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2023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首演的原创作品《九州》以“流行+戏腔”的跨界融合手法收获关注与好评。该作品将流行音乐元素，戏曲腔调与传统川剧巧妙融合，传递出中华儿女同宗同源、血脉相承的爱国情怀，不仅在艺术层面实现了再突破，更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树立了新的典范。

近年来，国风音乐深受大众喜爱，以《万疆》为代表，“流行+戏腔”掀起潮流。该曲推出当年即被媒体评选为“年度十大BGM”，被相关平台评选为“年度歌曲”。作品发行至今持续保持着极高的传唱度，在各大音乐平台，乃至在不少基层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中，已经成为曝光率最高的经典曲目之一，尤其在学生之间广泛传唱，可谓影响广泛。

“流行+戏腔”的风靡，一方面反映了在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大众审美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独特的东方美学重新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主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音乐人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越来越多音乐人的创作自觉。虽然深受西方音乐理论，创作技法的影响，但是现当代中国音乐人积极求变，不断突破，积极挖掘创编素材，跨越中国传统，西方古典与现代音乐的界限，拓宽创作思路，探索中国作曲体系的现代化路径，“流行+戏腔”应运而生。

流行与戏腔通过跨界融合，提升了中国原创音乐的价值内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面向当今时代音乐审美的适应性和可塑性，这一转型为音乐创作开辟了新的视角。“流行+戏腔”自20世纪90年代就悄然走进大众视野，《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等红遍大街小巷。新世纪以来，《故乡是北京》《霍元甲》《梨花颂》《新贵妃醉酒》《北京一夜》等陆续推出，通过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地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等大型演出活动走向大众，逐渐成为中国原创音乐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离不开中国音乐人对作曲技法的突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挖掘。中国戏曲文化作为千年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为作曲家们提供了深厚的养分。通过现代化的作曲技法以及唱腔设计，将传统与现代交织，使受众得以情感共鸣，作品传唱度较高。戏曲艺术原本蕴含着广泛综合的艺术要素，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具备综合性与包容性的主要艺术特征。其音乐素材源自民间，融聚了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与集体智慧，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戏曲即便流传千百年，仍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衍生出“流行+戏腔”这一独具特色的复合性新型艺术范式。这种戏与歌的融合迥异于通俗的流行歌曲，超越了“口水歌”的局限，突显了其艺术性。

中国传统美学理念认为，人声歌唱比器乐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更容易唤起受众的理解与共鸣，以歌词为载体，既能“传情”也可“达意”。“流行+戏腔”通过创新唱腔设计，充分发挥了声乐演唱中的发声、咬字、气息、装饰音等技术技巧，栩栩如生地刻画音乐形象；在演唱中注重字与声、声与情的相互关系，清晰准确地传达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使得高雅音乐与大众生活紧密相连。同时，作曲家以“旋律美”为价值归宿，在创作过程中把控适于传唱的音域，使作品在保持高雅的同时也具有易于传唱的特点，从而取得了深入人心的推广效果。这使得受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学唱并传唱。

“流行+戏腔”的创新传承不仅激活了国民内心的民族文化基因，也为传统戏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此类题材的作品不仅具备高雅音乐领域的艺术水准，也在大众娱乐领域具备了广泛的传播价值。此外，在美育教育方面，这类作品也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故乡是北京》《梨花颂》等作品已被纳入中小学音乐教材，成为课程内容。通过音乐教育的熏陶，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领略中华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融合的魅力，培养他们对国家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流行+戏腔”音乐作品的涌现与风靡，标志着中国原创音乐的一种新潮流。这种音乐形式将传统戏腔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弥合传统与现代，凸显东方音乐美学思想，多维度呈现了国风音乐“守正创新”的理念。这一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在音乐界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得中国原创音乐在国际音乐舞台上有了更加自信的表达方式。

（摘编自陈凯《“流行+戏腔”让中国原创音乐更自信》）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高度，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坚持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是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关系到政党的性质、国家的方向，关系到民族的命脉、人心的凝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文化生态更加复杂，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考验依然严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多样化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要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到文化建设各方面，让文化领域的一切工作和活动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熔铸于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光明前景。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动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

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了谁”的问题上，必须同党的性质和宗旨相一致，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人民既是历史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理所当然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推出更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人民精神层次的优秀作品。要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敏锐发现时代变革的风气之先，自觉响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把艺术创作、学术探索和价值追求融入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教育引导人民、服务社会发展的作用。

