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心理健康服务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心理健康服务起步较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仍显落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无法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本土化心理理论缺乏。我国本土化心理理论建设滞后，心理服务缺乏本土化理论指导。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主要使用西方心理理论。中国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因此需要加快我国心理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并将理论应用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当中，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亟待完善。在机制方面，我国的心理健康机制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对各类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管理与指导缺乏统一的标准，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尚待完善，普遍存在机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在队伍方面，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并不理想，从业人员专业背景复杂，心理专科人员数量不足，服务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进而制约了我国心理服务事业的发展，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大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大部分民众对心理健康这一概念还十分陌生，甚至存在心理疾病污名化的现象：有的人将心理咨询等同于算命；有的人则害怕心理咨询师洞察自己全部的内心世界，还有的人认为只有精神病人才会去做心理咨询。一些需要心理援助的民众，没有寻求心理援助的意识，从而加深了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

（摘编自陈小莺《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材料二：

【注】按照经济地理要素，我国通常会划分为四大地区，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0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数据来源：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数据来源：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材料三：

1．指导思想

按照《精神卫生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法律政策要求，落实健康中国建设战略部署，强化政府领导，明确部门职责，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加强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培育心理健康意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2．基本原则

——全面普及和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强化心理健康自我管理意识，加强人文关怀和生命教育，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与歧视，预防和减少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

——党政领导，共同参与。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领导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单位、家庭、个人尽力尽责。

——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各地实际出发，将满足群众需求与长远制度建设相结合，逐步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坚持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提高和个体心理疏导相结合，满足不同群体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科学、规范、有序发展。

3．基本目标

到2030年，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普遍提升。符合国情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势头得到缓解。

（摘编自《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材料一：

由联合国主办的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4月8日至12日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4000多人将出席大会。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40年后的今天，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日趋严重。本届大会将对第一届世界大会通过的《关于老龄问题的国际行动计划》进行修改后通过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并制订一个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期战略。

据联合国的统计材料，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3个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到2050年，西班牙老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2%增长到44%，意大利将增长到42%，而日本将达到60%。此外，俄罗斯、瑞典、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等国也将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迅速增加。这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人均寿命1950年只有44岁，目前已经提高到66岁，到2050年时将增加到77岁。

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给予这个问题更大的重视，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据了解，与会各国代表将在本届大会上就老年人医疗政策、社会保险政策、退休金制度和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和借鉴。

（摘编自刘瑞常《综述：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注目》，央视网2022年4月7日）

材料二：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称为老龄化社会，达到14%称为老龄社会（深度老龄化社会），达到21%称为超老龄社会。

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预计205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4.25亿的峰值，占总人口比重为32.9%～37.6%。

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人口3660万，预计2050年将增至1.59亿，高龄老人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健康问题，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增长将弱化家庭养老的功能。

2020年老年抚养比为19.7%，预计2050年突破50%，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需要抚养一位老人。抚养老人和养育小孩成本高昂，年轻人两头承压。

中国人均GDP接近发达经济体下限，但13.5%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10.8%的平均水平，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双重压力。

图表1：近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图表2：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用时（年）

（摘编自任泽平《泽平宏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五大趋势》，金融界2022年3月8日）

材料三：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比“十三五”时期要大。1962～1976年婴儿潮人口在未来5～10年进入老龄化。预计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60年的35%。

中国的老龄化还在快速发展，预计2050年将达到4.5亿老年人口规模，必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正在考验中国人民的智慧。

首先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可怕也不应该怕；同时要明白，人口老龄化即使是人类自身演化的结果，却可能是中国21世纪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和挑战，所以一定要认真应对。

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一种人口现象，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遵循人口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实行“延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并坚持二者并举。“延缓战略”，即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人口老龄化慢下来。人口老龄化既然不可避免，就要学会适应它，实施“适应战略”。要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使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与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

