时间，也不再受地点的限制。近几年，“首都之窗”网站就提供了“上一网、交一表、找一人、办一次”的便民服务。北京交通行业政务服务也已经实现了“一网通办、全程网办、跨区协办、全市可办”，申请人可在任何地方上网办理业务，而不必跑到固定的办事地点。

建设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还体现在能解决特殊时期的困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要人们尽量少去人流密集的场所，这给需要就医的病人带来了困难。为此，北京市各区纷纷上线“智慧家医”远程服务，将问诊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医生通过在线交流提供就诊服务，有效减少了病人去医院就诊时交叉感染的风险。

【材料三】

在建设智慧北京的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整体数据治理能力日益提高，这样的条件自然会吸引众多高科技产业落地，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是无需司机操作的自动驾驶汽车，该行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但汽车实现自动驾驶离不开智能化的道路、专用的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换句话说，要发展“聪明的车”，得先建设“智能的路”。北京在道路智能化方面表现突出，因此在推进自动驾驶车辆上路测试方面进展迅速。2018年到2020年，      。

正因为具备这些优势、2021年5月，北京成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项目的试点城市之一。该项目对业内高端企业极具吸引力，将促进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

未来，北京不仅有“聪明的车”智能的路”，还有“新型的经济”，而“协同发展”项目不过是智慧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例子。智慧的北京，一定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甘肃境内大地湾彩陶的发现解决了中国彩陶艺术的起源地问题。20世纪初，为了探索华夏文明的源头，学术界从考古、文献两个角度作出尝试和努力。1923年，为了寻找彩陶的起源，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甘肃，随着甘肃马家窑彩陶的不断出土，安特生认为，甘肃彩陶受西欧、西亚彩陶的影响比较明显。但是，之后大地湾一期出土的彩陶在年代上明显要早于马家窑彩陶，与目前发现的最早含有彩陶文化的西亚两河流域的耶莫有陶文化、哈苏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

材料一：

价值观是青年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动力所在。英格尔哈特首先观察到了世界青年价值观演化。根据他的理论，“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就长期价值观变迁而言“后物质主义”（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偏好的形成与“代际更替”有关：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近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后物质主义”取向也开始在中国“‘00后’一代”青年身上出现。

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其思想行为、价值观念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上海社会科学院“‘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研究”课题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大城市“‘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呈现出如下新特征、新变化。第一，呈现认同传统文化与理性爱国的情感特征的同时，外来文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重要位置。第二，对社会问题看法呈现“观念分层”新特征。第三，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偶像”开始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第四，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行为特征。第五，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混合价值”取向。第六，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的同时，对“私领域”行为态度宽容，对“公领域”道德爱憎分明。

由于“‘00后’一代”一出生就已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物质上更加丰富，上学时迎来互联网快速普及时期，眼界更为开放，导致这一代人兴趣爱好的选择更为广泛，思想观念更为多元与兼容。“00后”仍是以独生子女为主流的一代，因而也具有独生子女的特性，例如较为自我、更关注个人感受等。

从观念建构理论来考察，青年一代是历史的产物，社会重要事件给每代人的成长都烙下了时代印记。并非所有事件都和价值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与人的价值追求强烈勾连以及与理想蓝图相关的社会重要事件，才会反复渗入观念建构之中。总体上看，40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变革因素已鲜明地嵌入这一代青年人的性格行为之中，造就了具有鲜明独特时代印记的“‘00后’一代”中国青年。“‘0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了许多国内外重大事件，如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升空返航，“00后”普遍具有较高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加上“00后”青春期又遇上互联网、人工智能与5G应用快速发展，接触到的信息量大、知识范围广，因此对这一代而言，如何处理、筛选触屏的海量信息比如何获取更多信息更具挑战性。

从思想品质看，“‘00后’一代”思想约束少、个性强、生活态度洒脱。从社会变化来看，市场经济规则，如自立、竞争、追求效益渗透到了这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从家庭结构来看，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其小家庭结构与人际关系趋于简单，使得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代际传递规训较少。因此，观察“00后一代”价值取向之演变，需要将这一代青年人的特性融入社会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分析其时代特性以及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

