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截至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公本位”、集体本位，而不是“私本位”、个体本位。某种程度上，正是“公本位”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儒家传统主张“修齐治平”一体。齐家之本在于修身，治国之本在于以国为家。《礼记》讲“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强调对百姓要“如葆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一言以蔽之，“修齐治平”之道在于克私奉公、视家如己、视国如家、视天下如国、与天下人同其忧乐。“公本位”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追求整体性福祉，强调社会公平，扶助贫困群体。“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成为“王道”政治理想。经过两千多年传承，“公本位”的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根基。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曾经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贫困人口，彼时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建起集体化体制和单位体制，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还构建了一个广泛可及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令绝大多数人可享受基本医疗卫生、初级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这些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奠定下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前的经济增长使民生水平快速提高。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难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减贫的一大可贵之处，在于创出了一种减贫的中国模式、闯出了一条减贫的中国道路，即超越了传统的以赋权为中心的模式，而以赋能为中心，通过运用综合机制，动员各方力量，提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参与发展的机会和能力。

在这种减贫模式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通过有组织的乡村扶贫、乡村振兴，打破过去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相对孤立的“原子化”状态，极大提升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通过构建乡村合作社等机制，吸引外部资源参与乡村建设，使乡村形成发展共同体，增强协同发展能力；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贫困地区推行产业扶贫，使贫困人口具有更多提高收入的机会；通过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提升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实现“授人以渔”；通过普及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由此可见，赋能式扶贫主要是一种发展支持政策，长期强调既要“输血”，更要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即内生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内生脱贫。

中国的减贫成就，对本国而言意味着人民福祉的重大改善，标志着国家发展的里程碑；对世界而言，意味着“贫困恶魔”并非不可战胜，这无疑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鼓舞与激励。

(摘编自鄢一龙《脱贫攻坚：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与西方不同之路》)

材料二:

“十四五” 规划指出，新时期要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把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起来，激发农民内在活力，引导广大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乡村振兴。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才能真正落实、落地。

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当前“农民”的特点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与人口流动，我国农民逐渐分化出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兼业农民、农民工、商业型农民等群体。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提高认知，充分挖掘不同农民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如留守村庄的传统农民，一般年龄较大，是对农业与村庄历史最熟悉的人群，是乡村发展最好的“乡愁”文化资源;新型职业农民，是产业振兴与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兼业农民与农民工是弥补乡村振兴人才不足的主要人力资源；而经商型的农民精英，则是一批有能力为家乡发展建设建言献策、出钱出力的“新乡贤”。

其次，要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与能力。乡村振兴战略涉及乡村产业发展、村庄治理、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组织振兴等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要求更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宣传，使农民群众真正明白乡村振兴与自己的切身关系。另外，要把农民主体意识培育与乡土文化重塑相结合，发扬乡土文化黏性，把分散的农民群体通过家乡情凝聚起来，以故土情怀提升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政府还要构建公益为主、市场为辅的常态化农民教育培训机制，把传统培训与远程教育相结合，加强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经营管理能力、组织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培养，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素质与能力。

另外，还要创造有利于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环境。一要完善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制度。如加大农业农村财政预算支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政策体系，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质量；完善农村金融、保险、土地、产业扶持等政策，构建农民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等。二要优化农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平台。例如在村庄规划、产业振兴、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等工作中，为农民群众提供表达建议的渠道和参与的平台，真正实现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受益权。

(摘编自唐丽桂《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戏衣

聂鑫森

农历的六月初六，民间称之为晒书节。

江南悠长的梅雨季节早已过去，到了晒书节这一天，读书人把书拿出来晒，去霉祛湿，书香满院。晒书节晒的当然不仅是书，还有被褥、衣服及其他该晒的什物。在古城湘潭，家家都遵循古俗，格外珍惜这一天的阳光。

今天是星期日，来加班的高声，正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发愁。

高声是个优秀的小生，自从当上团长，天天想的就是怎么让京剧团红火起来。现在京剧团真是凄惨，只有几出让人看厌了的戏，经济效益差，人心也散了。几个月前，他请编剧，将老本子《西厢记》改写成青春版的《红娘》，人物不变，名段不变，力图在音乐、服装、道具上符合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戏排好了，专家都赞不绝口，只对戏衣特意交代，要重新设计，既要古典，又要时新，要让人眼睛发亮。弄好了，争取一炮走红。

说得简单，钱呢？光戏衣就要十几万，文化局没资金，拉赞助没门路。“怎么办啊！”