（摘编自王桂新《中国人口老龄化：未来挑战与应对策略》，《国家治理》2022年5月下）

材料一: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地下水问题已十分突出，但事实上大部分国家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枧。联合国2022年度《世界水发展报告》的主题为“地下水：变不可见为可见”。正是由于地下水的“不可见”，在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时，也造成了“不可见”的后果，包括看不见的地下水超采，看不见的地下水污染，看不见的地雨沉降，看不见的海水入侵，看不见的与地下水有关的生态环境恶化。地下水的“不可见”也变相阻碍了人们对问题的重视，由于地下水缺乏直观性，除了专业研究人员，社会公众一般对这些问题之缺乏概念或了解不多，相比“可见”的地表水、自然也就降低了对地下水问题的关注程度。然而地下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地质生态环境功能因素，地下水及环境关系到每一个人，需要让其“可见”起来。

(摘编自陆垂裕，何鑫，唐克旺《全球地下水问题及应对策略探讨》)

材料二:

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于2021年12月l日正式施行。《条例》的实施，为我国地下水监管和执法工作提供了规范化依据，对于保护、利用好宝贵的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华北地区就开始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到20世80年代中期，年开采量就达到了200亿立方米，到2017年增加到363亿立方米。当前，华北地区地下水储量与1980年相比，累计减少了1800亿立方米；严重超采区面积达到了10.86万平方千米，这部分区域均存在深层超压超采情况；另外还有7.24万平方千米的浅层严重开采区，这部分地区2020年地下水超采量达到了55.1亿立方米,2019年曾高达95.8亿立方米。历经将近50年的地下水开采及超采，华北平原已经形成了沧州、德州、冀枣衡三大环渤海漏斗区域，面积超过了72万平方千米。

地下水污染不同于地表水污染，不仅监测困难，而且治理的难度也比较大。一方面，地表污染物进入地下含水层及在含水层中运动的速度比较缓慢，如果不对其进行定期监测，通常是不易发觉的；另一方面，地下水污染源来源多样，土壤污染、地表水污染、各种污染物的渗透及吸附，均能够对地下含水层造成污染，是多种污染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治理成本高。近年来，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容量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污水排放量大幅度增加，因资源投入有限、管网建设滞后、维护不够及时等原因，污染管网渗漏比较严重，对地下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外，部分超采区重化工业的发展，如石化行业的勘探、生产及堆放等，也会因为地面沉降、地下漏斗的存在，使得污染物加剧渗透到地下含水层。同时，这些超采区进行的地下工程建设，如修建地铁等，也会导致地表水污染直接进入地下含水层，或是不同含水层之间呈现交叉污染。

(尤彧聪、易露霞《看不见的地下水超采和污染》)

材料三：

在全部水污染问题中，没有什么能比大面积的地下水污染的威胁更令人担忧的了。无论任何地方，在水中使用杀虫剂必定会污染水质。大自然不会在封闭和相互分离的区间运行；水的循环过程也是如此。雨水落在地面，通过土壤的细孔和岩石的缝隙渗入地下，并不断深入，直至到达一个所有缝隙都充满水的地方。那里是一个黑暗的地下海洋，起于山下、没于谷底。地下水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它在看不见的水系里流动，直到在某地以泉水的形式冒出地面、或者被引进一口井里。但大部分会补给到溪流和河水中。除直接进入河流的雨水和地表径流外，所有在地表流动的水都曾是地下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地下水污染就等于全部水污染，这是极其可怕的。

(摘编自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

材料一：

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于将绿色发展理念融汇到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来性目标，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58亿吨。中国坚定不移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大力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初步柱算，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8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4.7%，其中，风电、光电、水电、核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2.8亿千瓦、2.5亿千瓦、3.7亿千瓦、4989万千瓦、光电和风电装机容量校2005年分别增加了3000多倍和200多倍。

图1   2011-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国内生产总值

图2   2011-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盘

（摘编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材料二：

在碳减排、碳交易、碳足迹、低碳，甚至零碳中所说的碳，指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排出的各类温室气体。为了便于统计计算，人们把这些温室气体按照影响程度不同，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所以大家常常用二氧化碳指代温室气体。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经济发展由高耗能、高排放向清洁、低能耗模式的转变。碳中和是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一般指一年），人类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碳总量，与通过植树造林、工业固碳等吸收的碳总量相互抵消，实现碳净零排放。碳达峰与破中和相辅相成。由于植树造林、工业固碳等所能吸收的碳总量相时固定，远选少于工业发展所排放的碳量，所以，为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必须通过制定并实施碳达峰方案，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趋势。此外，碳排放峰值并不是越高越好，峰值越高、碳中和的难度越大、耗时越长。