（摘编自祖群英《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材料二：

文化创造力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驱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在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守人民立场，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让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热情涌动、文化创新创造源泉涌流、文化创新创造成果涌现。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必须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创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创造的热情，提升人民群众文化创新创造的素质，畅通人民群众投身文化创新创造的渠道，不断激发蕴含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新潜力和创造热情。必须把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将文化创新创造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行业、各领域，才能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然而，在国际话语权斗争复杂激烈的大背景下，西方话语与叙事体系依靠先发优势，目前仍占据相对强势地位。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发展前沿传播理论、运行机制以及传播科技，大力培养国际传播专门人才，深化文明交流互鉴，遵循传播基本规律，全面提升传播效能，汇聚各方资源，凝聚传播合力。必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价值追求，宣传好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摘编自董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样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青年在跟党为现代化奋斗的进程中，高举精神之旗，擎立精神之柱，对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体制高度自信，自身的心理世界不断得到重塑，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得到增强。

同时，作为一种可持续、长周期的精神建构过程，青年的精神现代化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过程。青年是社会活动的实践主体，必须具备与现代化标准相适应的精神状态，其文化心态、思想境界、思维方式、道德水平、心理特征等将直接影响现代化效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及教育的部分提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论及青年的部分明确提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这些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提出对青年的要求，即：青年不光要在知识上有“智”能，更要在精神上有“志”气。立足精神维度抓好“战略性工作”，可从正反两个维度把握。

从正面来说，要以战略思维抓好青年精神世界建设。精神力量对物质生存方式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同时推进，主观世界的改造从来都比客观世界的改造更为复杂、更加艰难、更具不确定性，因此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更长时间、更有挑战的嬗变转化过程。要持续推进青年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建设既要不断实现精神生产的“提质增效”，也要考虑精神生活的“多维需要”，更加注重青年的理想信念、道德品格、人文精神、价值观念等软实力建设，涵养中国青年的现代化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非一个稳固的、平坦的、直线的发展过程，而是充满着风险与挑战的波折式进程。没有强大的信仰力量和精神支撑把中国人民拧成一股绳，现代化的蓝图很难绘就。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同风险挑战作斗争，既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这一过程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

从反面来说，要以底线思维重视青年精神世界面临的“现代性难题”。“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精神之殇不断警醒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我国在追赶世界的进程中也一度出现过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精神物化等不协调现象，这些扭曲、消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难免会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不可避免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已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思想困惑。”从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事件来看，青年阶段是人生中可变性最强的时期，数量巨大的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矛盾、充满变数的群体，他们既具有成长性，也处于不断分化、不断裂变之中，既可以转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用资源和积极动力，也可能是破坏社会稳定甚至打乱、阻断现代化进程的未知因素。精神塑造具有无形性、长远性、复杂性的特征，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青年”这一因变量，应当从战略层面考量锻造青年更为主动、更为强大、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让青年这个重要变量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增量。

（摘编自谭杰《以青年的软实力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材料二：

当代青年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经验昭示着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优势。一方面，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进步的过程。青年群体是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的有为群体；青年人个性鲜明，思维活跃，求新求异，创新是其座右铭。青年能够将思维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相结合，在构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方面，最有发言权。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青年发挥创新伟力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另一方面，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话语生产力又需要理论解释力，这样才能提高话语的表达力和传播力，因此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做支撑。青年善于学习，理论知识丰富，是构建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力军。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明显的中国地域特色，要深入挖掘其内涵、规律。构建现代化话语体系，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地域，内涵中国文化，“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代青年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生力军。在我国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在主导其生成，一个是政府力量，一个是非政府力量。政府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在世界舞台发声的代言人，权威性较高；非政府力量主要是由社会大众构成，但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社会精英是现代化话语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从总体来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主体按照角色大小、地位高低、作用强弱依次为政府、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主体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形。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指话语主体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理论内容展开的逻辑性论述，所构建的话语必定包含着话语主体的立场观点。普通大众在话语创制方面的声音微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容的丰富性和受众的广泛性。青年从人民中来，以爱民为民为责任担当，时时把对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能够为建构大众化、通俗化的现代化话语而献智献策。在数字经济时代，青年在网络空间有很大的活跃度和话语权，借助新媒体科技，已取得的现代化话语成就可以在海外加快传播速度、扩展传播范围，与此同时，青年利用互联网学习借鉴西方话语中的有益成分也有助于充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青年群体是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股强势力量，面对西方在现代化话语权方面的垄断地位，青年人思维活跃，敢于提出疑问，突破陈规，这有助于强化青年人的理论自觉，突破西方话语崇拜，改变信守“洋教条”的定势，扭转我国在现代化话语场域中的不利局面。

（摘编自姜海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青年责任与担当》）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推广优良品种往往伴随着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极有可能导致物种的单一化。一旦遇到特大病虫害爆发，就会难以抵挡，形成全局性的灾难。前些年，世界水稻曾经历过一场空前的灾难。一场突发的水稻黄矮病在全球大肆施虐，科学家们曾竭尽全力试图在现存水稻品种中寻找一种能够救治此病的抗病基因。也许这些稻种血缘太近，在遍查了四万七千种水稻后都没找到所需的抗病基因。他们的搜寻不得不转向血缘关系最远的野生品种。最后终于在印度山谷里找到一株野生水稻，它含有合格的抗病基因，从而挽救了全世界的水稻。