就在他连连叹气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寇晓丹打来的。

“小高啊，我快退休了。今天想请你、演红娘的文雯，还有操琴司鼓的几个乐手，十点钟，带上乐器到我家来一趟好吗？”

“好……吧。”

他不能不重视这件事，谁都有退休的这一天啊。可为什么还要演员、乐手带乐器去呢？

寇晓丹是团里的检箱人。京剧后台设有大衣、二衣、三衣（靴包）、套帽、旗把五个“箱口”，演员需要什么东西，由检箱人拿给他们并帮助束装；演出完毕，再由检箱人分类清点入箱。寇晓丹把这些烦琐的事，做得认真细致，从不出乱。平时她满脸微笑，话语轻柔，再傲气的名角也对她尊重三分。她原是花旦，眼看着大红大紫时，一场大病让她倒了嗓。不能成角儿了，她就当起检箱人。一辈子没结婚，孑然一身，一干就干了三十年。

准十点，这一群人都站在小巷中这个庭院的门外了。高声正要敲门，院门忽地开了。

寇晓丹笑吟吟地拱了拱手，说：“惊动各位的大驾了，请进！”

一进门，所有的人都惊得敛声屏气，眼都直了。

院里立着好几个高高的木架，木架上横搁着长长的竹竿，竹竿上晾晒着五彩斑斓的戏衣，蟒、靠、帔、褶，竟有两三百件。戏衣“上五色”的黄、红、绿、白、黑，“下五色”的紫、蓝、粉红、湖色、古铜色，交相辉映，炫人眼目。

文雯惊叫起来：“寇老师，您居然收藏这么多戏衣，今天晒霉，您是让我们来开开眼？”寇晓丹矜持地一笑，说：“大家请坐，让大家来是请大家吃个饭。”

高声说：“您要退休了，应该团里请客，怎么还让您破费？”

“团里困难哩，由我做东吧。新排的戏多好，可惜没钱置办戏衣。这些戏衣，大部分是我那铁杆戏迷的爹收藏又传给我的，其余的是我自个儿置办的。可惜式样老套，青春版的《红娘》用不上，要不，我都捐给团里。

院子正中的大树下，摆着一张八仙桌，大家谦让着围桌而坐，默然无语。

文雯的眼圈忽地红了。“我都想改行了。有模特队找我加盟，可我不甘心啊！”

高声坚定地说：“这个戏一定要演下去。家里还有几万存款，再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十万……”

寇晓丹连连摇头，说：“不行！戏衣的钱，我有办法了。”

大家都直瞪瞪地看着她。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晒这些戏衣了。我爹收藏戏衣，是因为他太爱京戏了。我呢，不能上台唱戏啦，看着戏衣算是我最大的安慰。京戏是我的命根子啊！”

说着说着，她眼泪也出来了，连忙揩去。

“团里缺钱，我不能袖手旁观。这些戏衣，我卖给外地的一个收藏家了，二十万，全捐给团里。约定明日在这里钱、货两清。”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高声说：“这怎么行？就算团里借的吧。”

“不！若是借给团里，你们有了压力，戏还怎么能演好？是捐给团里！我一个老婆子，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文雯嘤嘤地哭了起来。寇晓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柔声说：“小文，别哭！我还有件事拜托你们哩。我要退休啦，这么多年，就没当着人唱过戏，今天劳烦大家陪我彩唱《红娘》中的几段，再让我过过戏瘾，好吗？”

“好！好！”

“那我们化妆、穿戏衣去” ……

锣鼓声、京胡声响了起来。晾晒戏衣的庭院成了舞台和布景。年过五十的寇晓丹，此刻成了风情万种的崔莺莺。

忽然院门外，传来一片叫“好”声。原来巷里的老少爷们，被锣鼓的声响引来一起听戏。高声忙把人都请进院来。今天寇晓丹，正正经经地面对众人唱一回戏……

青春版的《红娘》，轰轰烈烈地上演了，红了大半边天。

退休了的寇晓丹，早就搬出了那个世居的庭院，悄悄地住在城郊两小间简陋的平房里。

一天，文雯哭着跑到办公室，“高团长——寇老师没卖戏衣，卖的是那个庭院。她现在的住房是租的！”

高声沉默了一会，朗声道：“我们都像她一样，这京戏不兴旺才怪！”