（摘编自《碳排放峰值越高越好吗？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年10月13日）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将是一场长期、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7月16日上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伴随着这一市场的启动，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就此成立。如何进行碳交易？举个例子，一家电力企业每年碳排放配额有600万吨，如采做到了很好的节能减排，只排放碳300万吨，则剩余的300万吨额度可以出售，卖给其他排放额度不够用的企业。而这个交易，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上完成。

“国内外实践表明，碳市场是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目标的政策工具。”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与传统行政管理手段相比，碳市场既能够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能够为碳减排提供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并且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认为，未来“双碳”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个是低碳科技的攻关，另一个是全民减碳意识的增强。在他看来，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将会极大推进“双碳”工作，因此需要我们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也很关键，“双碳”工作的这“最后一公里”需要每个人的低碳足迹来“填满”，绿色，出行、简约包装、垃圾分类……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供推动力量。

（摘编自《碳排放权交易，中国大步踏出自己的路》，人民网，2021年8月3日）

材料一：

为促进我国文化行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2019年12月，相关部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国家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发布文化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局优化。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鼓励各地区突出特色、体现差异，保护文化生态，鼓励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开展文化产业合作和帮扶，支持文化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文化产业。

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整体发展持续向好，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方面，主要趋向于产业的较快增长与结构的持续优化，文化服务业创收能力不断提升，为文化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逐渐实现行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将成为今后我国实现“文化产业政策法制化”的重要举措，成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不断发生“化学反应”，从舞美设计到文物保护，从互联网在线直播到博物馆数字化展陈，文化领域各行各业纷纷插上科技的翅膀，科技对文化产业的推动力愈加强劲；新技术与新业态激活新动能，文化赋能各行各业，“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服务”“文化+金融”已成为各地区域文化发展的亮点和特色，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的互动和融合，不断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推动文化产业新发展。

（摘编自《2021年中国文化市场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二：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从文化产品的工业标准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次消费的角度进行界定。文化产业是以生产和提供精神产品为主要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的文化意义本身的创作与销售，狭义上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音乐创作、摄影、舞蹈、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

（摘编自前瞻网《2021年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互联网+文化”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

材料三：

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共建、共赢、共享”。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挖掘最广泛的产业升级空间，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渐成为业内共识。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院长柳斌杰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把握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念也逐渐发生改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应如此；二是要打造文化新空间。文化的空间是广阔多元的，但打造新空间一定要打造真善美的新空间；三是要加快文化与产业、资本、经营、市场、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

新科技催生文化新业态，新科技促进文化新升级。作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深度参与者，完美世界游戏近年来积极探索文创跨界，如《诛仙》手游联动南京夫子庙、敦煌文化，展示秦淮、敦煌千年文化风韵等。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完美世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CEO萧泓表示，随着产业的日益成熟，单纯靠技术驱动或文化特色创造产业奇迹将越发困难，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必须与时俱进。而借助文创化思维赋能，不仅能够推动文化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也将加快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这种大融合、大跨越的发展趋势下，中国文化产业将会孕育更多发展的新空间。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在哪儿？听听他们怎么说》）

材料一：

自从大约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冷的地区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风霜的侵袭。人们开始实验用各类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以御寒和防晒。世界各地独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把植物转化为布匹的方法，棉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人类的栽培更进一步地改变了棉花。一开始，棉花只是一种杂乱的多年生灌木或矮树，有着坚硬外壳的小小的种子，上面覆盖着粗乱的很难区分开来的绒毛；人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紧凑的矮小的一年生植物，种子上长着大量的白色长纤维，很容易开花结果。棉花种植者小心地进行实验，把它培育成可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布料需求的作物。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速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

