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材料一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铿锵有力，重若千钧，激起广泛共鸣。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更标定了我们“向何处去”的精神路标。文艺界应以更加多样的艺术形式，以更加丰富的文艺作品，展现红色故事，激活红色血脉，这是让更多人发现历史、传承精神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张砥《用厚重的作品传扬共和国的红色》)

材料二

当被问及“你对我国革命历史传统的认识程度如何”时，约七成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认识较肤浅。如此低的认知率凸显我们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方式存在问题，“蜻蜓点水”般的传播难以撼动人心。要使革命传统教育在当今时代继续焕发光彩，大学教师必须要转换思维，与学生主动交流，与生活紧密结合，其时效性才能真正提升。互联网乱象丛生，然而，教育工作者并未对此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在以大学生为主体、革命传统教育为客体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对于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而言，既是无处不在的挑战，更是迎面而来的机遇，迫切期待政府、社会、行业、高校、个体等各方用实际行动去回应。

(摘编自檀江林、王帅《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现状与对策探析》)

材料三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与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要充分阐释红色文化的内涵，讲好红色文化故事。

通过查证史料、寻访革命遗址、访谈老红军老战士等方式，抢救性记录革命历史事件，让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目前，红色歌谣、红色经典书籍、红色影视剧等，已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

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们在历史的发生地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充分利用声光电技术，重现当年的革命情景，以震撼的力量发挥影响作用；通过举行学术研讨会或英雄事迹报告会，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开辟红色旅游线路，提升讲解质量，打造传播文化自信主战场；邀请老红军、老战士等走进校园，让青年学生接受心灵洗礼，激发“忆光荣传统，当红色传人”的热情。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以启蒙式、启迪式的教育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喜闻乐见的教材，让青年一代的纯洁心灵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思想和品德受到锤炼。

(摘编自《传承红色基因　以革命文化培育新人》)

材料四

从2017年9月1日秋季学期起，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审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将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在强化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语文教材收录了大量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教材中既有叙写老一辈革命领袖的文章，也有描绘革命英雄人物的篇目，以及记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的篇章，还有鲁迅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历史教材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史实，涉及老一辈革命家40多位；完整介绍了中国抗战14年的史实。道德与法治教材讲述了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等具有代表性的内容，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摘编自《中国“14年抗战”历史教材将于9月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必须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必须树立大种业观，不断推进种业创新。菌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大力发展菌物种业是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高度重视菌物种业振兴，推动菌物种业蓬勃发展，这对于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食用菌资源丰富，有几千年的采摘、食用和生产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用菌产量由1978年的5.8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4000万吨，增长近700倍，产量、出口均占全球70%以上。食用菌产业符合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循环经济理念，发展食用菌产业是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天，食用菌不仅是餐桌上的一道菜，而且已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时，点赞当地特产柞水木耳——“小木耳，大产业”，这也是对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虽是菌物资源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出口大国，但还不是食用菌强国。目前，我国食用菌产业领域多项技术仍有待突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菌种培育技术。解决菌种培育“卡脖子”问题，保障食用菌种源自主可控，重在加强食用菌种业源头创新，切实做好菌物种质资源普查，强化珍稀和濒危菌物资源的保藏保护、良种繁育及其生物转化研究，抓紧建立国家级食用菌种质资源库，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菌物保藏保护、基础研究，菌种创制创新高地。重点疏通生物育种应用的“卡点”，加强学科统筹和资源配置，实行“揭榜挂帅”机制，有效调动科研机构、食用菌企业科技人员育种的积极性，着力创制一批遗传背景丰富、关键性状优异的核心菌物种质资源，构建系统化、流程化、规模化、信息化的分子技术育种体系，育成一批在产量、品质、抗病性、抗逆性、加工特性等方面具有重大突破的新品种。不断提高我国食用菌产业竞争力。种业产业要上去，龙头企业得上去。当前，我国菌物种业龙头企业还不够多，育种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需要进一步加大菌物种业投入，推动科企合作，加强菌种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动生物育种成果及时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产业兴旺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李玉《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材料二：

2022年2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调研《耕地问题调查》，对如何守住耕地数量和质量红线进行了深入报道，引发了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卢景波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国家粮食安全和百姓“米袋子”的基础。《耕地问题调查》揭示耕地问题现状，以及耕地保护的痛点难点，提出了开展耕地保护的思路、措施和建议，对推动下一步耕地保护工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卢景波表示，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切实端牢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力保障。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进一步加大对耕地保护，面积产量、收储调控、应急保障的考核力度。同时，加快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进程，持续抓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贯彻执行，提升粮食依法治理水平。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做好粮食保供稳价。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党政抓粮“两个积极性”。创新完善粮食流通监管，守住管好“天下粮仓”。自然资源部国土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卢曦认为，报道对现行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梳理清晰、脉络顺畅，观点极有针对性。特别是围绕为何保、怎么保，保在哪等关键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保护耕地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前，全球谷物跨境贸易量每年8000多亿斤，只占我国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多，大米跨境贸易量约900亿斤，只有我国大米消费量的三分之一。18亿亩耕地红线是经科学测算和反复论证得出的，是14亿多中国人的生命线，这就是必须坚守耕地红线的道理。在粮食供需紧平衡状态下，中央出台措施不断保护耕地，才能确保人民衣食无忧。