同理，一种迅速扩张的强势文明也会像推广优良品种那样，让人类文明呈现出一花独放的清一色局面。问题是，这种日益趋同的人类文明是否也会像物种单一化那样，潜伏着让人类遭受整体罹病的危险？

纵观全部文明史，可以看到在多数情况下，人类文明总是呈现多样化。通常，各种文明并不都是齐头并进的，它们的发展也总是不平衡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生命周期”，它们都必然地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鼎盛、衰落，乃至消亡的整个过程。一旦某种文明蕴含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发展成一种能对世界文明整体产生巨大而又深远影响的“强势文化”，它就会像作物优良品种那样，以高屋建瓴之势无可阻挡地向整个世界迅速扩展，打破原有的多样性文化格局，排挤形形色色的本土文化，成为独占鳌头的“主流文化”。这种一统天下的态势不可避免地会使世界文化走向单一化。

两百多年来，以西方文明为本体的现代工业文明异军突起，崛峙为一种迄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是咄咄逼人的“强势文明”。这种文明借助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发达的交通运输，迅捷的信息传送，以及遍布全球的金融贸易网络，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在极短时间就将其推进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简直就像一台超强马力的巨型“推土机”，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整体球面上任意地纵横驰突，往来推碾，一时间大有铲平一切异己文化之势，使得人类文明空前的模式趋同、价值趋同与形态单一化。说起来真叫人腻烦，今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在同一时刻，喝着同一种罐装饮料，观看同一场足球决赛，欣赏同一部电影大片，或是坐在同种类型的电脑前，使用着同一家公司开发的电脑软件，玩着同一种电脑游戏……

一种文化的核心之处往往寓于它的哲学与宗教之中。植根于古希腊文化的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尽管它今天盛极一时，如日中天，却也并非十全十美或有望永世其芳。这种文化与生俱来地带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一个是它没能跟自然和谐，在与自然的关系上都郁纡着一段发自本源的对立情结，并在它走向强盛的数百年里，让此种对立充分展露。时至今日，它已彻底打破了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长达170万年人类与自然一直保持的和谐关系，而且这种紧张与对立已经危及今天人类自身的生存。此种文明另一个根本性弱点在于它的“竞争”哲学。任何立足于“竞争”的理念都是重实力而轻德素的。它不仅在本质上是疏离“善”的，而且从不否定人的“原始欲望”，更不需要根除近乎原罪的“人性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只需限制它，规范它，通过制定些法律，立下些规矩，借以保障人类社会不致因恶欲泛滥而走向毁灭的结局。同时，它还要有意地利用人类这种古老欲望，“相反相成”，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无所不在的竞争正是这种文明外表繁荣而内里残酷的症结所在。

人类现代文明确实是整体性患病了。这种发自本源的疾病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这种文明的整体罹病靠其自身是无法治愈的，你不可能在这种文化自身之中找到足以让其自愈的“抗病基因”。也许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到“血缘”关系最远的某些人类文明中寻求根治现代文明顽症的良方。英国学者彼得·罗素认为：“我们可能生活在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的时期……我们的文明终将衰落。它自己已经证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也许在最原始的、物质匮乏的地域中保持着某些当今世界最为淳朴高尚、最能和谐自然的人类文明。他们可能是一些“土著人”，但是彼得·罗素寄希望于他们。如此看来，这些淳朴民族所聚居的僻远之地完全有可能成为续接人类香火的“诺亚方舟”。

对我们来说，最明智的选择也许就是像保护濒危珍稀物种那样保护我们的“诺亚方舟”。

（选自詹克明《空钓寒江·保护“诺亚方舟”》，有删节）

材料一：

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台阶。然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接受的主体。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它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品的各种成果。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而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这就是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正是因为“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才能如此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才能真正圆满实现。

（节选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材料二：

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对于诗歌的精神生活需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所谓“天意”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间的主体就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诗歌作品满足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在中华诗词文化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性诗词文化的精神接力和审美传递，中华诗词文化的主旋律和正能量才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性诗词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与推广。我们不仅大力挖掘中华古典诗词的人民性文化资源，而且全力弘扬中华近现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精神，由此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前贤的基础上努力开创中华当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中华人民性诗词文化的当代价值，比如从政治思想、社会建设、文化传承、历史积淀、审美趣味、学术资源等等。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教文化传统中，始终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儒家民本主义诗学血脉。从屈原到杜甫再到龚自珍，中华诗词的儒家民本文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封建忠君思想而加以否定，只要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合理的扬弃，中华古代儒家诗教文化传统就能转化为中华当代人民诗教文化新传统——这已经在中华诗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得到证明，而且在中华当代诗词文化建构中也取得过成功经验。只要我们的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坚持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现代化建设中探索出一条中华当代人民诗教的新路。