（摘编自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材料二：

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时期，棉花及棉织品开始传入中国。西汉时期，海南岛居民已经开始种棉织布。不过棉花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大范围普及，仅在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省份种植。宋末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黎族人那里学习了纺织技术。技术的传授、工具的革新，使得棉花种植在江南地区快速推广。元代时期，政府重视农桑，棉花种植完成了由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黄河流域的空间分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宋书籍中最早出现“棉”字，到清代，棉或棉花最终成为习惯用语。元以后的诸多农史文献，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都有对棉花种植情况的详细记载，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棉花种植“寸土皆有”。

（摘编自曹瑞臣《棉花的全球传播》）

材料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我国棉花产业“大而不强”，棉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在“种”的环节，存在品种多而杂乱、种植户只求产量不重质量的现象；而在随后的收、储等环节均存在规模化不足、分级不清的情况，导致一些高端纺织企业宁愿加价进口国外高端原棉。近几年，我国棉花产量较为稳定，总体维持在500万吨以上；我国棉花进口量和进口金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20年中国棉花进口量为216万吨，同比增长16.8%。进口金额为3565.2百万美元，同比下降0.1%。据悉，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每年需进口150万吨左右棉花。我国积极拓展进口渠道，加强与巴西、印度等重要棉花生产国合作，确保国内棉花供应链稳定。此外，为防止棉贱伤农，维持棉花价格的相对稳定，我国采取了灵活高效的价格调控措施，既能够激发棉农的种棉积极性，满足纺织企业的生产需求，又能够让纺织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2021年中国棉花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

材料一：

【注】MCN，一般指多频道网络。目前MCN平台按照业务类型，可以分为短视频、电商、直播、社交、资讯、垂直平台。

材料二：

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指的是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基础，聚焦网络流量和粉丝形成定向销售市场，衍生出各种新的消费模式的网红经济产业链。网红经济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网红经济也迎合了大众猎奇的消费心理和需求，因此能被人们快速认可、接纳和追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丁真带火了四川甘孜理塘的旅游，李子柒对外传播了中国文化，网络直播还可以进行公益宣传和公益扶贫等。

随着网红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乱象。比如，网红明星偷逃税、“直播带货”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水军”刷单以及流量造假等。这些乱象是网红经济中不健康的成分，引发恶意竞争，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无外乎人们存在投机心理、法律意识淡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滞后，无法发挥引导和保障作用。要避免网红经济乱象，使其既符合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又能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良法善治解难题。

网红经济乱象治理需要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网红经济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多元化、个性化和共享化的购物体验。与传统经济不同，网红经济消费模式由“需求—产品—消费”变为“内容—需求—消费”，消费场景从线下到线上，这种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的变化均会产生新的法律问题，比如直播平台是否存在数据造假、线上产品的质量是否合格、网红明星的税收是否合理等问题。因此，治理网红经济乱象需要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律制度回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调整和完善，提供法律引导和保障。同时，经济法作为公平分配法，应针对网红经济乱象中的税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做出回应性立法，发挥调整功能，从整体、全面和长远角度推动形成数字经济法治、依法规范分配活动、保障分配秩序，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保障网红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摘编自赵莹《以良法善治促网红经济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优秀的网红可以为大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会传递正能量，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应有的美德。如李子柒不但让中国人感受到了本国文化，也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她的成长故事为无数青年带来了正能量，走红不靠炒作，靠的是一步步的努力，为了制作一条有质量的视频，她离开家乡四川远赴甘肃学习兰州牛肉面的做法，就算要花三个月，也不会随随便便地靠糊弄来欺骗她的观众。这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的道德价值观，也激励着当代大学生们去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去用真善美的道德观为自己的人生引航。

负能量网红会误导消费者，模糊观众的价值观。现在各大平台上的网红们道德素质参差不齐，由于这一行的入行门槛并不高，很多网红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个人的道德观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网红为烂脸的假货说着好话，有些为了金钱销售三无产品，有些在传播低俗的视频，有些甚至在成名以后沾上了罪无可恕的瘾。再加上我国的网络监管并不是毫无死角，这些网红传播出来的观念也就为大学生们提供着负面信息。他们很容易把这种不好的想法当作自己的个性，去模仿这些道德败坏的行为，从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摘编自赵安策《网红经济影响下青年大学生价值观走向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