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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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脊髓灰质炎通过受污染的水传播，这种会致人瘫痪，有时还会致人死亡的疾病，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让人们惊恐不已。每年夏天，脊髓灰质炎发病人数都会激增，所以母亲都不让孩子去公共游泳池。就连最有特权的人也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病毒学家科普罗夫斯基决心要首先发明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活疫苗含有经过减毒的野生病毒，它会在接种者体内造成轻度感染，进而产生抗体，但不会让接种者患病。相反，灭活疫苗中用于引起免疫应答的病毒经过化学或物理过程已经被杀死了。

然而，生于纽约的索尔克，他将胜过科普罗夫斯基，赢得率先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荣誉。索尔克的疫苗中含有野生的、被甲醛杀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注射到人体内的疫苗，会像活病毒那样诱使免疫系统识别并作出反应，在血液中产生抗体。

但是，科普罗夫斯基等许多其他病毒学家从一开始就坚信，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比灭活疫苗更优越。索尔克的疫苗需要多次注射，后面还需要加强注射，即使这样，似乎也不能阻止免疫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此外，索尔克的疫苗是肌内注射的，不能在咽喉或消化道壁——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人体的主要入口——产生足够强的抗体。

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借由受到污染的水或食物，通过口进入人体，随后在消化道内增殖，又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在没有疫苗的时代，这种感染在大多数人身上的表现都很温和，许多人感染了都不知道。只有在脊髓灰质炎病毒从消化道侵入血液，移动到脊髓和脑时，感染者才会瘫痪，甚至死亡。许多病毒学家相信，用饮料或糖丸接种的活疫苗可以模仿人感染的自然路径，在消化道壁和血液里产生足够强的抗体，从而带来终身免疫。口服疫苗还更便宜。同时，也更容易接种，它不需要请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来注射。而且，它还会存在于已接种者的粪便里，可以在卫生条件较差、水质不洁净的环境中传递给未接种者，在其中一些人体内也激起保护性的免疫应答，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免疫。相应的危险在于，粪便中的活疫苗病毒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突变，重新变成感染性病毒，从而传播脊髓灰质炎，而非保护人们。

制备活疫苗要实现微妙的平衡。科学家需要充分弱化病毒，阻止其致病，但是又不能过于弱化，让它无法造成轻微的感染来激起保护性免疫应答。科普罗夫斯基不遗余力地要赢得这场竞赛，率先研发出最好的活疫苗。他从一位患脊髓灰质炎的29岁男性身上提取了血清和脑脊髓液，直接注射到小鼠脑中。在一只小鼠患上脊髓灰质炎后，他将它的脑和脊髓磨碎，注射给另外一组小鼠，以此类推注射了数组小鼠。接着，他从这些小鼠身上提取出病毒，依序注射到几组棉鼠脑中——同样是将受感染的脑和脊髓注射给每组新的棉鼠。以几代啮齿动物对病毒进行继代移种法培养，这种做法背后的观念是，随着病毒在不同物种间致病且适应，它在人体内致病的能力就会减弱，对于研制活疫苗而言，这个减毒过程至关重要。

1948年的一个冬夜，科普罗夫斯基吞服下自己研制的实验性脊髓灰质炎疫苗——一种含有脂肪的、黏稠的灰色糊状物，用他在组织捣碎机中粉碎的棉鼠的脑和脊髓制成。这种疫苗里含有野生的，但是已经减毒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摘编自梅雷迪丝·瓦德曼《疫苗竞赛》，罗爽译）

①中华经典诗词内容广泛、意象精美、韵律和谐、意境深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与伦理观念，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人们援引诗词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点亮生活、诗化人生。今天，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中华经典诗词可为人们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

②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中华经典诗词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毛泽东同志写长征，开篇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唐朝李白《行路难》说得好：“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骆宾王在《西京守岁》中写道：“忽见严冬尽，方知列宿春。夜将寒色去，年共晓光新。”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从未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拥有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面对疫情，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暂时困难，我们也要有必胜的信念。

③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病情防控这场硬仗的精神动力。从中华经典诗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比如写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看似柔弱的小草、竹子竟也刚毅坚卓、傲然不屈。像“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的诗句，体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越是艰苦卓绝，越是挺身向前，不战胜敌人决不罢休。当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此时，更加需要强化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有了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我们就能坚持不懈、赢得最终胜利。

