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革命根据地灾害治理措施的特点和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党和苏维埃政府相比。俄罗斯在灾害防治措施上的不同。
材料一 1899年，赢得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为了巩固其在“南满”的统治，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实施了城市“电气铁道"筹建计划，早期有轨电车有1921年生产的带空气制动器的“41型"，有1925年5月生产的带转向架的“301型”，还有1928年6月生产的“满铁”。白色电车专供外国人乘坐，中国人只能乘坐红色低级“劳工车”——侵略者将现代交通的文明成果带到这座城市的同时，也将殖民地的耻导深深地烙在大连人民的心里。
——摘编自老海《大连百年有轨电车》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连市交通公司的带领下，大连有轨电车得到了大规模修复和发展。20世纪50一60年代是大连有轨电车发展的巅峰时期，总长48.9千米，车辆144台，职工5000余人，日均客运量45.33万人次。所有市民均可乘坐，为人津津乐道。大连有轨电车成为当时市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据《大连公交110周年》等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早期大连电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连电车服务恢复与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从政治层面来看，周初统治者对商代天命神学观进行改造，宣称天命并不是永远眷顾商族，天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老子与孔子的重民思想开始体现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强调一切行动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在孔子的眼里德是君主仁厚，在孟子的眼里德是君主要行仁政，但德都不过是对君主的一种人格要求。然而周朝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对于君主德的要求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不少思想家对于君民关系、甚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君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代天治理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人民通过非常措施，把君主推下台，另立新的君主就是正当的行为。《左传》“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便是这些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侯荣华《从政治角度看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儒家民本思想在理论上最致命的一条是以“治权在君”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以“贵贱有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原理，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用今人的尺度衡量，这种坚守等级法则的“以民为本”，即使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也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这种理想化的王者在人世间无处寻觅。儒家民本思想以规范性思维作为其显著特征，并以调整政治关系为其主要功能，而各种规范性，限定性、制约性的因素通常会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当权者背离民本思想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公认的政治准则，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这类现象尤为显著。那些欲保帝位的人总是以“敬天畏民，与民更始”为修饰，那些谋夺帝位的人总是以“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为口实，那些夺得帝位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标榜。
——摘编自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民本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不能得到全面实现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救济及扶贫工作，在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一方面开展直接救济，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开展以工代赈，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改造，使人民树立起积极参加生产、努力脱贫的意识。
——摘编自谭忠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历史及启示》
材料三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但少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凸现。1986年，政府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为此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1994年，中央政府专项安排了“贫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资金，运用“造血式”扶贫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此外，还建立了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推行了最低生活救助、劳动力转移、科技扶贫等多元化扶贫措施。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6年的206元增加到1993年的483.7元；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
——摘编自《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扶贫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陕甘宁边区扶贫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6-1994年中国改革农村扶贫机制的影响。
材料一 夏周时期，仓储制度已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汉朝除中央直接管理的太仓、甘泉仓等仓外，郡县两级、各诸侯国、军队特别是边防兵系统也建了粮仓。隋唐两朝，规定官仓主要用来储存国家租赋收入的粟米。宋朝时期，正仓主要征收皇粮国税，各州县义仓，主要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粟米，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嘉靖十四年，户科给事中管怀理言仓场钱粮皆户部职掌”，清代政府为调整地区间粮食流通，设江宁仓、台湾仓、社仓等，社仓于每年青黄不接时出借，以平复物价。
——摘编自李春媚《论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及现实思考》
材料二 隋唐时期是中国粮食储备辉煌发展的时期，其中位于洛阳的太仓（含嘉仓）是专为皇室、京官提供俸米的粮仓，主要盛纳全国州县所交租米，被称为古代中国最大的粮仓.下图是唐代含嘉仓十九号粮窖出土的四方铭文砖及铭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粮食储备的社会功能。
(2)根据材料二，提取含嘉仓四方铭文砖的文字信息，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内容对研究唐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宋朝在太祖时期就设有常平仓、广惠仓等，遇到灾荒之年可开仓赈济。……地震后会导致山崩、决堤等一系列灾难，宋廷为清理震后杂物及兴修工程，遂招募灾民中的壮年参加工程建设或挑选壮年入伍，给予一定的补偿。“或放令前去别州，或相度判给与民田……”，如孙子秀知金坛县时，“淮民流入以万计”，孙“赈济抚恤，树庐舍，括田使耕。”孝宗隆兴元年成都地震，“诏令医官局于见赈济去处每处差医官二员，将病患之人诊视医治，所需药物从和剂局取拨。”“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贱卖耕牛以苟朝夕，涣在澶。尽发公钱买之，明年，民无牛耕，价增十倍，涣复出所市牛，以充直与民，涣民赖不失业。”
——摘编自张釜《宋代地震灾害及其救治措施》
材料二 民间救助是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而兴起的。从救助活动主体来看，参与城市民间救助的成员涉及工商业者、官僚士人、佛道人员等众多社会群体。……相对而言，作为市民阶层主体的工商群体最值得关注。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各种社会救助，固然与传统施恩思想和官方政策的鼓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
——摘编自陈光灿《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官方赈济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救助兴起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发生过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粮食生产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粮食格局，还对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今。第一次粮食革命发生在宋代,标志性事件是来自于越南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首先在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开始种植,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水稻种植区；第二次发生在明末清初,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美洲等地的一些特有物种传播到中国,其中粮食作物以玉米、马铃薯﹑番薯为主,它们能在较恶劣的条件下生长，不占用平原耕地又被称为“高产旱地作物”，改变了我国此前以稻、麦、粟等为主的粮食结构，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粮食系统。
——摘编自刘宇杰《告别饥荒——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53年，我国对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1954年，国家征收粮食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粮食库存量增加了51%有效缓解了粮食问题。同年，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粮食增产信贷法令”，发放信贷120亿美元。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历史趋势下，美国大幅降低粮食出口税，实行国家补贴以刺激农业生产。到1957年，美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72%，主要出口日本、韩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
——据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次“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美粮食政策存在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为“中兴”需要，同（治）光（绪）时期，清政府重视发展救助事业。受欧美传教士在华开办慈善医院、育婴堂、聋哑学校等的冲击，清廷大力兴办救助机构。深受乐施向善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官员、富商掀起出资开设粥厂、善堂、善会的高潮；族田义庄也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救助功能。与清朝前期以“养”为主救助方式不同，西方教会更注重“教”（如宗教、职业教育）和“工”（如木工、制鞋、雕刻等手工技艺的培养）。有鉴于此，1878年，在李鸿章提议下，清政府在直隶、山东、贵州、四川等地创设的工艺局普遍发展起来。
——摘编自刘悦斌《晚清时期社会救助事业的新特点》
材料二 183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内容主要包括：缩小救济对象和范围；实施“济贫院检验”和“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检验”原则旨在使申请救济的穷人到济贫院中接受救助；“劣等处置”原则旨在通过降低救济水平至有工作的劳动者的水平以下，并通过济贫院严格的“监狱式”管理，使被救济者能够勤奋工作以早日走出济贫院实现就业。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描述说：“这个监狱让这些社会的残渣（穷人）都变成了金钱。”
——摘编自王丰《恩格斯对“济贫法”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1)据材料一，指出晚清社会救助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社会救济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颁布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与晚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英国社会救济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新中国与英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二战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医疗卫生成就的意义。
材料 消除贫困既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和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自主经营，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贫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为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十三五”期间，全国贫困人口每年净减少1000万以上，让贫困群众真真切切过上了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2021年，我国终于整体上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同时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摘编自马振清、李明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之治》
(1)根据材料，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能取得脱贫攻坚伟大胜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