（摘编自杨雄《“‘00后’一代”青年价值取向新特征》）

材料二：

北京冬奥会让我们见证了运动健儿们勇夺奖牌的荣耀瞬间，更记住了那些在赛场上坚毅果敢、无畏前行的身影，这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必然属于17岁的苏翊鸣和18岁的谷爱凌。他们用勇气和实力谱写出“最燃”的青春之歌。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优秀的青年代表。他们让世界看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盛世风华，看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团结向上、自立自信和风趣幽默。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这样的时代造就了新一代中国青年，他们身上少了踌躇不前，多了毅然决然；少了犹豫不决，敢于突破；少了局促不安，多了谈笑风生、落落大方。

新时代造就了中国青年，而中国青年也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而时代的光荣也属于青年！

青年人是圆梦人，圆梦需要魄力，需要突破自我。在参加冬奥会之前，苏翊鸣和谷爱凌已经被世人瞩目，在各自的领域取得骄人成绩，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选择在冬奥会这个强者云集的舞台，尽情展示自我、勇敢突破自我。取胜固然重要，但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又一次突破了自己！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梦想在那里，所以永不言败！事实上，在东京奥运会上，以杨倩、孙颖莎为代表的“00后”已经开始扛起中国体育的大旗，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一次，冰雪之上，世界通过冬奥会再一次看到中国青年的魅力！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愿中国青年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摘编自刘岩《中国青年，谱写“最燃”冰雪之歌》，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2月11日）

材料一：

禅宗很强调“悟”。首先，这种“悟”是悟“空”的；其次，“悟”是超越时空、物我关系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况下，超凡脱俗，万事无求便是中国失意文人的人生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又没有比涉入禅宗空门以求清静为更好地途径了。文人的逃禅避世，影响文人艺术创作的另一面，便是艺术作品中透露出的寂无、空明澄澈之境。禅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心空，则无欲、无执、不生、不死、大休、大息，达到永恒的涅槃。这种思想渗透在文人的许多诗画中，即追求空、寂，遣求瞬间的顿悟，追求心的解脱，表现出超越时空、忘我的无我之境。王维的许多诗作都着意描写空寂的心、空寂的人事。他在孤寂、淡然的心境中，一面参禅悟道，一面把自己心领神会的禅悟形之于艺术的象征性图景中。如《过香积奇》：“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以“无人”与“有声”对照，更显示出幽深之境中的无人无我的空寂。

然而，这种“空”“寂”又并不是一种虚无化的世界和人生的理念。正如禅宗所谓“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是空处有意，寂处有音。如盛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水潭清澈，山光、天色映入水中，是那样明晰、澄净，观之使人杂念顿逝，很有悟空的意味。

由此可见，禅理的“空”并不是我们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真空，也不是闭眼不见一切现实存在的绝对的虚无，而是一种超充实的空，任何实体都无法比拟。因为具体物象是有限的，而禅理的空所包容的内容是无限的。清代恽秉怡在《溪山卧游录·序》中把“空”的实像意义说得更明确：“实处皆空，空处皆实，通于禅理”。因而，禅理的“空”，便是从那飘荡的落叶、荡漾的微波、如泻的月光等自然存在、自生自息的境界中，感觉到生灭不息，刹那间流转不住的“存在”。

（摘编自刘庆华《论中国诗画艺术中的禅趣》）

材料二：

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受佛教影响的中国诗大半只有“禅趣”而无“佛理”。“佛理”是真正的佛家哲学，“禅趣”是和尚们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趣味。

佛教于汉朝时传入中国，到魏晋以后才见诸吟咏。陶潜以后，中国诗人受佛教影响最深而成就最大的要推谢灵运、王维和苏轼三人。他们的诗专说佛理的极少，但处处都流露一种禅趣。我们细玩他们的全集，才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总印象。以摘句为例，则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王维的“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倘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和苏轼的“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诸句的境界都是我所谓的"禅趣"。

