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浙江地区文明发育较早。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形成过早期工商强国的典范。范蠡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农商俱利等，为后世提供了“重商厚利”的理论渊源。魏晋以来，由于南北经济重心转移，浙江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区域社会工商业相对发达，城市商品经济活跃。近代以来，由于发展的外部环境骤变，浙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商业文化得以重塑。

——摘编自江宏《近代浙商与浙江经济的近代化》

材料二   明清以来，龙游商人对聚集起的大量财富，大多用于置豪宅、建祠堂、量族田等。一部分龙游商人具有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即使在年轻时把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在年老时，也会将资产变卖，回乡买宅置田。龙游拥有许多书院，教授的内容以传统重仕轻商思想为主。另外，太平军战后经济尚未恢复，社会动荡不安，龙游商人不肯冒风险，宁愿在本地做些小买卖，而跟不上外界的时代变化。龙游商帮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蹶不振以至走向衰落。

——林利平《龙游商帮蔚然勃兴与黯然落幕的镜鉴价值》

材料   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事实上，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历史表明，“西方”的概念是必要的。第一，当欧洲人越过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第一点中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对于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来说，“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即沙俄帝国。因而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并不困难了。而对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而言，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

——摘编自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