（有删改）

6 . 围棋，又称为“弈”。围棋的“围”是围而相杀的意思。“棋”即棋子，行棋的特点是围而相杀。故称“围棋”。先秦关于围棋的记载很少，偶有提及也是把围棋看作一种游戏，并没有涉及对围棋义理的探讨。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可见，孔子也只是把围棋当作一种需要投入心智的游戏。秦汉时期，社会热衷博戏活动，博戏变化简单，与技艺性强、需要更高修养的围棋相比，更易被大众接受，于是出现了“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现象。班固有感于以上现象，作《弈旨》以弘扬弈道。在《弈旨》中，班固提出了围棋之设乃效天法地，围棋之行乃模拟天地之运。经过这样的解读，围棋之义理得以确立，并实现了与《周易》道的相通。

东汉李尤在《围棋铭》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阴阳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可以以阴阳变化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围棋子分黑白，古人把直观的黑白棋子与阴阳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之事。“棋法阴阳”，除了指出黑白棋子象征阴阳这一表象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含义。《周易》卦象的基础是阴阳二爻，阴阳二爻按照阴阳二气的消长，排列组合形成卦象；围棋棋局的基础是黑白棋子，黑白棋子依照弈者的构思相互作用，勾连列布形成棋局。二者形式相近，不同之处在于阴阳二爻的变化是阴阳二气消长的结果，黑白棋子的列布则是弈者构思的产物。“棋法阴阳”，就是指黑白棋子的列布应符合阴阳消长的规律。这一观点的提出，明确了弈者对棋局的构思应当效法阴阳消长之道。

清人翁嵩年在《兼山堂弈谱》的序言中说：“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强调了变易在围棋中的重要地位。翁氏关于“弈”之变易的论说源自《周易》变易思想。变易思想也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周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变化着的，而围棋最明显的特征及最精妙的所在也是变化。 《棋经十三篇》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周易》中变化的具象是易卦，易卦是变化无穷的，可以用易卦的变化无穷来解读围棋的变化无穷。

围棋的棋子无级别划分，无功能规定，决定棋子作用的是“时”和“位”。在《周易》中，“时”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四时”之“时”；一是“待时而动”之“时”。“四时”之“时”和“待时而动”之“时”，二者都与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一定的“时”，就应该有一定的变化，这样才是遵从天道。“位”则指阴阳二爻在《周易》六十四卦卦体中的位置。《周易》以卦的形式模拟客观世界，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应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如果位置关系发生错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当位”与“得位”就成为《周易》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周易》中，“时”和“位”是天道运行的体现。围棋境界的高下就在于对“时”与“位”的把握，“时”来能趁“时”而动就会有所得，棋局的进程就是在天地之间以“时”为条件不断选择“位”的过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周臣传》中说：“治国譬之于弈，知其用而置得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欧阳修用围棋“当位”与“得位”比喻用人要把他放在确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围棋经由《周易》哲学思想的解读，建构了与《周易》道相通的围棋之道，围棋也被赋予了哲学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围棋之道确立后，其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产了深远影响。魏晋时期，围棋成为魏晋风流的标志之一。到了唐代，围棋正式与琴、书、画并称，成为文人修养的象征。

（摘编自张东鹏《中国哲学与围棋之道》）

刘元振字仲举，黑马长子也。随父入蜀，立成都。会商、邓间有警，命黑马往镇商、邓，以元振摄万户，时年方二十。既莅事，号令严明，赏罚不妄，麾下宿将皆敬服之。宪宗伐宋，驻驿钓鱼山，以元振与纽邻为先锋。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廉希宪、商挺奏以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宋沪州守将刘整密送款求降，黑马遣元振往受之。诸将皆曰：“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沪南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遂行。黑马戒之曰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泸，整开门出迎。元振弃众而先下马，与整相见，示以不疑。明日入城。元振释戎服，从数骑，与整联警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赐将士，而归还其男女。宋泸州主帅俞兴率兵围泸州，昼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几陷，左右劝元振曰：“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元振曰：“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将尽，杀所乘马犒将士，募善游者赍蜡书至成都求援，又权造金银牌，分赏有功。未几，援兵至，元振与整出城合击兴兵，大败之，斩其都统一人，兴退走。捷闻，且自陈造金银牌罪。帝嘉其通于权变。赐锦衣一袭、白金五百两。入朝，又赐黄金五十两、弓矢、鞍辔。黑马卒，元振居丧，起授成都军民经略使。至元七年，时议以勋旧之家事权太重，宜稍裁抑，遂降为成都副万户。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讨使。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节选自《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