④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手足情怀，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情感依托。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积极成效。从医务工作者到居家老少，人人都是战士；从定点医院到社区街道，处处都是阵地。“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这些诗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也写出了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牵挂与不舍。这些诗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共情，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⑤积极的精神、乐观的心态、从容的气度，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心理基石。疫情病痛固然可怕，但恐惧绝望却要不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恐慌焦虑于事无补，从容淡定方能进退有据。滋养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经典诗词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挫折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越是急难险重之时，越是要努力保持“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恬淡心境。我们不仅要战胜病毒，更要成为身心健康的胜利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感受到“山头斜照却相迎”的欣喜；才能无比欣慰地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摘编自康震《从经典诗词中汲取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是指干支历中表示季节、物候、气候变化以及确立“十二月建”的特定节令。它最初是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确定，斗柄绕东、南、西、北旋转一圈，为一周期，谓之一“岁”(摄提)；每一旋转周期，始于立春，终于大寒。现行的“二十四节气”采用的是“定气法”划分，“定气法”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15°为一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二十四节气”既是历代官府颁布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中人们预知冷暖雪雨的指南针。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摘编自《中国古人问天的智慧：读懂“二十四节气”》)

材料二：       

公元前1200年的殷朝时期的甲骨文记载了“四方风”-四个方向的风，它反映了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以及四季的变化。这表明，在该时期，“二分二至”的节气体系已经形成。

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已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的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标示了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西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并说明了确定方法。

自1645年清朝《时宪历》开始，“二十四节气”采用定气法计算。“二十四节气”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度所到达的位置。现代“二十四节气”沿用定气法，具体节气时间由专家测算。以紫金山天文台颁发的《天文年历》为准。

(摘编自《“二十四节气”历史溯源》)

材料三：

“二十四节气”客观反映了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状况，是我国物侯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二十四节气”在指导我国农业生产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大实践作用。今天，现代养生更看重节气，如“三月八，吃椿芽儿”，又如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等等。

专家认为，“二十四节气”和相关活动有着凝聚族群、和谐天人关系的重要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对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二十四节气”的作用》)

家园的失落是时代病症

作为普通人，历数我们的种种焦虑，为基本保障、为生活条件、为梦想实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安全感、缺乏确定性、觉得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体会不到信任与支持，凡此种种，这不正是我们“无家”的感觉吗？尽管在家和家园之中我们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遭受恶意的伤害甚至不会感受到敌意，我们可以得到呵护，在遇到困难时会获得照顾与支持。

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从传统礼俗社会进入现代科学理性与法律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一步步失落家园的过程。现代的工业市场生产、大规模的城市生活、科技理性支配和无情的科层制与形式主义法律统治，将人类从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共享天地之中抽离，而将其投入以功利效率的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逻辑组织和运作的各个“系统世界”中，人类身处自己打造的机器般的“铁笼”之中，既失温馨家园，又怎能免得恒久的焦虑？从赋予政府更多的福利保障职能，到重新看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发挥信仰的功能，或以人本主义来平衡科学精神，直到重建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然而，在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基石上，这一切看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的家园并未真正得以恢复，家园失落之痛和如影随形的普遍焦虑之感，至多只能说是稍有缓和而已。

到了全球化阶段，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借助全球流动性增长的各种媒介手段突破时空界限将全世界的人更近距离地聚拢在一起，经济市场、科学技术、科层组织这些系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进一步和深入侵吞蚕食人们的家园，大到各国，中到各地方、各种人群共同体，小到各个家庭，其所能提供的保护屏障一一被穿透，个体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其普遍的支配逻辑中。而焦虑中的人们也将逐渐明了，如果曾经是为了正当的梦想而宁愿舍弃家园、离家逐梦，那么，该到重新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天性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决不可没有家园。

我们不是简单地返回最初的家和家园。人类要往前走，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过去。现代化过程不可逆转，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不时地停下匆促的脚步，反问和澄清这一切的初衷，明白有哪些我们要继续坚持，又有哪些我们必须纠正，哪怕需要为此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之所以说我们正面临重建家园的重大机遇，在于焦虑的普遍性和日益被人们认识到的焦虑的深沉性。如今，焦虑是普遍的、持续的、深刻的，不独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的。而且，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存在状态，在客观上也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决不可能在不重建人类共同家园和不同人群的家园的条件下，继续指望多数人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重建家园中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既是由其历史的位置决定的，也是因其潜在的能量所注定的。当然，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握这位置和转化这能量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更大的自觉性、勇气和信心，也需要创造力。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