他们所以有“禅趣”而无“佛理”者，固然由于诗讲究形象思维，本来不宜说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羡慕的不是佛教而是佛教徒。晋以后中国诗人大半都有“方外交”，谢灵运有远公，王维有瑗公和操禅师，苏轼有佛印。他们很羡慕这班高僧的言论风采，常偷“浮生半日闲”到寺里去领略“参禅”的滋味，或是同禅师交换几句趣语。诗境与禅境本来相通，所以诗人和禅师常能默然相契。中国诗人对于自然的嗜好比西方诗要早一千几百年，究其原因，也和佛教有关系。魏晋的僧侣已有择山水胜境筑寺观的风气，最早见到自然美的是僧侣。僧侣首先见到自然美，诗人则从他们的“方外交”学得这种新趣味。“禅趣”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悟，中国诗人所最得力于佛教者就在此一点。但是他们虽有意“参禅”，却无心“证佛”，要在佛理中求消遣，并不要信奉佛教求彻底了悟，彻底解脱；入山参禅，出山仍然做他们的官，吃他们的酒肉，眷恋他们的妻子。本来佛教的妙义在“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诗歌到底仍不免是一种尘障。

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的根底。中国诗的哲理的根底始终不外儒道两家。佛学为外来哲学，所以能合中国诗人口味者，正因其与道家言在表面上有若干类似。晋以后一般人常把释道并为一事，以为升仙就是成佛。孙绰的《天台山赋》和李白的《赠僧屋公》都以为佛老原来可以相通，韩愈辟“异端邪说”，也把佛老并为一说。老子虽尚虚无而却未明言寂灭。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道德经》中大部分是老于世故者的经验之谈，所以后来流为申韩刑名法律的学问，佛则以普济众生为旨。老子主张人类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佛教人明心见性，衡以老子的“绝圣弃知”的主旨，则佛亦当在绝弃之列。从此可知老与佛根本不能相容。晋唐人合佛于老，也犹如他们合道于老一样，绝对没有想到这种凑合的矛盾。尤其奇怪的是儒家诗人也往往同时信佛。白居易和元稹本来都是彻底的儒者，而白有“吾学空门非学仙，归则须归兜率天”的话，元稹在《遗病》诗里也说“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中国人原来有“好信教不求甚解”的习惯，这种马虎妥协的精神本也有它的优点，但是与深邃的哲理和有宗教性的热烈的祈求都不相容。中国诗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也正由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材料一：

作为传统子部学问中极关键的一环，诸子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老》《庄》等道家文本中富含思想资源，对其的深刻诠释往往能通向重要的哲学问题。刘韶军从《论道》看金岳霖对《老子》之“道”的理解，从金氏以“能”为名诠释“道”说起，言及其论“道”多从“无极”“太极”“理”与“势”入手这一特点，总结出：金氏之说在论述问题时包罗一切，在方法与术语上中西合璧。《孟子》与儒学也是诸子学接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刘伟抓住《孟子》中的心灵问题，辨析了其中对身与心、思与虑的区分，梳理本心之“庸”与心之所发之“斯须”间的关系。

其他诸子也蕴含着哲学思想。匡钊依托《墨子》“城守”诸篇，分析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认为古人所谓“民本”，与赋予平民特定政治法律地位的现代制度并无共同之处。刘体胜论析墨家“兼爱”并不就是“爱无差等”，崔晓姣围绕“刑名”与“自然”探索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徐翔由探究“法”在先秦时与“规矩”“绳墨”的关联，反思法家并不注重“法”的平等性，而追求以之有效制人。

作为中国哲学的古代思想资源中更具创造力的一面，诸子学的研究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乾乾不息的动力。而哲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在传统研究进路之外，为诸子学注入了源头活水。

（摘编自李元骏《多元视域下的诸子学研究》）

材料二：

读诸子，首先应注意，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大多是对于特定对象的表达；战国中期以后，有了针对普遍对象的表达，也还有许多篇章的内容是特定性的。

特定性的对象有个别性和类别性两类。个别性的如《论语》，大多是对某个弟子或时人的教诲，以及弟子相互间交流的记录，各条语录原本是对个别性的对象而言。这也正是原始语录体的特征。在这类体式中，语录的意义是由语录句义、语录涉及的对象和语录产生的语境结合起来形成的。阅读这些语录，该落实到语录所及的具体对象或事件中，要知道语录原本是对特定场境中的对象有意义。例如《论语》中多位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当然也不是对某个弟子负责任，对另外弟子应付从事，而是李贽说的“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