（摘编自乔金亮、黄晓芳、刘慧《保护耕地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材料一：

作为坐拥“青少年”和“粉丝”两种身份的社会个体，青少年粉丝富有主动创造的激情，却又被打上了叛逆浮躁的标识；他们既是媒介化社会中积极主动的弄潮儿，却又经常在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下演变为被动无意识的“群氓”。对青少年粉丝而言，偶像崇拜几乎是其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心理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特殊时期内青少年的一些心理缺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伴随着粉丝的扩张，我们也看到，诸如情感冲动、心理偏执、消费狂热等负面行为也充斥于青少年粉丝行为中。对青少年粉丝而言，他们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和所呈现的现实缺乏辩证的认识和思考，由此，很容易“跑偏”。

要想对青少年粉丝进行引导，就必须借助于媒介素养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媒介化社会来临后，媒介素养被誉为是和“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对青少年粉丝的引导，既要着重培养青少年粉丝对媒介中偶像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还要引导他们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媒介传播中来，参与多元化的媒介实践。

首先，学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学校应该把媒介素养纳入基础的正规教育体系，根据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学生的不同情况，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提高学生对媒介世界中偶像的批判认知能力。譬如，可以在分析信息这一授课环节加强对偶像文本的分析，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观看偶像的作品、访谈、广告等，在共同的讨论中帮助学生从媒介分析的角度理解偶像，对偶像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全方位地认识偶像。

其次，家庭也应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家长在面对拥有粉丝身份的孩子时，应在跳出“保护主义”倾向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全面认识孩子所崇拜的对象。家长可以让孩子多接触媒介中所呈现的正面的、积极的形象，为其讲解这些偶像人物是如何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以此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同时，家长也可以让孩子了解社会上已发生的不良追星“惨剧”，让孩子能够真正体会到过度追星行为的负面影响；此外，父母应适当参与孩子的媒介使用行为，制定合理的媒介使用时间表，同时鼓励孩子进行多样化的媒介参与，逐步培养并发展孩子的多元兴趣，防止偶像崇拜成为孩子生活的“主旋律”。

最后，媒体也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青少年粉丝的重要力量。对媒体而言，媒体在塑造偶像时应更加注重他们的道德品质，树立一些勤奋、乐观、坚强、向上的榜样，消解偶像的神秘色彩；应通过宣传明星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来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媒体也不应忽视对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杰出人物的报道，使这些人也能够成为青少年效仿的对象。

（摘编自蔡骐《媒介素养教育与青少年“粉丝”的引导》）

材料二：

对于年轻人来说，“粉”什么、怎么“粉”就非常关键。需要看到，不少人对粉丝群体还有着相对负面的印象，将其等同于“缺乏理性”。在现下，也有少数粉丝因对明星的狂热爱好而做出不良行为，如漠视隐私、扰乱秩序等。这提示我们，对社会来说，要提高包容度，接纳和规范粉丝文化的发展，引导年轻人去追积极阳光、富有内涵的“星”；对粉丝群体来说，形成健康的粉丝文化，有赖于每个人用理性的行为、礼貌的举止、文明的语言要求自己。

给粉丝文化以正面引导，需要在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基础上，放大其积极的一面。有人指出，相较以往，今天的粉丝群体是一种“参与式”“陪伴式”的追星。对这一热情加以正面引导，有利于鼓舞年轻人通过对标偶像，增添“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动力。

有调查显示，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自律性更强。一个粉丝有可能是一名勤奋的公司职员，也可能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一位充满想象力的绘画设计师。近年来，在各类粉丝群体中，粉丝们都表现出文明有序的自制力和良好的秩序感。在社会层面，从关爱听力障碍的儿童到改善贫困山区儿童的学习环境，从为城市的清洁工们送上免费午餐到捐赠爱心图书，粉丝们带来的正能量逐渐呈现和放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让‘爱豆’（粉丝对偶像的称呼）和我们一起变得更美好”。

粉丝们的心声，也要求明星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成为年轻人在各方面的“偶像”。比如，有的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读好书，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也让名人名著被更多年轻人喜爱；有的明星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还有的粉丝在明星的带动下，参与到环保、公益等公共事业中去，让人们感受到充满温暖和阳光的粉丝群体力量等等。期待更多粉丝借由共同喜爱的偶像聚集在一起，营造更多彩的娱乐景观、形成更丰富的文化生态。

（摘编自周珊珊《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粉丝群体如何贡献正向价值》）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

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外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A．

B．

C．

D．

材料一：

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熟知的天象和星辰，通过观测，获得对于天时和季节的把握。古埃及人特别重视天狼星，玛雅人对金星研究较深，爱斯基摩人最关心的大约是关系极昼极夜变化的太阳运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北天极一带的北斗七星曾是最受注目的星辰之一。生活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的中国古人，夜晚向北眺望，北极周围有一带永不下沉的圆形旋转天区，这个区域，现代天文学叫“恒显圈”，中国古天文学称其边界为“上规”。其中随天旋行有几颗璀璨的星辰，名为北斗。经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古人已渐渐掌握了观测北斗以确定多种时间的技巧，使北斗星成为一个永悬天际的巨大时钟。

