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其科学内涵，既要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又要从中国国情农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道路。

一要把握“大国小农”特征。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目前，通过土地流转经营3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其他均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小农”范畴。这种小农户将会长期存在。将小农生产有效引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走“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二要把握基本制度特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一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坚持并不断丰富完善。三要把握发展阶段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任重而道远。深刻把握基本国情特征，我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摘编自魏后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材料二：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农村生产力决定农村生产关系、农村上层建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在农业生产建设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到21世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将“生产发展”摆在开头，再到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将“产业兴旺”置于首位，都凸显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三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与否，会影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当农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时，农村现代化就会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反之，将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要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破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束缚。推进农村现代化，就是将农业现代化的单一力量充实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双重力量，汇集成乡村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看，党的十九大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水到渠成的。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逐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摘编自蒋永穆《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

材料三：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依存，互为支撑。如果将工业化看作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则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将工业化狭义理解为发展制造业，就容易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分割而难以同步推进。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要素循环、商品交换更加顺畅、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撑、有效协同的局面加快形成。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如果就此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认为城镇化会消灭农业农村，又或农业农村将越来越不重要，就难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谬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即便城镇化率超过70%，我国仍会有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这决定城镇化建设不能以荒芜的乡村、萎缩的农业为代价，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通过简单地限制城镇化发展来实现，二者应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主要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后才进入信息化阶段的，而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加快推进阶段就迎来信息化大发展，这为其赶上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提供了重要动能。从实践看，当前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千百年来我国传统农耕场景。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促进了农产品供需精准匹配。甚至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方面，信息技术也展现出积极作用。反过来，农业发展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涂圣伟《在同步发展中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

身体美学这一名称是由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率先提出的。舒氏尝试性地给身体美学下了一个暂时性定义：身体美学就是对一个人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自我的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

盛行西方的意识美学强调灵魂、理念等非身体的范畴，身体美学立足于以身体来反对意识美学的独白，对意识美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囿于意识美学沉重的历史传统，西方身体美学不仅具有各执一端、见仁见智的特点，而且其更多地着眼于“解构”而非“建构”。中国美学非常重视身体践履，注重身体力行，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美学就是直接从身体出发的美学。笔者以为，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意识—概念—宇宙”为思维模式的意识美学的话，那么中国美学则是以“身体—两性—族类”为思维模式的身体美学。

在中国美学看来，意识美学以先验的范畴来整理外在的审美对象，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美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和失去时间维度的僵化之物，而中国古典美学对于认识论的致思进路采取了存而不论态度，放弃抽象概念的讨论和对美的本质的追寻，直抵事物本身，从而达到“身与物接而境生，身与事接而情生”的审美境界，使得外在生机盎然的感性事物灿烂呈现，而这种呈现不仅仅是自然的感性体现，更是生命的象征。另一方面，中国古典美学的很多审美范畴，譬如文论中的形神、气韵、风骨、肌肤、血肉、眉目、皮毛、肥瘦、刚柔等等，其直接就是身体的写照。

中国古代美学还体现在“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的两性关系的对话中。正是基于两性对话的身体美学使我们看到中国美学没有西方美学决然的对立与冲突，而是对话与互补。而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强调的“虚实相生”“刚柔相济”“高下相形”等无一不是两性对话在文学艺术的生动体现。再者，这种两性的对话还体现在“和”这一中国美学审美范畴里，这种“和实生物”，既是两性对话的体现，又是一种“亲密的差异”，这一既本体化又两性化的身体既体现在“嘉会寄诗以亲”（钟嵘）的人我之“和”，又体现在“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的物我之“和”，还体现在“大乐与天地同”的宇宙之“和”。

中国古代美学是一个族类化的过程。这一族类化的思想来源于《周易》的“君子以族类辨物”“万物睽而其事类”的古老思想中。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虽然是对个别殊象的描绘，但是通过殊象却通达了一般和典型的共象，从而使作品既是原发生命机制的“互文之象”，又是在“族类之理”主旋律下作家生命的绵延变奏。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人讲“诗人感物，联类无穷”“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此外，这一族类化思想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核心审美范畴“意境”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因为意境虽然是作者的应时应景之作，却因其将人类的古与今、瞬间与永恒相互沟通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曹丕称文学艺术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成为不朽之盛事，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尼采也把文学艺术看作“形而上学的慰藉”。

总而言之，从“身体——两性——族类”这一思维模式出发，让我们别具慧眼地看到了中国美学特异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也为我们实现中国美学的返本开新提供了新的阐释视野，并从中可能昭示出身体美学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摘编自张再林《西方和中国的身体美学》）

材料一∶

部分外来入侵物种资料

（摘编自《就在你身边!常见外来入侵物种档案》，《光明网》2021年4月1日）

材料二∶

何为外来物种入侵？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义，外来物种是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和生境中建立的种群，当其改变和危害本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其造成的危害就是外来生物入侵。

