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材料一

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新时代领路人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可见考古学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重视考古学乃推进伟大实践所需。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正确历史方向之上。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为我们认清自身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长寿密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学科依托。

重视考古学由顺应时势发展所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揆诸当今世界发展，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自身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味模仿，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倒容易受制于人。具体到考古学，情形亦然。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几代考古学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创获，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只能是“中国的”——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境、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蕴含中国精神的考古学。

重视考古学为文明交流互鉴所重。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如要实现“形于中”而“发于外”的效果，必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考古学自有其得天独厚的特质。因此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比如在良渚古国、安阳殷墟、敦煌学等领域，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各国加深对当令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走好国际舆论氛围。

重视考古学是传承文化基因所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数千年不曾断裂过的伟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毁灭，就在于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也正是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与创新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无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如“中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中”，二是“和”，二者辩证统一。就文化上而言，“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为“和”，“一体”是核心；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讲，“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和”之“中”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之一。对于类似文化基国的提炼，对理念体系的融汇，考古学自然不能缺席。

寻根溯源，保护整理，引领话语，以史育人，终光大文明，贡献人类，中国考古事业无不与增强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可谓其最牢靠的依托和基石。站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空轴线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必定伴随着对文化自信久久不息的重寻、重拾与重塑。相信拥有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定大有可为。

（摘编自王学斌《以考古为依托涵育文化自信》）

材料二

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哪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敬、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我们一个个500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大家知道，考古界关于国家文明的标准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当时，中国考古尚未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归纳总结也未必全面。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标准，给国家文明以新的定义。中国近代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西方传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新方法、新手段，这些都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吸收、实践、消化、创新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近百年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都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其方法、理论、技术思路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类似良渚这样可以成为世界遗产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海昏侯等等。这些就是中国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遗中提出中国有 5000 年文明遗址的底气和实力。

中国考古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追求，有了一大批发现，中国考古学者自身充满了文化自信，也让中国人找到许多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编自高大伦《良渚申遗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拜九叩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选择深入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发生的事情。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和起点。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洗、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战胜邪恶所表现的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制作不够精致、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任重道远。

（摘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2019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促使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95年，又何尝不是一场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精神懈怠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2016年12月《大庆社会科学》）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只有29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201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未来的医疗可能是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人体生理数据传入云端进行分析处理，医生给出诊断或康复建议，甚至为个人定制健康全记录。

未来的教育可能是这样的：个人学习终端融入资源云平台，线上教育机构就会根据学生特点推送相关资讯，特别是培训信息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信息，并贯穿于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尽管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大数据”这个新兴的术语，但正如一篇专栏文章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大数据被称为“碎片中的智慧”，被视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力量，正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消息称，大数据给某搜索引擎公司带来的日均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一年就有八十多亿美元；某社交平台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但上市后拥有一千多亿美元的市值，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数据。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动。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将其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还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众多行业、企业开始使用并利用大数据做出变革，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重要决策都取决于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不少创业者也扎根大数据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机会”；数据技术产业包括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已经成为各路投资者角逐的对象。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片蓝海，比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仓库”在市场上寻求商业效益。

中国有6亿网民，手机设备持有量超12亿台，将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抢占大数据浪潮的先机，广大企业要敏锐捕捉数据背后的商机，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主动推进大数据产业化进程，推出相应战略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和改造IT基础设施，推动隐私保护和公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立法，明确界定互联网数据商业化应用范围、确定数据滥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高数据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合法性。此外，还要资助大数据的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以解决产业发展急需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的人才供给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抢占“大数据时代”先机》）

材料二：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榜，不少知名企业榜上有名。该协会的调查数据还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有被杀熟的经历。大数据时代，要想真正管住企业大数据杀熟的手，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还需要监管技术手段的升级换代。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传统商业道德里，熟客应该享受优待。然而，如今人们发现，熟客往往频频挨宰：个人信息被滥用、给老客户的价格高于新手价、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越多价格越贵。一些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这种怪现象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大都与一款款软件牢牢绑在一起。商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进行量身定制，而消费者对商家的运作方式却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有敢于杀熟的底气，正在于大数据垄断、算法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的便利。

依靠这种便利，无良企业杀熟“杀”得神不知鬼不觉，消费者不仅难以发现，更不易取证，维护权益变得十分困难。而这恰恰也是监管的难点和痛点。面对大数据的个性化、多样化、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传统的监管查处机制显然已不适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保障，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要想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相关部门应在监管的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尤其是提升监管的技术能力，依托新技术，建立如大数据价格监测体系，创建消费者网上投诉机制，对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全面地管控。此外，针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明确界定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从而做到监管有法可依，提升执法效率。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被用来优化服务我们欢迎，被用来精准“杀熟”我们必须亮剑。把个性化服务变成坑人陷阱，既失信缺德，也涉嫌违法。监管层、法学界、商家必须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让大肆薅用户羊毛者付出应有代价，让无良商家不敢为、不能为。

（摘编自高健钧《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

材料一   

来自腾讯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在我国人工智能企业中，辅助驾驶、自动驾驶领域的融资总金额排名第三位，达107亿元，仅次于计算机视觉图像和自然语音处理领域。有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在辅助驾驶、自动驾驶领域的企业仅有31家左右，却拥有排名第三的融资额，意味着投资者十分看好这一领域。然而，实现人工智能与交通的深度融合仍然存在难点。无人驾驶是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应用的核心场景，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城市整体交通运营的综合性问题，包括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规划、智能控制等多个领域，在这些相关领域都取得突破尚需时日。

（节选自林英《人工智能改变传统驾驶，智慧交通离我们还有多远？》）

材料二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全球职场社交平台Linkedln（领英）发布的《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报告显示，中国数字人才储备表现出明显的“南强北弱”，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明显，“技术＋管理”人才一将难求。从职能角度而言，目前中国85％以上的数字人才分布在产品研发类，而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数字营销等职能的人才加起来只有不到5％。虽然当前网络上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但从数字人才的分析来看，大数据分析、先进制造、数字营销等新兴技术相关职能的数字人才存在较大缺口，新兴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滞后和不足。

（节选自林英《我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明显》）

材料三   

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虚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赵展慧《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利器》）

材料四   

随着一款款功能“破冰”和应用落地，随着人工智能在认知和决策层面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人工智能产品将形成一套集成解决方案。来自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当人工智能与其他互补性技术（如机器人）结合时，可生成多种集成解决方案，如自动驾驶、机器人手术，以及能够对刺激作出响应的家用机器人等。

新技术总带来新的担忧和挑战。一份由第三方机构发布的《人工智能影响力报告》显示，目前用户最为关注的三个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话题分别是：自己的工作是否会被取代，AI发展带来的危害，以及AI发展带来的法律、道德问题，几乎都有负面倾向。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快速成长，但真正与人类社会良性互动，还要解决如规范、监管、安全、伦理等诸多问题。

（节选自陈静、秦海波《必须正确地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会失控吗？》）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