北斗共有七颗星，因此常被称为北斗七星。北斗星之得名，源于它像古代的斗，七星的排列形状似商周时期青铜古斗，故《诗·小雅·大东》曰：“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北斗星分为斗柄与斗首两部分。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曰：“斗第一星至第四星为魁，第五星至第七星为杓。”即以斗首为魁，将斗柄称杓。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以网络天地的方法进行计算的。对于大地的网络方法是方格计里法，这在古代地图中已经得到证明。而对于天文的网络方法，也早已经出现。我国至少战国时代已经建立了近似于天经天纬的框架，并以之测定星辰的天文坐标。就网络而论，渔猎所用之网，上有一可以提控全网的总绳索，其名为“纲”。而处于北天极一带的北斗就是控制天文网络中的纲，被称为“天纲”，或书作“天罡”。有纲则必有网，古人称“纲举目张”，目就是网眼，故北斗在天空旋转也有旋天纲之说。由于地球环绕太阳公转，形成了太阳在黄道上移动的现象，这使北斗也在一年中与太阳间发生了不同角度的变化，古人因此而生出以斗定时之法。

黄昏时刻，观测北斗星柄的指向可以断定当时的季节。这种观测法被《鹖冠子》记载了下来：“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淮南子·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初昏，斗柄指寅；二月初昏，斗柄指卯；……十二月初昏，斗柄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这样，通过初昏观察斗柄指向，即可定出月份。

北斗还被古人用来指二十四节气。《淮南子·天文训》中讲到其法：“斗指子则冬至……加十五日是指癸，则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这种斗柄所指的循环，历经二十四向，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相应。

北斗星在北天旋转，是因地球自转形成的星辰绕极周日视运动，一日一夜即“跑完”一周。所以，观测北斗指向在一天之中的变化位置，就可定出时辰。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天文观测体系，如日之影长；月之盈缺；太阳的黄道运动；恒星的中天测时；岁星纪年以及辰星正四时等，北斗斡旋运动也是其中之一。明珠般的北斗七星，在我们先辈的眼中，就是一座举首可见的巨型天文钟。

（摘编自秦建明《北斗七星与斗建考》）

材料二：

北斗系统是党中央亲自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全线克服种种困难，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凭着追求卓越的精神实现了“弯道超车”。

同样是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俄和欧盟选择“一步建全球”。我国起步晚、底子薄，明智选择分步走。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组织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试验系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2012年建成北斗二号区域系统，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建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实现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全球梦”。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所采用的轨道星座构型相比，北斗系统独树一帜。北斗一号建设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提供导航定位服务。北斗二号系统充分继承北斗一号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导航定位覆盖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兼有中圆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北斗三号系统将“混合星座构型”发扬光大，建成拥有24颗中圆轨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了全新范式。

在功能服务上，北斗系统也有自己的特点。除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能进行短报文通信，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如今，北斗三号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送能力一次提高近10倍，支持用户数量从50万提高到1200万，而且能实现40个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以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抚今追昔，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来之不易。从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建设者聚力托举，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有了“北斗”，中国人问天、巡地的底气就更足了。

（摘编自《中国北斗全球梦圆》，《人民日报》2020年8月1日）

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启迪思想、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在多重文化意义之下重叠的生活世界里架起不同解释之间共同认识的桥梁。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融通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文化与民族、国家、世界关系的真理性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打造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屋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建设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秩序；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具有天下意义的共同发展平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对跨文化交流的世界哲学的贡献是以文明对话论突破和超越文明等级论。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方法论互学作用。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拥有有效接受对象、其价值得以传递时，才意味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论需要把“什么是”和“怎么样”结合起来，构建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在“时间同质化、空间一体化”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哲学工作者一方面要在文化各个层面展现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生存智慧、精神特质、文化血脉；另一方面要融入并丰富世界价值共识，及时地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而有利于推动营造中国当前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关于文明本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多彩、平等、包容”的中国思维，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概念范畴；关于文明关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交流、互鉴、共存”的中国主张，为跨文化交流丰富了内容范畴；关于文明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建构“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为跨文化交流指明了方向性目标。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叙事模式互鉴作用。叙事是实践诠释学的基石，它可以更加直接地呈现和把握实践的个别性和异质性。比如恩格斯在考察18世纪的英国状况时提出，德国人继承的是基督教唯灵论的传统，法国人继承的是古典唯物主义的传统，英国人则是这两种不同传统的混合。可见，任何一种哲学叙事模式与其要发挥的社会作用和继承的哲学文化传统相关，任何一种哲学的民族特点也都与社会作用、与继承的哲学文化传统相关。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叙事模式，首先，要关照当代中国面临的突出文化问题，比如历史虚无主义等对当代青年学生的影响；其次，要深耕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系统的概括梳理，这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进行规律性探索；再次，要更好地构建中国精神，宣传好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中国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

（摘编自尹红英《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