根据生态环境部去年5月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在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当中，最多的是入侵植物，有370种，占到一半以上；其次是动物，有220种，占到三分之一。

——（摘编自《向外来物种入侵说"不"》，《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9月21日）

材料三∶

外来入侵物种进入国门的渠道和扩散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自然入侵，如通过空气流动、水体流动或由昆虫鸟类的传带，植物种子或动物发生自然迁移；二是人为引进，既有以观赏、饲养、提供食品、景观美化等为目的善意引进；又有无故意但客观上通过各种途径被带入境内的无意引进，载体可以是跨国旅行的行李包裹、海洋垃圾等；还有人为的恶意引进，即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如进境动植物产品中使用假证书等，加剧了动植物疫情传入风险。近年来跨境电商和国际快递行业蓬勃发展，在检疫和监测方面存在盲区和死角，使外来物种入侵渠道多样化，让人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人工种养部分外来物种的现象，加剧了传播扩散。

——（摘编自《“外米物种入侵”离我们很近》，《光明日报》2022年4月22日）

材料四∶

随着宠物经济发展，以蛇、蜥蜴、壁虎为主的爬宠收获了不少人的青睐，羊驼、鹦鹉、芦丁鸡等动物也逐渐走进私人饲养者的视线。这些特殊宠物也被称为“异宠”。日益兴起的异宠市场给生物安全带来挑战。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闻春财表示：“异宠被弃养或者逃跑是出现入侵物种的一个原因。如果这种动物是环境适应能力强、繁殖力高的物种，那么肯定会对本地物种产生负面影响，影响生态平衡。后果比较严重的，还会威胁生态环境，给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授表示：“市民饲养异宠可能带来法律风险，可能承担违法责任。根据今年5月颁布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摘编自《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天津日报》2022年11月3日）

东北地区一个县城的“不夜城”文旅街区经营得很不错，傍晚时分就已人头攒动，才艺表演、风俗展示、地方小吃等不一而足，传统和现代齐聚，欣赏和参与共鸣。当地人颇为自豪晚饭后带外地朋友来此转一转，绝对“拿得出手”。

提起文旅街区，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北京的前门大街、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成都的宽窄巷子等。这些街区建成时间长，社会知名度高，消费形态丰富多样，早已成为所在城市中的一张闪亮文旅名片。与这些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受知名度、游客规模、消费能力等因素制约，可能难以照搬大都市的相关经验，需要寻求切合自身实际的文旅街区发展路径。

中小城市该如何建设自己的文旅街区呢?

一是凸显本地特色。人们之所以去某个地方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地方具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鲜明特点。即便是个小地方，只要特点鲜明，就有吸引人前往的可能。这种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发掘利用。可以说，历史事件、文化遗存和历史人物等是一个地方的独特优势所在，是其他地方即便想模仿或“抄袭”都难以做到的方面。所以，中小城市建设文旅街区，应深耕本地历史事件、文化遗存和历史人物，充分发掘并努力讲好本地历史文化故事，展现特有的民俗风情，最大程度彰显本地特色，并做好文旅衍生产品开发和配套服务，给游客创造美好想象与回忆空间，让人想来、愿来。

二是街区品位要高。中小城市建设文旅街区，绝不是简单竖几个牌子做一点历史文化知识介绍就可以了事，也不应弄成小吃一条街或搞成乡村大集。那些做法太通常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和现代物流情况下，甚至不用到现场都可以实现。从很大程度上说，文旅街区能够“活下来”“活得好”，关键在于其有品位，让游客能沉浸其中，感觉精神上有收获，进而形成口碑效应，吸引更多人前来。这需要当地做好文旅统筹策划，坚持高品位精心运营。一个可行路径是，委托有相关经验的专业文旅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营，通过科学的利益分享机制，引入歌舞表演、技艺展示、互动活动等，切实把街区品位提上去、保持住。

三是及时更新内容。不同于大城市，平日里中小城市的外地游客占比不高，文旅街区接待的多是本地人。如果街区的文旅项目长期不变，难免会让本地民众感觉审美疲劳，提不起兴致一再到访，这自然会影响可持续运营。街区运营方应采取措施，针对街区展演项目、特色小吃、游戏活动等建立和完善更新制度，不断给文旅项目注入新内容，让人们对其保持新鲜感，避免文旅街区热闹几天就偃旗息鼓，而是实现游客“长流”、常来常新。

总之，建设与运营好文旅街区不仅关乎一座城市的外部形象，还关系着广大游客的旅游体验和从业人员的现实生计。期待各地城市管理部门能重视起来，用心用力用情打造高品位、可持续的文旅街区，为活跃夜间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城市品位、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注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马洪超《文旅街区何以持续红火》）

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为诗词之“本”之后，百十年来，“境界”（“意境”）就占据了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核心地位；与此相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贬斥的“神韵”则坠落不名之地。从刘勰的“风骨”、经严羽的“气象”，到王士祯的“神韵”，具有一条清晰并且义理深厚的文脉，这条文脉展示的是我国诗学—美学的精神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