（节选自李遇春《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演变、当代形态与价值》）

材料一：

在网络修真小说之中，常常有今不胜古的时代感慨——古代仙器法宝的价值和内涵力量，往往超过较近的时代；可对于网络文学本身参讲，却是古不胜今。现在再看看十五年前、十年前，甚至是三四年前的作品，都会感到哪怕作者在文笔、内涵、火候等方面的深厚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现在顶级的网络小说创作者，可在创作的类型和形式上，却已经只能用“时代的眼泪”这个词汇来形容了。随着2012年以来“超级 IP时代”的到来，得益于文娱行业的深度介入，网络文学发展演化的速度，像是按下了一个十倍的加速按钮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网络小说正处于它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有挑战的时代，或许可以用“白金时代”这个对网络小说创作者来说比较熟悉的词语来命名。

新的时代力量和平台力量，将不同领域的文学资源重新聚合了起来，并通过一种最符合市场经济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像山洪一样裹挟一切的强大合力。在这种时代力量下，文学资源的重新聚合，正在达到甚至超过近现代文学初创时期的那种超强生命力，甚至攀越并“超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小说时代——获得比明清时代更高维、更多场景的孕育文学生命之力。

话说回来，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民国时期现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同现代工业条件下印刷出版业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种时代和平台的变革，是文学形态本身创新的一大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变革力量和出版行业环境的整体变化，同样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石昌渝先生曾经评论说：“中国书籍形制，从甲骨、钟鼎、竹简到丝帛，都不可能、也不屑于承载供人们消遣的俚俗的白话小说。它们的材料和书写成本都太昂贵……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而且是在印刷业发展到商品化程度较高、一般出版物可以为社会有闲阶层购买而出版者又有利可图的时候，白话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才能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到了清初的金圣叹年代，本被清高文人们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俗文”如《水浒传》等作品，已经能够入堂堂之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阅读谈论的作品。到了《红楼梦》时，评价就已经是“书中无一正笔，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了。“小说俗文”的力量，就此勃发喷涌，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在一个时代里彻彻底底地更新换代。

从历史来说，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发达和兴盛，往往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社会经济基础的兴盛，是通俗文学勃发的根本基础。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和平台条件……构成文学“形态”、行业“业态”以及产业“生态”系统重塑的核心力量，再加上我们所说的受众需求如网络青年“心态”、从媒介之变到网络连接的“状态”——这“五态”就构成了考察“新时代、新文艺、新网文”发展态势的最好景框，中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和产业平台，正赋予网络小说一种独一无二的“五态”。反过来，亦是如此。正是这“五态”的发展演变，让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学的心态、形态、状态、业态和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与趋势，何以成为映照“中国好时代”的最佳文本、故事和影像。对于当今时代的网络小说来说，最大的幸运，或许就是身处在这个正在促成中国文学再度更新换代的大时代之中吧，并且成为映照、重组甚至开创这个“中国好时代”的最佳故事。

(摘编自庄庸主编《中国网络文学阅读核心书目》)

材料二：

对于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有人形象地称之“野蛮生长”。这个比喻暗含的判断是：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显得滞后且零散，双方未能形成必要的互动。但近年来，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与日俱增，通过接受网络文学参与重要评奖、吸纳网络文学作家进入作协、设立网络作家协会和专门的网络文学奖项、为网络文学编年和写史等，明确地表达了接纳并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的意愿。

然而，网络文学的特殊性，恰恰也在这里。无论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反应滞后还是及时，评价零散最还是密集，接纳是被动还是主动，似乎都不曾从根本上影响其发展。从过去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网络文学表面上以某种“自在”而“自为”的状态在发展，其内在逻辑实则不无矛盾。

一方面，网络文学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容纳广阔的题材、丰富的类型和多样的风格，简直称得上“网罗文学”。随便点开一个网络文学网站，题材类型应有尽有，作品分类混乱芜杂。有人或许会认为：分类标准的杂乱反映出兼容并包的心态，这正是网络文学生长壮大的根基。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文学又始终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强烈冲动，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学。网文圈的作者、读者和观察分析者，非常乐于将此前所有文学统称为“传统文学”，以显示网络文学具有无可替代的当下性。他们甚至发明了“传统网文”的概念，以期待更具新鲜感的网文出现。网文圈还形成一套迥异于“传统文学”的评价方法：描述阅读趣味，有“快感”“爽点”“梗”等名词概念；评估作品潜力和影响力，则有点击量、订阅数、打赏和互动数等量化指标。

(摘编自徐阿兵《网络文学，只是“网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