另外类别性的，是对某一类对象说的。例如《孙子兵法》，前四篇对统帅讲战略性的问题，中间八篇对将军讲战术性的问题，末篇《用间》对统帅和将军都有意义。所以第四篇《形篇》讲“无奇胜”，第五篇《势篇》讲“以奇胜”，并没有矛盾。因为《形篇》是对统帅讲的，统帅需要考虑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奇”即使获“胜”，也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势篇》是对将军而言的，将军着重考虑具体作战的问题，要求出奇制胜。这样“不敌则避之”（《计篇》）之类的指示也能合理地解释，因为其只是对统帅讲的战争继续与否的原则；假若是对将军而言，怎么可能指示他在寡不敌众时可临阵脱逃呢？显然，对统帅说的，对将军可能没有指导意义。

那些现在看来很抽象的著述，原本也是针对某一类对象的指示。例如《老子》，各章背后原本潜存着特定类别的对象。顾准先生将之分为四类：一类是“王”或“侯王”，也称为“圣人”；二类也称做“圣人”，但不能实证为“王”或“侯王”；三类是“士”；四类是漫不指明的主体。具体怎样分类还要再讨论，但是分清了对象类别的特定性才能读懂各章的本旨是显然的。例如对“士”讲的人生修养原则和方法，对“侯王”“圣人”没有意义；对“侯王”讲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对“士”“圣人”也无甚意义。对“士”“侯王”“圣人”说的都以“道”为根本，但这个“道”的意义各不同——对象的特定性，导致了“道”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

战国中后期，有开始对普遍对象而言的著作。秦汉之间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有贯通全书的结构考虑，更明显为一般性的表达，其中若干章节还是对特定对象说的。但是，不能以为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也是这样的。对某个人当时的需要说的，或是对某一类别的需要说的，其所形成的意义，若作一般性来理解，会有许多难以填平的沟壑。

其次要注意，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著作由章句组成，后期发展到了篇的形式，也还有章句式的表达。这些章句或篇可能是创始人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也可能是门人、后学的思想记录。组合在一起，就有思想流变性的特征。阅读诸子，就不宜忽略其思想的流变性特征。

由这样一条路径，似更可以走近诸子。

（摘编自张涅《走近诸子的另一条路径》）

材料一：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至唐，呈现出非常繁盛的景象。仅是清代康熙年间所搜集编定的《全唐诗》，就已录有二千三百多位作者的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歌，加上近年出版的《全唐诗外编》，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以诗人而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固然是出类拔萃、一代翘楚，在世界范围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其他如四杰、陈子昂、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柳宗元、元稹、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众多的作者，也都以他们独具一格的诗作开宗立派，垂名后世。就作品而言，无论从思想内容的广博深刻、艺术技巧的成熟高超，还是从诗体韵律的丰富完备来衡量，唐诗在古代史册中，都堪称最为灿烂的篇章。鲁迅先生曾风趣地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铁流，摧毁了六朝以来世族地主的庄园经济。李世民建国后，为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缓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使人民减轻了一些赋税徭役的负担，生活处境有所改善，经济有了起色。加上政治稳定，国势平安，出现了“贞观之治”。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唐代经济逐渐发荣滋长，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繁荣达到了顶点。安史之乱爆发，使黄河南北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因未直接受到兵祸侵扰，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加上避难南迁的大量居民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物质财富，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繁荣的经济不仅为为大批文人从事诗歌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由于城市的繁荣，酒楼歌肆普遍兴起，市民阶层的队伍迅速壮大，城市生活的内容较前远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繁荣，中外贸易交通也十分发达。波斯等西域诸国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商贾游人源源不断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充满异国风味的“胡装”“胡帽”“胡乐”……新的景象，新的生活，新的名称，新的事物，为诗歌创作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与经济繁荣相映成辉，唐代国势空前强大，是继汉武帝以后出现的又一封建盛世。在这种社会气象中，人民意气风发，情绪昂扬，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这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对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范文澜同志曾说：“颜真卿的肥字，壁画、雕塑的胖人，韩幹画的大马，都代表盛唐气象。”与书法、壁画的姿态丰盈、雍容大度相互映照，盛唐气象在诗歌中体现为奋发踔厉、高亢昂扬的风旨格调。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边塞诗人雄视天下、豪气喷涌的战斗歌唱，李白诗对祖国壮丽雄伟山河所作的突兀不凡、大气磅礴的描绘和对人生、对前途充满激情、理想、乐观态度的浪漫情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摘编自周圣伟《摭谈唐诗繁盛的原因》，有删改）