20世纪初，王国维撰《人间词话》标榜“境界”（“意境”）。他称：“词以境界为最上”，“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王国维将其所倡“境界”和严羽的“兴趣”、王士祯的“神韵”放在一个层面上，探论诗词本体，包含了两个误解。其一，严羽固然主张作诗从兴趣出发，推崇“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但严羽论诗并不以“兴趣”为本，而是以“气象”为本。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王国维忽视严羽的气象论而否定其兴趣说，是误作针对。其二，王国维以“境界”指称诗词作品整体。所谓“有写境，有造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即是从诗词作品整体作判断。与“境界”不同，“神韵”不是对诗词整体作判断，而是指诗词内在的、亦即形而上的美学特质和感染力。王国维以“境界”否定或取代“神韵”，也失于针对。

“境界”一词出现于汉代，意指“疆界”。“意境”一词，出现较晚，早见于隋代释吉藏《中观论疏》，其中说：“意境既如此，在心亦然。”因为唐代佛学兴盛，以“境界”与“意境”传译佛经成为盛事，也促发了诗论以“境”论诗，即所谓“诗境”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论诗，只言“境”，偶或言“诗境”，绝少言“境界”或“意境”。王昌龄是史上首次以“意境”论诗的作者，但也仅在《诗格》中两次使用。

以“境界”论诗，滥觞于宋，流行于明清之际。但是，在明清诗论中，境界、意境与气象、意象等概念是被混合使用的，无论境界还是意境，都没有获得重要地位。在王夫之《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三书中，“神韵”出现16次，“境界”出现4次。细读文意，在王夫之的诗评中，“境界”的使用，多趋同于“神韵”之义，可用后者替换前者。

在20世纪初，王国维基于误解而对“兴趣”和“神韵”排斥，并且标举“境界”（“意境”）为诗词之本，开启了后世学者对“境界”的过度推崇。百十年来的中国诗学研究，在将“境界”（“意境”）作为诗学本体加以核心化，并以之为囊括中国诗学理论的最高范畴作体系化建构的同时，极大限度地忽视并排斥了风骨、气象和神韵三个更为根本且更具传统意蕴的诗学范畴的研究。在经历曲折之后，我们应当从尊重历史的原则重新探讨中国诗学本体。中国诗学本体，是一个历史运动之物。从风骨奠基，经气象深化，到神韵定型，这是中国诗学本体建构的文脉深厚的历史进程。

（节选自肖鹰《从风骨到神韵：再探中国诗学之本》）

20世纪中叶诞生的分子生物学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认为生命活动遵循着基本的物理学和化学规律。在分子生物学家看来，生命是一部按照决定论规律运转的“机器”，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提出科学假设，进而通过研究去认识和揭示这种规律。然而，后基因时代的研究揭示，生命并非是这样一架简单的决定论“机器”，而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催生了一种不同于假设驱动的研究 范式——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这种新范式打破了传统决定论的局限性，补充和完善了生命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与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是研究的“初心”不一样。前者不需要假设，不以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为己任，其主要研究目的是去获取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数据驱动型研究的典型代表，该计划的初衷是要测定人类基因组拥有的全部核苷酸序列。在传统的生命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根据某种假设把研究目标锁定到由一段核苷酸序列组成的一个基因之上，进而深入研究其功能或调控机制；而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言，研究者则是通过测定全基因组序列，去发现在这些序列中隐藏着的2万多个基因。因此，数据驱动的研究通常又被称为“发现的科学”。

虽然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的主流，但是，这种研究范式也带有一种先天缺陷。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在其名著《科学究竟是什么？》中指出，基于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之科学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在他看来，关键是怎样获得“事实”，“其中的一个困难在于，知觉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受观察者的背景和期望影响，因而，对一个人看来是可观察的事实，对另一个人未必如此。第二个困难源自对观察命题真假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已知或假设的是什么，这样就使得可观察事实像作为其基础的前提一样。这两种困难都暗示着，科学之可观察的基础，可能并不像人们广泛地和在传统上认为的那样直接和可靠”。

数据驱动的与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研究策略不一样，前者往往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把研究目标分解为若干次要目标，然后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并在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反复地进行完善，通过多次研究逐渐逼近预定的总体目标，每一次重复研究的过程称为一次“迭代”。而假设驱动的研究则追求研究成果的完备性，尽可能通过一次性研究工作，就可以完整地解答科学问题或证明科学假设。

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之“迭代”模式既不属于“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性研究”，也不属于“问题——猜想——反驳”的“证伪性研究”，其研究成果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超越理论框架的“发现的科学”，并不采用传统的归纳方法去追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算法和模型去探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克服了假设驱动的研究范式对决定论和因果关系的偏执，进而形成了开放式研究的认识论 新体系。

（摘编自吴家睿《后基因组时代的生命观与科学观》，《科学》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