材料二：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以杨隋和李唐为首的关中门阀取得了全国政权，使得“重冠冕”压倒了“重婚娅”“重人物”“重贵戚”等更典型的传统势力和观念。官阶爵禄在日益代替阀阅身份，成为唐代社会最高荣誉所在。高宗、武后大搞“南选”，确立科举，大批不用赐姓的进士们，由考试而做官，参预和掌握各级政权，就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如果说，西汉是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铺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环境的征服为特征，魏晋六朝是门阀贵族的艺术，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那么唐代也许恰似这两者统一的向上一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写，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改）

材料一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国古代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之所以能经受住漫长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保持满足人的需求与尊重自然规律之间的平衡，做到既保护自然又利用自然，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福建省的天宝陂始建于唐代，这座集引水灌溉、排洪排涝和蓄淡拒咸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位于河流弯道下游河势较高处，既可拦蓄淡水，又可抵御咸潮上溯。同时，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水砂分离，引清水自流灌溉，在航运、引水、灌溉、泄洪、排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高超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看待。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在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中获得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无序开发、掠夺自然。

当然，自然界的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在尊重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中因势利导，努力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将消极影响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摘编自赵渊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对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滋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蕴含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意识、“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思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自然观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生命之母，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哲学基础。

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独具特色的发展观。唐代陆贽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认为自然生长之物和人力创造之物是有限度的，在使用过程中要有所节制。实际上，“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合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观，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之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国运用制度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历史十分悠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注］。”《周礼》中就有虞衡制度的相关记载，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在我国，虞衡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清代。此外，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也有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规定。重视生态制度建设的观念，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摘编自赵建军《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材料一

我们已进入“万物皆媒”的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存在着“尖叫效应”，哗众取宠的内容容易引起围观，低俗庸俗的内容容易吸引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挤压了红色文化的传播空间。与此同时，融媒体时代，传播手段更多元，传播方式更多样，传播渠道更广泛，这为红色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和多元化传播提供了条件。

挖掘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创作出符合融媒体传播规律的作品，是实现红色文化创新性表达和多元化传播的关键。比如，利用时下火热的短视频传播红色文化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系列原创短视频《真理的味道》，从小角度讲述中国共产党人追寻真理的故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人民日报推出微电影《在场》，通过两个平行时空的间离与融合，重现了过去的历史场景与现在的生活场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雄浑悲壮的历史，彰显出当下富足和平生活的难能可贵。这些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优秀的红色题材短视频一般要具备以下特征：选题角度新颖、内容具有极致的共情力、画面表达富有新意。具体言之，要找到讲述大事件的小切口，找到家国情怀下的小切面，以温情励志、营造情绪、刻画群像等为突破口，让用户觉得作品跟自己有关联。此外，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带领观众“云参观”红色纪念馆、展览馆，并与网友进行互动，在线解答革命历史知识等。

为红色文化插上融媒翅膀，不仅是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更是让红色文化“火起来”。各地各部门应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比如，可以创建红色文化数字化体验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3D影像、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使以前受技术条件限制不能开放展示的红色文化遗物遗址可以视、听、触多维展示，让红色文化在动态、活态传承中增强感染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包世琦《为红色文化插上融媒翅膀》）

材料二

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景进程中，红色在各个主要历史时期，一直在人们的审美意识、情感认知和精神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并具有正向意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红色一直被赋予权威、雅正、热烈、温暖、喜庆、吉祥、美好、成功、富贵、忠诚、希望、力量等积极文化寓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稳定的文化浸润和厚重的文化情结，为近现代红色文化的发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从中国的革命实践看，革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早在1918年11月，李大钊就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揭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嘉兴红船启航，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高扬鲜红旗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进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为现代中国培育和铸就了强大的红色基因，将革命文化赋予了鲜明的红色底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所构建的革命文化，以完整的文化架构和明确的核心价值，为近现代红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红色的推崇，发展了革命文化所铸就的红色品格，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扬红色传统，传承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持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艰苦创业、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接续奋斗，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提出用好红色文化，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强调继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激扬强劲，新时代新征程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的精气神不断提振。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良好的文明生态和显著的实践效果，为现代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摘编自李秀梅《传承弘扬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